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rbert Schooley博士是美国科州医学中心传染病系主任，著名的传染病及免疫学专家。从波士顿到丹佛，他一直是我的上司和朋友。Schooley博士的中国情结很深，曾两次帮助我从世界艾滋病基金会申请到经费，在北京举办艾滋病讲习班。中国医学科学院巴德年院长1999年向Schooley博士颁发了医科院荣誉教授的证书。 
 
　　去年回国讲学，陈鸿珊教授告诉我所领导准备为病毒室建一个P—3级实验室，更好地开展抗艾滋病中药物研究，同时也作为我经常回所指导的基地；我则提议我在丹佛的试验室可以为所里培训在P—3级实验室内工作的实验员。当我返回科州向Schooley主任汇报后，他不仅一口赞成，而且愿意提供资助，随之雷厉风行地让其秘书办好一切相关文件，由医学中心向3位被培训者发出IAP—66申请表。中国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医科院和卫生部等对这个培训计划大力支持。3位技术人员中的第一个被培训者去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前，我的确很担心，一是最近申请签证被拒签的比例很高，二是她的英语口语不是很好。为了保险起见，我又电传给她一封信，申明培训期间我们可以用汉英双语沟通。不幸的是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签证处官员只是随便翻翻材料，不做任何解释，就拒绝了她的签证申请，书面理由是移民倾向。当我将上述情况据实告诉Schooley博士时，他大惑不解，诧异之余，正式给美国驻华大使馆发了一个电传，中心意思就是强调他只资助每一个受培训者3个月期限，她(他)们回北京后将开始P—3实验室技术操作，他本人不会资助受训者在美国继续停留。第二个被培训人为得到签证，作了精心周到的准备，包括自家房屋财产公证、院所证明信以及Schooley博士电传的复印件。然而，好时机(正在美国独立节之前)、好心情(自认为有确凿的把握)同样落个拒签的结果。

　　当Schooley博士听到第二个令人沮丧的结果时，随口抛出一句“STUPID(愚蠢的)”，我心里明白，签证成功率与时下的政治气候的冷暖密切相关。正在我无可奈何之际，Schooley博士提出找科州国会议员帮忙。他的建议一下将我的思绪拉到11年前。

　　1990年，我在哈佛医学院作高访学者，妻女要来波士顿探亲，但两次签证申请均遭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拒绝。正在万般无奈之际，正是Schooley博士为我另辟新径，他拉着我找到了他的朋友约瑟夫·肯尼迪众议员，也就是肯尼迪前总统的侄儿。听我陈述后，肯尼迪议员提笔给当时的驻华大使李洁明发了一个电传，并送我电传复印件。当我妻携此复印件第三次来到大使馆时，一个移民官员面带愠色地用中文说：“我们已收到肯尼迪议员的来函，没想到你们走后门走到国会。法律是国会制定的，国会议员怎能带头破坏它……”妻闻言如冷水浇头，正欲转身离去之际，忽见那官员满脸堆笑，非常友善地说道：“夫人，祝贺您拿到赴美签证，愿你和丈夫早日团聚，愿你丈夫在哈佛工作顺利。”

　　然而事过境迁，Schooley博士的法宝今天还灵吗？尽管从理论上讲，国会议员应为每一位纳税人仗义执言，何况求助者是一个名闻遐迩的教授。不过，我心中无底，其一，上回是妻儿探夫父，乃天经地义，为美国人最为推崇的家庭团聚，没有理由不成全。其二，上次是著名的肯尼迪议员，而此次为科州普通议员，正如《红楼梦》中所言“这鸭头不似那丫头，头上没有桂花油”，大使馆未必买账。更何况按照美国法律，驻外使领馆有权自行其是，在签证与否上可拒听国内甚至顶头上司国务院的指令，并且可无须陈述任何理由，如同中国一古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若如此，Schooley博士的一番苦心将化作东流之水。

　　担心归担心，事总归要做下去，这不，与科州国会议员办公室的电话已打过。不过，我更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布什总统访华，那时，中美关系会升温，3个被培训技术员的签证会有很大可能性获批准，因为，这毕竟是利于两国合作交流的好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