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小乐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震惊了世界，标志着西方大国对新中国长期的封锁政策开始土崩瓦解。随着中法正常关系的建立，两国迅速开启了文化交流工作。1964年我国首次派出留学生到法国学习，1965年第二次派出
更大规模的留学生来到巴黎，双方并且达成协议将留学生交流工作制度化。

　　朴实无华的校风

　　我是1965年派出的留学生之一。我们到达巴黎后，先是分在了当地两所著名的语言学校补习法语。按计划补习一年后，进入法国的大学学习。我分在阿里昂斯学校，据说这所学校在法语教学方面在巴黎地区有些名气，并且同中国有着传统友谊。

　　阿里昂斯学校位于巴黎城北卢森堡公园附近，是一栋坐北朝南的楼房。学校有来自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近千名学生。由于学校只负责教学，生活上的事，如餐饮、住宿、乘车等，一概由学生自理，再加上学校合理利用资源，所以，虽然学校的规模并不大，学生的数量不算少，却一点也不显得拥挤杂乱。阿里昂斯学校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它那朴实无华的校风。

　　学校没有庞大的行政服务机构。据介绍，学校管理层只有几个秘书协助校长处理日常事务，主要人员是教师队伍。学校没有专职脱产人员，包括校长在内，所有人都担当着一定的教学任务。所有教师都实行聘任制，教师的工资根据资历、业绩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分。如果觉得入不付出，教师可以在别处兼职，按规定也是允许的。

　　学校的教学设备比较现代化。语音教室保证每个学生有一台台式录放机。当然，这在现在看来没有什么稀奇的，可是当时在国内，即使一些大机关也很少见到。每个教室还配备有一台幻灯机，配合教学使用。教室里的其它辅助设备比较简单，我们使用的桌椅很特别，在国内的学校里是不多见的，桌椅混为一体，非常节省空间。一个近30平米的教室，差不多能容得下30多人。

　　开学典礼俭朴、省时、礼让。开学的那天，学校举行了一个既礼貌又简单的仪式。校长亲自到场讲了几句表示热情欢迎的话，并对学校情况做了简要介绍，然后就退场了。任课教师介绍了教学计划之后就开始上课，前后总共不到半小时。开始我们不够理解，后来我们才逐步体会到，用平常心态对待外国朋友，是国际化大都市的特点之一。

　　开学仪式虽然没有彩旗招展的场面，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更没有车水马龙的宾客和宴请之类，甚至连一张纪念照都没有留下。然而，这个开学仪式却给我们留下了踏实的感受，入学初始，便让我们感受到讲究实际、求真务实、不图虚名的良好校风。

　　愉快的学习生活

　　学校的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力所在。好的教学质量离不开硬件和软件条件，如社会环境、教学设备和教材质量，以及学生素质、教师素质和学校的校风等。在这些方面，阿里昂斯学校对于初学法语的外国学生来说，是比较适宜的。

　　校方对中国学生的教学非常重视，特意安排一位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教师负责我们的教学工作。这位老教师叫佩耶夫人，年龄大概在五六十岁，据说是该校的教导主任。她习惯称呼我们为“孩子们”。因为从年龄和仪态上看，将其视若长辈并不过分。她也特别解释说，这样称呼是表示亲切，没有别的意思。后来的教学实践证明，佩耶夫人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确实不错，使我们受益匪浅。

　　学校要定期进行学习考试，大概中外学校都是如此，法国也不能免俗。在巴黎地区的学校里也有类似中国的说法：“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只是由于学校的性质不同，考试的方式方法和重视的程度有所区别罢了。

　　我们学校的考试就特别多，每课每章差不多都考。考试卷子绝大多数都由教师亲自批改，并在课堂上进行讲评。我们每个班级有30多名学生，既讲课、批改作业，还要讲评试卷，对于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来说，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佩耶夫人从不马虎，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这些考试也有让人轻松的一面，就是从不搞按分排队、公布名次之类的事情，讲评只讲优缺点，大多时候是采取以鼓励为主的方法。

　　由于佩耶夫人年大体弱，有时请校长或年轻教师替她代课。有位男教师叫黑沙先生，还偶尔同大家开个玩笑。因为法语中“沙”的发音译成中文是猫的意思，所以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黑猫先生”。可是，当面谁也不敢这么叫，一个个又成了谦谦君子。

　　为了使我们尽快地了解法国，并学习到活的语言，一般情况下都是上午讲课，下午去找当地人练口语，晚上做作业。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住地附近的一个森林公园。因为中法建交不久，许多人对中国大陆人的出现感到好奇，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都围拢过来问长问短，恰好创造了对话良机。虽然刚开始我们语言不够熟练，时常闹笑话，但彼此都不介意，对话充满了欢乐气氛。时间长了，语言障碍逐渐少了，有些老游客成了我们要好的朋友。

