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早报道“留学垃圾”问题的陈铁源通过在德国数月的实地调查采访，历时一年多时间首次在媒体上全景披露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的“留学真相”。

　　苟活在德国的中国“难民学生”

　　科隆语言学院的中国学生状况已经令人心痛。然而，2002年6月2日，借助科隆语言
学院一位来自北京的张姓同学的热心帮助，笔者来到德国科隆卫星城的福雷深(音译，德文原名是“Frenchen”)。在这个地方，笔者看到的中国学生的状况比科隆语言学院的还要糟糕，准确说是“非常糟糕”、“惨不忍睹”。

　　如果说，科隆语言学院的学生比正式难民的生活要好一些的话，那么，福雷深这里的中国学生的状况简直连难民都不如。

　　笔者大约是上午10时赶到福雷深一个小胡同口的一座三层小楼，从外面看，屋子很一般，很旧，倒是看不出很破败。房子归一个“德国校长”所有。

　　由张姓同学敲门，断断续续敲了大约30分钟，终于有一个睡眼惺忪的男子把门开了个门缝。一进门就闻到一股霉味儿。屋里绝大多数人都在睡觉，还没有起床。在一位名叫章豪(化名)的男同学的号召下，男女生都纷纷起床，但都是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可是，一旦都起床了，屋里就显得非常拥挤。

　　至于为什么他们迟迟不开门，经了解，主要有两个原因：他们自己有规定，一般不会轻易让外人进来，担心警察来找他们的麻烦；第二，他们昨天晚上喝酒睡得很晚。还有一点的，有的同学不仅呆在德国是非法的，就连呆在这个楼里也是不被容许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

　　一楼主要是一个客厅，大约有15平方米，还有厨房和卫生间，但都是脏兮兮的。厨房里的垃圾好像有很长时间没有倒了，反正一个垃圾桶堆得满满的。过道成为他们的饭厅，饭桌与几个大垃圾桶之间仅能放下一条凳子。屋里到处都是啤酒瓶，桌上、凳子上、地上。桌面黑乎乎的，油渍、饭粒等清晰可见。

　　二楼和三楼都是学生们居住的地方。每一间房子都放满了单人床，室内剩余空间很小，再也放不下一张单人床，有的房间则放了小茶几或简易衣柜之类的物件。男生与女生之间，仅用一张床单隔开。衣服、鞋子、手提电脑、零食、坛坛罐罐的，满地都是。

　　在这个容纳一个德国家庭的房子里，最多的时候曾经住过40个中国人。现在，这些中国人每人要为每个床位每月支付225欧元。他们每人大约花费了9000欧元不等的外汇从国内来到德国东部一个叫哈勒的城市，主要是北京一家中介公司给办过来的。他们一共有76人，分两批来到这里的，多数来自北京、江苏和河南。

　　章豪看上去是一个很精明的小伙子，他和他的哥哥一同来到了德国。他说，他们是从东部德国来到这里的，他们在东部德国一个私人语言学校里吃尽了苦头。比如，临走的时候，学校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检查之后才放行，德国人对一个房间的检查清点时间就超过40分钟。如果发现物件有损毁，他们必须支付8至12倍的赔偿。学校不跟学生讲道理。

　　一个留学生说，德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随着中国学生的表现而越来越真实，也越来越失望。而这些留学生打着的旗号是“留学”，花着高昂的学费，却过着难民般的生活。

　　根据章豪的描述，他们在东部德国的境况确实比“科隆语言学院”的还要糟糕。他们为什么要从哈勒流浪到科隆？对于这些中国孩子来说，他们离开那里有很现实的原因。第一，那个私人学校与这些学生理想的学校之间差别非常大。第二，这些学生的签证都到期了，面临延长签证的问题。笔者见到他们时，他们的签证已经到期。更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的签证里有“猫儿腻”。

　　他们来到科隆是因为这栋房子的主人“德国校长”许诺能给他们延长签证，并能找到更好的学校，前提是，这些学生得付钱，得住在校长的房子里。这样，“德国校长”既能够从他们身上赚钱，而且自己的房子还高价租了出去。更主要的是，“德国校长”对中国人的情况比较了解，对这些孩子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当然硬办法居多。校长抓住了这些中国学生的把柄，因为他们签证过期就是非法滞留，只要校长不高兴，简单打个报警电话，这些学生就会麻烦不断，甚至很快被驱逐出境。

　　而且，校长抓住了这些人的基本情况：第一，他知道这些人家里有钱，没有钱也能想办法弄到钱；第二，他知道这些人把签证看得比学校要重要的多；第三，他知道这些人对德国的法律等都不了解；第四，他知道他们当时处于最困难的时候。

　　章豪说，他们抵达科隆以后，就像做贼一样，小心翼翼。一般白天不出门，担心碰到警察检查他们的护照和签证。万不得已必须出门买东西时，都是快去快回，而且还特别小心地绕过这栋房子附近的警察局。一旦被警察发现问题，他们很可能被驱逐出境，遣送回国。笔者在采访德国内政部官员时，他们一直回避“驱逐”一词，只是说将他们“送返”回中国。

