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出国刷盘子两小时的收入，相当于国内职工一个月的工资；
20年后，“海龟”带回的钱重新装备了中关村；
20年中，出国主题，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出国：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高玉宝有句名言：我要读书。短短四个字，表达了穷苦人不甘穷困、摆脱苦难的强烈愿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自始至终被中国人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途径。直至20世纪80年代，读书的外延无限扩展开来，使“我要读书”衍生出另一主题：行者无疆。

1978年，我上初二，有两件事印象深刻。当年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行程中安排到一普通日本人家访问，电视台播放了实况，我第一次见到吸尘器。当年还播放了一部美国电视片《大西洋海底来的人》，主人公麦克·哈里斯戴的茶色太阳镜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后来北京人把它叫作“麦克镜”，流行了好长一段时间。

15年后，我留学去了日本，我的初恋留学去了美国。

20多年的出国主题，每过5年，流行的内容大约就会有变化。

■嫁出去

80年代前期，限于开放的程度和政府的财力，国家派出去的留学生很少，以其他方式出国的人也很少，“嫁出去”成为出国的主流。

“嫁出去”的人一般来自京沪这样的大城市，目的与“农转非”大同小异。北京的老职工一定还记得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涨工资，大部分人调了一级，7块钱，收入从40多块变为50多块，感觉宽裕了不少。北京最早开出租车的司机也一定有“上山”的经历，拉老美去八达岭长城，往返200元。普通美国人，在本国月收入约2000多美元，按当时兑换价1∶1.87计算，合人民币4000元。而北京的普通职工，月收入才几十元。收入如此悬殊，“嫁出去”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嫁出去”不光嫁老美，是老外就嫁，日本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阿根廷人……还有一大批嫁到港台跟中国人过日子，挣得再少也比内地多，穷则思变。

“嫁出去”以上海为最多，据上海涉外婚姻统计数字，97％是“嫁出去”，只有3％是“娶进来”，以致形成“上海女婿遍天下”的说法。在上海，与洋老公出双入对被认为是最体面的事，那种成就感比过去中举人要高，比中进士稍低。

■派出去

80年代后期，“派出去”取代了“嫁出去”，政府行为取代了自由市场。“派出去”的主要形式分两种，一种是公派留学，一种是出国考察。公派留学的去向主要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派出去留学的人，命运由此改变。

公派留学生原则上不许打工，但出国后很少有人遵守，这群人很快就致富了。对留学生来说，发达国家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国外，只要你想干活，就能有收入；在国内，你想干活，不一定有收入。在美国刷盘子，1小时6美元，在日本刷，1小时700日元。由于美元比价已由80年代前期的1∶1.87变为80年代后期的1∶3.8外汇券，而外汇券与人民币又有1∶1.8的黑市价格，所以美元对人民币的黑市比价实际为1∶6或1∶7左右。换句话说，在美国刷两个小时的盘子，其收入抵得上国内一个月的收入。派出去考察的人，属于短期出国，公费“开眼”，附带买“大件”，虽说挣不了多少钱，但可以买“大件”，可视作福利分配。当年日本夏普777录音机，差不多有单人床那么宽，茶几那么高，组合音响进入之前，777威风八面，中国市场售价1840元，难得有人问津。但出国回来的人，有免税买大件电器的指标，只花半价左右就能拿下。

公派留学也好、考察也好，经济上的收益十分明显，争取公派便趋之若鹜了。80年代，出国形式完成了情与财的角色转换。

■带出去

90年代前期，出国的人大多是被带出去的。同学出去了，在外面帮助联系奖学金、联系学校，国内的人再办出去；老乡出去了，干上劳务输出，有机会就把国内老乡介绍出去。考察一如即往，只是买大件的优势不那么明显了，观光成分居多。嫁老外更为普及，不再大惊小怪。

“带出去”的人因缺乏有效的选择机制，人员素质鱼龙混杂。先去的哥哥在名校公费读硕士，后去的弟弟可能只初中毕业，做份假材料就走了，至于学什么就不重要了，先打几年工再说。很多“带出去”的后来“黑”了下来，成为所在国的社会负担。时至今日，来自中国内地“黑”在美国的人接近10万，“黑”在日本的超过3万。由于出国被认为是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所以很多在国外不死不活的人“打死也不回国”。

以出国为诱饵，国内也发生了几起出境大案。澳大利亚某学校招募中国留学生诈骗案件，上千人受骗。日本某语言学校招生案件，上千人受骗。吉林某地招赴韩国劳务输出案件，上万人受骗。另有多起偷渡案，死伤十几人、几十人的事情年年发生。随着出国人数增多，出国问题渐趋复杂化，方方面面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国外方面，那些不守法的中国人的所做所为，使一些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有所抬头，甚至因限制不法滞留的中国人，实行了较为偏激的做法。比如某些发达国家对中国旅游者的严格限制，对留学签证的无理拒签等等，受害范围已远远超过了“黑”的领域。国内方面，媒体造势炒作，猎奇并幸灾乐祸，找出一些另类素材，把国外描绘成地狱，什么在美国红灯区陪酒，在日本背死人，不一而足。同是这帮记者和影视制作人，5年后又围在“海龟”周围，“扎”上了“风险投资”。