　　现代化教学方法

　　阿里昂斯学校有一套比较现代化的教学方法，我们习惯上称作“视听教学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确实不错，能够比较快地提高语言能力，特别是实际的语言交流会话能力。这种教学法的主要内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能看则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象化教学，或是叫做直观教学。比如，老师举起一支铅笔，她说法语说法，我们进行重复；她又装作走路的样子，她边走边说，让我们又重复。因为教室里可以演示的东西有限，所以每个教室里配备有一台幻灯机，作为课堂演示材料不足的补充教学设备。

　　二是听说并重。为了锻炼学生的听力，学校有比较好的语音教室。学习到一定段落后，老师把我们带到语音教室进行练习。每人一台录放机，一个豆腐块式的隔离间，互不干扰。每人发一盘有讲课内容的磁带，听一句或一段，然后照着复读；或是自己说，录下来进行比较，发现错误自己纠正。这样反复练习，能较快地提高听说能力。

　　这个学校特别注重学生的听说能力练习，尤其重视听力练习。老师常讲，说不对别人还可以对你进行纠正，听不懂就无法同别人交流了。

　　三是温故知新。随着学习的深入和词汇量的不断增加，可以通过一些熟悉的词汇或句子，延伸出一个或一些新的词汇和句子。比如，掌握了走路、快、慢这些词，就会推出新的词汇，如散步和跑步，比走路慢的叫散步，比走路快的叫跑步等。当然，不是所有的新词汇掌握都这样简单，特别是一些约定俗成的句子，要难得多。搞不好会闹出笑话，每当这时老师都鼓励我们说：“不要紧，学习不要怕出错，失败是成功之母嘛！”然后，耐心地进行纠正，直至改正过来。

　　四是直接用外语思维。在课堂上老师经常强调，不许相互之间说中文，也反对平时相处说中文。她说，要学好一种语言，必须学会直接用这种语言进行思维和交流。道理很简单，走直路要比走弯路好得多。她举例说，比如我问你一句话，你直接用法语回答多好。假若你要将法语翻成中文，再将中文翻成法语回答我，中间还要考虑怎么翻法，那我可要急死了。

　　五是注重学习活的语言。老师多次强调，初学外语要从学活的语言开始，锻炼自己的听、说、读、写、译的实际能力。这样就必须同当地群众多接触，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从社会实践中学习活的有用的东西。她坚决反对从书本上学“经典式语言”，听到了就坚决纠正，甚至批评说：这种老掉牙的词，人家要笑你们的，就如同你们在国内不讲现代汉语，却讲孔子时代的话一样。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这些教学方法都不是孤立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相互穿插渗透、互相补充，灵活运用，自然地体现着教师的教学艺术和水平。学习一年之后，同学们过了语言关，进入法国的大学学习专业知识，语言不再是主要障碍。

　　我们计划第二年暑期过后，进入法国巴黎大学继续学习，直到4年学业期满，或者回国参加工作，或者继续留在法国深造。谁都没有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破了我们计划。1967年1月18日，我国教育部和外交部联合向驻外使馆发出通知，召回全部驻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文革”。

　　1月24日清晨，我们没有来得及浏览美丽的“花都”市容，也没有来得及与母校师生告别，便匆匆忙忙地乘飞机离开了法国。这一去，对于绝大多数同学而言，意味着与巴黎永别。

　　岁月悠悠情更长

　　回国后，在巴黎生活的片断不时地浮上心头。我记得佩耶夫人曾告诉我们，阿里昂斯学校同中国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早在20年代前后，就有中国的老前辈就读过该校。当时在课堂上她没有细说，我们也不便多问，因此成了心头的悬念。

　　1989年2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周恩来传(1898——1949)》一书，其中写到：“回到法国后，周恩来先在巴黎郊区的阿里昂(斯)法语学校补习法文。”(该书第56页)这便引起了我对往事的重新注意。经查，此书中讲的这件事发生在1921年2月中旬。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郭隆真等197人在上海乘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12月中旬经马赛到达巴黎。因为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考察对象。所以，1921年1月5日，周恩来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首都伦敦。然而，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非常令人失望，他在英国只呆了一个多月就返回了巴黎。这就引出了前面书中讲的那段往事。

　　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那时在法国的勤工俭学人员近2000人，大部分出国前没有外语基础，需要在法国补习语言文化课。除了巴黎地区的一些学校承担了这种任务外，蒙达尼、枫丹白露、圣得田、佛勒尔等地区的中学和补习学校也承担了这样的任务。据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记述，邓小平就曾就读于诺曼底的巴耶男子中学(该书第80页)。

　　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法两国间的往来大幅度减少。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