　　他们在德国前途到底如何？他们只是说，他们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希望德国人能够把他们的签证给延续下来，然后再找一个学校。当然，这又得花一大笔钱。他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平均每个人在德国都已经花费差不多20万元人民币，他们的家长也意识到他们在德国留学其实是一个无底洞。

　　这哪里是留学？一个家境并不差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在德国沦落为难民？

　　笔者在科隆曾采访到一名专门从事中国学生到德国的专业人士李先生。李先生在德国一家媒体工作，工作之余也顺便为中国学生牵线搭桥，但都限于官方的合作项目，他所做的事情也是留学中介，但他是一个个体户。他说，即使是政府的合作项目，其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培训结束之后就回国，但是，有不少中国学生心存侥幸，想方设法留在德国。可是，一旦出了问题，他们往往又不知所措，病急乱投医。

　　前科隆语言学院负责人的最后陈词

　　合伙人之间因为留学产生商业纠纷，中介公司因为留学丧失商业道德。如果仅从商业角度看，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为了“留学”，学校、中介公司(包括留学生自己)坑害的则是一代中国青年的前途。

　　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但不能因为留学而成就一生的理想，相反，他们沦为“留学垃圾”。

　　2003年6月15日，笔者收到了当年科隆语言学院的一位中国负责人老毕的回复函。老毕在信中表示，自己在2002年10月份，所有学生离开科隆后，已不再搞留学业务，并且停止了与德国人的合作。不过据悉，科隆语言学院的德语教学仍在运行。

　　谈到学生的去向，老毕说，“曾在此学习的中国学生，只有少部分有国内大学学历的进入了德国高等学校深造。多数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学生虽然有的离开科隆后曾到莱比锡等地参加了大学预科班，但听说最终还是因为学历过低，无法取得德国驻华使馆APS认证而难以进入大学就读。有些人读完一年德语后直接回国，或改赴新西兰等英语语言国家留学。个别人与德国人结婚后永久居留下来。

　　“其中只有10来个学生被德国两所公立职业专科学校录取，现已学习一年专业课，明年毕业后可以拿到德国国家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可以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或继续申请FH大学。”

　　老毕补充说，部分中国学生因没有任何升学的机会，便偷偷地“黑”下来，有在中餐馆打黑工的，也有潜逃到希腊、西班牙等国等待当地难民“大赦”机会，以便合法居留等等。

　　至于中国学生身上出现的问题，老毕认识的一位德国ESSEN大学退休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学生缺少同情心，自私、偏激、过分强调自身权益，却又缺乏法制观念，极易被人利用。

　　总之，老毕两年来的亲身经历让他深切感到中国的教育形式对众多的青年学生来说可谓选择性太小，以致许多学生及其家长出于对未来的美好期望把人生一个重要的赌注押在了出国留学这条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华山之路”，这对于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尤其残酷。

　　德国留学垃圾全制作

　　第一步，买方市场：一些本不该或根本没有资格去德国留学的人，因为他们家还有一些钱，他们想到了去德国。不管钱的来路如何，留学的买方市场就这样形成了。还有些人是冲着占德国便宜的想法去的，认为在德国上大学不要钱，现在先吐血是寄希望于将来。因此，很多很有潜力的“留学垃圾”自然会被吸纳进来。

　　第二步，一级卖方市场：有人想花钱出国，自然就有市场，自然就有人想办法把钱从那些孩子或孩子家长身上掏出来，中介人或中介公司应运而生。当然，他们也会提供一定的服务，至少能让他们跨出国门，留学的买方市场也就产生了。国内中介把学校说的天花乱坠，而且信誓旦旦。笔者所采访到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对中介公司恨之入骨，但这里也有市场规律的作用，仅仅痛恨中介是不全面的。

　　第三步，二级卖方市场：几乎所有的中介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都是限于国内的，但是，对于国外的情况，他们或许知道不多，或许明知有问题但不向学生明示，为的是把钱从别人口袋里掏出来，中介必须有求于学生。在一级卖方市场上，卖方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其实买方也处于被动的、被骗的地位。在中介看来，只要把留学生送出去，交给德国中介或德国学校后，其一级卖方市场的使命就完成，而且把未来的问题和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那么，二级市场也就堂而皇之地出现。这个二级市场就是与国内中介“联袂主演”的国外中介或学校。

　　第四步，超级控方市场：中介把学生交给德方之后，就形成了由卖方控制的买卖关系新阶段。通过中介到德国留学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由德国的学校或德国中介通过控制签证而控制学生，而二级卖方市场上，卖方明显处于主导地位。这些对国外几乎一无所知的学生当然是弱势群体，他们只能任凭德方操控，有良知的，还跟学生讲道理；没道德的，就对学生采取蛮横手段，对于品行不佳的学生，德国人更是有办法对付。一旦学生与校方关系不协调就会出现种种问题。

　　识别德国野鸡学校

　　把一个“职业学校”翻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