压力是一种无形的怪物，是无休无止的担心和忧虑，工作的辛苦、身体的疲惫与它相比都微不足道。由于我工作的不稳定性，我没有一天能暂时逃脱掉压力的吞噬，每天入睡前都在着急地想，如果明天没有工作，这个星期就不能交给斯考特足够的钱，他就会马上去领救济，所有的这些辛苦就终将是白费……在这方面斯考特没有表示出任何体谅的态度，没有说过一句安慰的话。他让我坚信如果今天我拿不出足够的钱，或者是由于什么小事惹得他不高兴了，明天他就会去找政府。

 
　　以前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过看人脸色的生活，几次看见斯考特那副安然自得的样子，我的心里总是冒出一股火来，对自己说，老子不干了，签证不要了，什么大英帝国，去你的吧！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竟然一直忍了下来。这一点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这一张签证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要在这里过着这样的日子？问来问去没有答案。

　　我的乐队这时已经有了相当的起色，被一位有名的乐评人看中以后在报纸和电台大做宣传，也签下了与唱片公司和经纪人公司的合约，出版单曲以后开始在伦敦和其他城市小有名气。或许是东方女孩对于这里的观众来说既新鲜又神秘，每次演出都会出现疯狂的场面，造成一阵小小的轰动。但我们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每个成员都有一份跟音乐完全无关的工作来养活自己，这在伦敦的音乐圈里是很普遍的事情。我的生活仿佛被分割成毫无关联的三个部分，由我扮演着截然不同的三个角色：舞台上傲视一切的艺人，白天挥汗如雨、没有姓名的打工者，还有从前生活中那个真实却已经遥远的我。

　　我的乐队曾经应邀参加拍摄后来去戛纳参展的电影《冷鱼》(ColdFish)。那一天我穿着一件VivianWestwood设计的上衣，站在舞台上辉煌耀眼，几乎震慑了台下所有的工作人员，赞美和欣赏的目光不时向我投来。最后一组镜头拍完是早上六点，导演和摄像把我亲自送上车，握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和我再度合作。一夜没睡的我匆匆回到家里，换上工作服，立刻坐公共汽车去医院开始一天的工作。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两种身份的突然变换像是幻觉，但它却是我无法逃避的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