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说自己生不逢时：出生在困难时期，童年在政治运动的熏陶中长大，十七八岁赶上了上山下乡，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熬了好几年，1977年恢复高考才走进大学，直到工作后出国进修直至移民，生活才算安定下来了，“房子愈换愈大，车子愈买愈新”，但环顾左右，触目惊心。朋友们为生活为孩子奔波劳碌的多，爱惜身体的少，特别是这些年，看到的，听到的，常常是某某英年早逝，某某中风，某某得了帕金森病……为此朋友间一次次的争论：我们出国定居究竟为了什么？

选择出国值不值？

张先生来自上海，早年毕业于北大，在国内某研究所工作，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张家虽说不上很富有，但有车有房子，“五一”、“国庆”，一家大小出外旅游，日子过得相当满足。本来这样过下去，优哉游哉，这辈子就算谈不上成功，但绝对不能说是失败。

作出移居加拿大的决定很偶然。张先生说当时有位大学同窗回国探亲，谈起加拿大的福利和居住环境，特别是下一代的教育条件，他不禁心动。张先生后来与妻子商量，趁现在还有体力，为了儿子的未来，就算出国后重新开始，还是值的。这样就找了间“不成功不收费的”移民公司，轮候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才获得批准。

经移民加国两年多的张先生讲起当初的选择，言语间流露出许多无奈和后悔。他说出国后遇到IT行业不景气，为找工作奔波了大半年，最后在一间塑胶厂找到一份下料工，时薪是10加元，这些年一家3口住的是地下室，开的是二手车。张先生说，现在惟一能增加收入的办法是透支体力去加班，每个月为多拿几百块每天不惜工作10多个小时，这种生活及感受在出国前是从没有过的。

张先生的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对于选择移民的同胞，所谓“值”与“不值”，没有一个公认的判定标准，关键是看每个人的期待值是什么。笔者曾问过张先生，既然觉得不值，为什么不尝试回头呢？张先生说不是不想，关键是孩子不愿意回去。加上现在再回去，原单位不会接纳你，而要找到一个好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

张先生说现在不像当初，元气都耗尽了，很怕失败。3年前来加拿大生活已经历了一次重新开始，倘若现在回去，等于是再走一次3年前的路，成功还好说，要不成功，这辈子就耗完了。与其这样，不如为孩子，牺牲自己还有所值。

笔者在采访中遇到不少移居加国数年的同胞，讲起出国后的感受，都觉得以他们的学历和才能，无论是事业或者生活，不出国会比出国要好些，原因是“起码可以在适合自己专业的范围里发挥所长，不像出国后，用非所学，维持生活靠的是体力，而不是知识”。

对于当初的选择，有部分同胞承认自己的冲动。“如果当时对加拿大这边的情况能了解得透彻些，多一些过来人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相信会慎重些。”

不过，抱怨归抱怨，艰难归艰难，看见下一代能融入这个社会，作为父母，哪怕付出再多都觉得是值的。因为许多新移民就是坚守着“下一代一定比我们好”这个信念不轻言退。

既来之，如何安之？

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开始，移居加国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愈来愈多，许多新移民一下飞机就面临诸如租房子、找工作、学语言的压力。但总体上看，大部分新移民还是很快就找到立足的位置。

年仅26岁、来自广州的仇姓夫妇两年前获得技术移民批准后，将所有的户口证件注销，用仇先生的话说，只有破釜沉舟，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才能在异国他乡闯出条路子来。

仇先生刚来多伦多按每月450元向一户老移民租了间房安顿下来，之后翻报纸花2500加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凭着他在IBM广州分公司工作的经验，他组装起一台电脑，多伦多的家就这样建起来。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出国一定要读书，如果不读书，出国就没有意义了。但假若我和太太两个同时读书，经济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先工作，让太太去学英语，我希望她能尽快取得研究生学习的资格。

“与许多新移民一样，要找到完全对口的工作并不容易，我第一份工作是做餐馆，后来才到一间电脑店去做销售和维修，上班开车要走一个多小时，一个月也就1000加元不到，但有工作总比没有的好。”

仇先生在那间店工作了一年，直至太太去年考上了McGills大学建筑设计研究生，他才随太太搬到蒙特利尔去。“在那边我没有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法语。政府每月给予数百元的补助。这几年我们连旅游都没去过，生活上也很俭朴，但是是值得的。今年太太就拿到学位，相信她能找到一份好点的工作。”仇先生说他6月会重返校园学习。

享受生活有很多种形式，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像仇先生这样的开始，未尝不是一种快乐的享受。

新移民举家移居加拿大，是从一种旧有的、已习惯了的生活形态向另一种新的、陌生的形态转变，这种改变假若不被重视，会酿出很多矛盾来。

 林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