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地，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事件不仅造成了世界贸易大厦的倒塌，也不仅造成了纽约下城都市风景的彻底改变。九一一事件后遗症诸多，其中的一条就是美国在境外实行了严格的签证发放程序，这对于成千上万的准备以H1，J1工作签证，或者J1，F1学生签证的中国学者学生来说，他们的“西行之途”较之九一一之前更加困难重重并且艰难曲折。

美国目前实行的这一签证措施不仅影响到第一次签证者，而且影响到了一些在美工作学习的中国学生学者，比如说耶鲁大学的朱恒因（音译，Zhu Heng Yin)便因无辜成为这一措施的受害者而上了《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曾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并在美国顺利拿到博士学位的朱恒因离开美国前在耶鲁大学分子生物系工作，持有H1工作签证。因一时疏忽，他的H1签证过期了。当时，他是分子生物系系主任，著名分子生物学家麦克/施奈特（Micheal Snyder）实验室里的科研顶梁柱，他的文章在最具权威的《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上发表，并且他还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申请到一个一百五十万的研究基金。他的老板施奈特对他赞誉有加，称赞朱恒因是不可多得的人材，没有他，实验室蛋白质工程这一摊的研究工作就玩不转。在这样的情形下，朱恒因几乎没有多想，便于去年春天回到北京打算再签H1，很快回来。谁知这一去便是十多个月，新签证似乎遥遥无期。他不是被拒签，而是等待背景检查（under review）。

罗格斯大学肿瘤研究中心的周仁平教授读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后，不由得拍案而起。无独有偶，在周仁平教授的实验室工作的博士后石冠方（音译，Shi Guan Fang）也是一位H1签证的持有者。他于去年年底回国探亲，结果也是无法按时回来。等待签证的理由同样是背景检查。周教授介绍说，石冠方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便到他的实室来工作，已经工作一年多了。因为来美后尚未能回国探亲，思乡心切，而他的H1签证手续齐全，并还有一两年的有效期，所以轻松地踏上回国的路程。本以为拿着H1的批准通知（Approval Notice）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签证是“小菜一碟”，谁知石冠方被告之材料将被送回美国华盛顿特区去做审查，请他等候消息。眼看着一等就是二个月，到目前还看不到一点点被签希望的光明，石冠方计划中的回美生活工作计划全部被打乱了。

身为石冠方老板的周仁平教授很为石冠方博士打抱不平：石冠方是从事科研工作的高级技术人才，与所谓的恐怖分子根本沾不上一点边！这种以严防恐怖分子为目的的背景检查把高级科研人员都拒之于美国大门之外，对美国有什么好处！

的确，美国的科技研究工作，尤其是数学，物理，生物，工程等专业，一直大量依赖于“外援”--外国的研究人员。美国本土的学生大多不喜欢读理工科，尤其纯理科。美国大学里的研究生院每年把三分之一的博士学位授予了“外国人”--非移民签证的持有者。这种现象在美国大学的各个实验室里更是明显。

新州著名的移民律师王维城先生精办各类签证移民案件，他对目前的情况深有体会。他说，美国的签证程序有问题，许多科技人员成为无辜的受害者。这种案件不仅中国有，印度也有，因为中国和印度是输送高科技人员到美国最多的两个国家。

在新州另一位移民专家胡知宇律师事务所的范大卫（David Fan）对美国控制前者发放有比较理智的解释。九一一事件之后，移民局备受压力，不得不以采取各种新措施来安定民心。不过，措施易定执行难通是目前的问题所在。一来各个政府部门之间扯皮，有些所谓的背景检查是要移民局点头，而另一些需要国务院，或者司法部批准画圈。这中间转来转去便无头无绪案了。二来是技术上的困难。虽然美国说把出入美国的所有人都登记在案，建在一个完整的数据库里，到时把人名一打进数据库，关于这人的所有信息就出来了。听起来不难，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数据库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不同的数据库之间又有许多是否兼容等问题，这使得一个人的资料可以分放在多处。真正要找全一个人的资料的确需要花费一定的功夫呢。

