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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留学垃圾”的讨论仍在继续，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记者采访了著名留学咨询专家徐小平先生。
学生的心灵需要呵护
记者：“留学垃圾”是一个非常刺耳的用词，您认为这种称谓是否恰当？
徐小平：我不喜欢这个用词，人是不能用“垃圾”来分类的，啤酒瓶子可以。尤其对于那些并非主动寻求留学失败，而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达到留学目的的年轻的孩子们，这样说更加不好。
但我知道，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记者(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是在看到留学领域里太多的盲目、陷阱、欺骗和失败之后，出于对许多留学生出国奋斗受挫的痛心和同情，才使用了这个词，为的是引起社会的关注。事实上，他的这个善良的目的确实也达到了。留学生出国事与愿违的现象，引起了社会更加广泛的关注，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就因此而在好几家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不错的建议。我想记者的这个用心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报道所引起的社会关注，也是值得肯定的。
新闻有新闻的运行规律，就留学生如何走好自己的留学之路，这条新闻为了唤醒人们注意，运用了这个有刺激性的词汇，并起到了它的作用。但作为留学咨询工作者，我们每天面对的，是活生生渴望成功拒绝失败的学生们，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心灵，不应该使用这个词。
留学生的主流非常值得肯定和骄傲
记者：据您所知，出现问题的留学生约占中国留学生中的多大比例？您认为其影响有多大？
徐小平：这么多年来一直从事留学问题的咨询，我知道出国学习后未尽如人意的状况毕竟是少数人。留学生的主流是非常值得肯定和骄傲的。有些人出国后会在某一阶段陷入低谷和困境，有时候会徘徊在成功与失败之间，但学生们都在努力，要完成家乡父老的期待和实现自己既定的梦想。所以，出现问题的并不代表大多数。
留学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之所以会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震动，是因为留学毕竟是关乎一个人终生发展的大事，即使一万个留学生中只有一个学生上当受骗、学习遭到失败，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更何况，出现问题的确实不仅仅是个别特例，就绝对人数来说，是足以令我们警觉和关怀的群体。
出国留学，一直是中国家长和学生最关注的热点之一。但“留学问题”的提出，提醒了人们并非只要出国就是成功，“出国”未必就是唯一的“出路”。它会帮助人们减少留学领域里确实存在的盲目性和浮躁性，使得留学奋斗向着更加理性和冷静的方向发展。我希望今后人们在追求留学时，能够反躬自问一声：我的留学计划合理正确吗？我会成为留学精品呢？还是会成为“留学xx”(我不想用这个词了)？
主要是不负责任的信息传播者和服务者们造成的
记者：有一些留学生到国外后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您认为从国内到国外，是哪些主要因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产生？
徐小平：主要是不负责任的信息传播者和服务者造成的。出现问题后，我们就去责备学生和家长，即真正的受害者们，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任何道理的。在中国，留学中介一枝独秀，合法并且值得信赖的中介固然很多，但到处都存在那种非法的、以“亲戚、朋友、熟人、关系”介绍形式存在的地下中介服务。在这一方面，可能是受害的人最多了。因为，合法的中介如果出了问题，你至少还可以投诉他们，但私下介绍出去的人，可能就哭诉无门了。
此外，中国社会开放程度依然不够高，信息流通还不够畅通，普通老百姓甚至许多知识分子家庭获取并辨别国外高等教育信息的能力不足。这就给各种形式的中介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温床。作为这些信息的传播者和服务提供者，中介在帮助家长正确选择好的学校、协助人们以最少的代价获得最佳的教育资源的问题上，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里发生的几件重大的留学生投诉和争执案件，都是由那些拥有教育部颁发的留学资质的中介造成的。这个问题，就非常值得社会和管理部门深思。
办学历史是考察一个学校质量的最重要因素
记者：您是否碰到过受骗的学生？
徐小平：2000年秋天，我曾经与北京电视台《留学ABC》剧组去访问过欧洲的一些曾经在国内引起巨大争议的学校。这些学校，确实是学校，其主办者，确实也想把他们的学校搞好，对于不少在其中就读的学生，可能也是他们得以出国的唯一选择。但毕竟我也看到许多学生，本来是可以去那些在行业领域内拥有更高声望、教学质量更棒、毕业后就业与晋升会更加容易、而且学费也并无太大差别的学校的。他们之所以到了那样的学校，只是因为在入学时，没有得到“货比三家”的机会……