■走出去

90年代后期，出国的途径增设了新渠道：移民。传统的留学渠道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公派为主，转变为自费为主，完成了政府行为到市场行为的转换。这一时期大批的出国者，是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去的。以移民咨询服务业为例，1996年办理一名加拿大技术移民，移民公司收费6000美元，1998年5000美元，2000年4000美元，2002年已低于3000美元。现在，加拿大每年计划接收移民20万左右，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每年维持在两万左右，成为现在加拿大海外第一移民来源地。再以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近年留学签证率为例，1997年学生签证申请案1921个，获签率35％；1998年申请案3361个，获签率55％；1999年申请案9319个，获签率59％；2000年申请案12000多个，获签率59％。不但申请案数目大幅增加，获签率也逐年递增。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出国的机会已不再是改变命运的绝对方式，已不再是幸运女神的光顾，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自主地设计人生。

留学出国，不能不说美国。近年美国使馆的学生签证率受外界因素干扰较大，难以摸到脉搏，不便说三道四。但在整个90年代，还是大致有规律可循的，拒签率在50％上下。有很多人认为远不至此，耳闻目睹的事例足以证明赴美的艰辛，但实际情况确实是50％。因为人们听到的大多是没走成的故事，走成的人早已愉快地打点行装了。

围绕着留学、移民的主题，兴起了一项以英语培训为核心的出国服务产业，新东方就是最成功的例子，现在校长俞敏洪身价上亿，副校长徐小平激情四射，在成为富豪的同时，他们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挤出去

新世纪，出国仅仅作为一种选择，不再被神话。出国因素的多元化，使其引领和先导作用不那么明显了，失去了往日的阳刚气，出国变得疲软了，被动了。孩子在国内考大学不太有把握，家里攒些钱送出去读高中吧；国内大学毕业没寻到好职业，出去再学个专业，充充电吧；工作多年没混到好位置，看不到前途，移民国外养老吧。出国的人好像是被迫出去的，被“挤出去”了。还有绝的，“灰色”收入太多，自己出去或把孩子送出去，以备将来有朝一日“说得清”，洗得干干净净。

加拿大某大城市的一位房地产商对中国内地移民的某些做法很不理解，几十万、几百万的现金购房，让房地产商很伤脑筋。房地产商不希望客户一次性购买，希望客户分期付款，这样房地产商可少交销售税款。可中国客户真有气派，比北美人还“北美”。

国外的教育机构看到中国的留学市场有利可图，也来切蛋糕了。英国首相布莱尔曾明确提出，英国的英语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资源，应更充分的开发。英国教育的大门对中国是敞开的。布莱尔不仅是这样说的，英国也是这样做的。近年英国使馆学生签证拒签率始终维持在20％至30％的低水平，甚至低于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移民、留学热点国家。就连瑞士这样的小国，也发出某种暗示。某年(距今并不久远，具体年份不便列出)，瑞士驻北京大使馆全年收到800份学生签证申请，拒签的只有十几人。同年，负责中国上海、浙江等出国热点省市签证工作的瑞士驻上海领事馆，共收到650份学生签证申请，拒签的不到10人。

在国外教育机构争夺中国生源的同时，中国留学生也面临着竞争。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女生说，在美国，与中国学生争夺奖学金的最强劲的对手同样来自亚洲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的学生，他们有英语优势，尽管本国贫富差距大，但留学的人一般并不富有，学习用功。他们有些像以前的中国留学生，希望通过留学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特别强烈。有些人真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近年印度的软件行业和IT产业就显得生机勃勃。

出国感受

为什么出国，对于我们来说，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一个问题。

■收获：

一、排在首位的应该就是眼界的开阔、视野的拓展，俗称长见识。

在国内时，我也看了无数的美国大片、也经常上网窥视国外的新闻，但出国后发现，原来自己过去对国外的了解是那么有限。

出国后，我没有文化震撼的体验，对这里的现代化、物质上的富庶更没有感到惊诧(相反，我最初倒是很奇怪这里怎么不像我想像的那样“西方”，那样“资本主义”)。但是，这里的很多软件类的东西，比如社会的运行机制、人们的价值观和集体性格以及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各个民族所经历过的历史路程，乃至全球的变化多端的心态、思潮和格局，这些，都是我不置身其中就难以领会得到的。

在这里，对世界其他文化的认识，不见得就是更正确，但起码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的，有时也是更直接更快速更丰富的。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有了一个反观的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