在北卡一家公司里工作的王毅持有H1签证，在得知敬爱的父亲病重的噩耗之后，立刻飞往加拿大，办理了反签手续并得到了批准。这样王毅没有签证的后顾之忧，回国之后，可以一心一意地守在父亲的病榻前，尽一片孝子之心。对于为什么专门飞一次加拿大（也有许多人去墨西哥反签），王毅说，不敢回去（北京）冒险。

不过，去年美国国务院对第三国签证也做出了新规定。从四月一日起，在美国的外国人还是可以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境内的美国领事馆去申请回程签证。但是，一旦签证申请被拒绝，原本可以凭有效的I-94卡回美的途径被堵死了，结果是拒签后在第三国无法回到美国。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刘强领事指出，最近确实有一些中国学者学生回国探亲返美签证出了问题。有一位学生曾与他联系，对于不能按时回来读书万分焦虑。当问到领事馆是否能做一些事情来帮助这样的学者学生时，刘强领事回答，不是不想，但是很难。这是美国对外的政策，并非只对中国一个国家。

问题是，正如王维城律师指出的那样，中国和它的邻邦印度因签证数量之大而受害深重。

罗格斯大学的周仁平教授说，这个问题在九一一之后比较突出。我知道医学院还有一位学生圣诞节回国，结果签证出了问题。还有，我本来邀请了一位北京的科学家到我的实验室来做短期访问，结果迟迟不能成行，签证就是下不来。

这种情形决不是仅仅发生在周仁平教授一个实验室里。去年无数在美国召开的学术会议都备受打击，很多境外报名参加者根本无法参加会议。去年十月份在特克萨斯州的休士顿召开的世界空间研讨会，一百多位外国代表没有按时得到签证。

一位名叫离乡客的网友提到他的两位原国内研究室的同事都收到了美国的邀请，一位拿到宾州州立博士后的offer，去北京签证了两次硬是签不下，后来无法只能去了欧洲。还有一位拿到的是某国家实验室的offer，此国家实验室是与武器、安全研究关系最远的一个。夏天就去签证，被告知要复查，一直查到今年年初签证才下来。

每年签署七百万个签证的美国国务院不愿对签证的积压问题做任何说明，他们只是说，他们意识到了有些拖延问题，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他们将尽力加快速度。

对于象朱恒因博士或者石冠方博士等这样的个例，国务院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他们的原则是不讨论个案。

精通移民问题的范大卫对持有H1签证的中国学者的忠告是：思乡心切可以理解，不过回国之事还是应该三思而后行。如果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情，尽量别回去自找麻烦。

正在犹他大学读书的李泰勒（Tyler Li）今年夏天将大学毕业。他最强烈的愿望拿到大学学位以后回国看看。对于十五岁就离开父母来美的他，在美国的五年时间是他生命的四分之一，实在太长了。他很想回国看看疼爱他的父母亲人们，小学中学的老师朋友们，当然，还要品尝各种各样馋死人的地道中国饭菜。不过，在美的亲朋并不支持泰勒回国的打算，毕竟泰勒刚刚大学毕业，还想进一步在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对于持F-1签证自费读书的中国学生来说，跟持H-1工作签证的中国学者也差不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范大卫接着说，如果有事一定要回去，一定把一些必须的材料准备好。持H-1签证的，只是拿着H1的批准通知（Approval Notice）恐怕不够，最好把当时申请H1签证的资料复印件，公司的雇佣证明，工资单等一并带上。

当然了，就算把材料带齐，也很难保证不成为下一个朱恒因或者石冠方。尤其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布什总统决心与伊拉克开战，本拉丁等恐怖分子决心与美国斗争到底。这个时候，我们充分意识到，个人的命运与我们周围的环境息息相关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