我确实还碰到一些学生，去了真正的骗子学校，结果，就连最低质量的教育也享受不到，沦落在那里走投无路！一个学生告诉我，她是合法中介介绍出国的，出国后这个学校马上就倒闭了。中介说这不是他们的错。结果，谁也无法对她负责，她和我对话的时候，是在瑞士的一家小赌场里面，寂寞地做着聊以糊口的出纳。
记者：那么，出国留学该怎样选择学校呢？
徐小平：国外教育资源浩大，好学校极多，可以选择的范围实在是很大。这是我们需要出国留学的主要原因和目的。国外那些提供四年制学士学位教育、办学历史在十年以上、非中国内地学生在学生中的比率占50%以上，得到这个国家全国性或者某个地区性教育协会认可的学校，肯定是值得去的。这些学校，在招生数量上，完全能够满足中国内地学生留学的需求。
我想说明的是：办学历史，是考察一个学校质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历史长的学校未必都是好学校，但境外那些由私人出资、专门为中国学生办的那些崭新的学校，比如只有两三年历史的学校，一般而言，如果能够不去，最好不要去。
中国上大学难，在于大学设施僧多粥少，供不应求，造成了在中国考上大学就成了“天之骄子”。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上大学已经成为大众教育(按一种理论，占人口30%以上就是“大众教育”)。与国内大学教育设施供不应求的状况相反，国外大学机构，往往感到的是教育资源过剩，唯恐招生不足。这种现象，给中国人出国留学，留下了无限的空间。
出国留学年龄越小负面作用越大
记者：您认为什么年龄段的学生出国留学最好，是直接去国外上中学？还是去上大学？
徐小平：中学生留学是好是坏，确实不好一概而论。但是，我想从自然年龄的特点出发来谈一点我的意见，并寻求大家对我的观点的理解：年龄越小出国，负面作用肯定是越大，除非有父母的一方陪着在外读书，但是这样又会造成父母分居这样另外一种同样严重的问题。
18岁以下的孩子，正处在身心发展阶段，他们的身体、情感和思想，需要父母和他们的母语文化社会全面的支持和哺育。一旦出国，这种支持立即失去。让一个身体和心智都在急剧发展中的孩子，独自出国挣扎，是不好的。假如要我划线的话，最好不要让初中阶段的孩子一人出国。至于到了高中阶段，在家庭经济比较充裕、两代人文化鸿沟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出国留学读高中就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
中国出现大量中学生出国留学这种情况，主要与中国高考的严酷性有关。许多家长眼见自己的孩子高考无望、或者舍不得自己的孩子经受高考的折磨，出此下策，把孩子送出国，我觉得是一种无奈，而不是幸福。
记者：早一点出国接受现代化教育，一定是坏事吗？
徐小平：很难从理论上说明这一现象是好是坏。邓小平，好像就是15岁出国的吧。留学经历，给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以世界胸怀。但毕竟今日之中国，和当年不一样了，甚至和5年前都不一样。留学领域在过去几年出现的一个重要历史分水岭是：假如过去某些时候，出国是一种不得不走的选择，而最近几年来，中国人出国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个人可以控制的行为。国内社会的发展，已经与国外越来越接近，很多情况下，人们已经没有必要把孩子急匆匆地送出国，在国内，也可以完成出国留学的各种准备工作。不要出于无奈把孩子送出去，而要有明确目的，决定是否留学。
和俞敏洪讨论“加一减一”构想
记者：假如您的孩子在国内，是个中学生，您如何为其设计留学方案？
徐小平：假如是我的孩子的话，我就会让他们在国内把英语学好，出国去读本科。如果可能，让他们在国内上完大学，再出国读研究生。或者，假如孩子学的是应用型课程，就让他们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再出国读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 的硕士学位。
我有一个重要思路，供各位家长和学生参考：世界发达国家的大学，只要你有中国的高中毕业成绩和一个托福或雅思的成绩，就可以让你入学。他们的入学竞争，不像中国大学这么严酷。利用这种国际教育资源竞争上的差异来获得教育机会，是留学的一个高明之处。如果你决定让自己的孩子出国读本科，那么，就应该当机立断、放弃在国内高考的竞争，把主要精力放在英语学习考试上。一般来说，如果学习方式得当，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准备，到高中毕业时英语达到国外的一般大学入学水平，是有把握的。我最近一直在和俞敏洪讨论一个“加一减一”的构想，即在国内的普通高中阶段，加上英语，减去高考，把毕业升学直接和留学挂钩，就是基于这个思路。
高中阶段出国留学，假如你的家庭经济允许，你的英语成绩有把握，你对高考实在没有信心和兴趣，那么，我不反对人们如此追求。高中阶段出去，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成功的人是绝大多数。社会的一部分人出国接受从高中开始的高等教育，对于中国社会人才链的整体结构，是有非常积极的补充作用的。
中国人留学，依然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向世界学习的步伐，永远不会停留。出国留学，从年龄到方式的多样化，是一个趋势。作为行业人士，我们应该做的，是把各种问题说清楚，尽量减少人们在摸索过程中的盲目性。(本刊驻京记者／俊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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