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出国留学列入孩子的教育计划，加上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原本神秘的国外生活也变得平常，在这样的背景下，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出国留学似乎已成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出国留学就一定能“成龙成凤”？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才能圆你的出国梦？作为家长又是怀揣了怎样的心思让孩子们背井离乡、在异国他乡打拼？

带着种种疑问，记者走访了数个家庭，希望能给有志于出国留学的人一点有益的帮助。

郁秀：丰厚的稿酬使我不为稻粮谋

赴美留学的第一年，郁秀与大部分的自费留学生一样，为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课余时间，一般都去打工赚点生活费。她端过盘子，打理过花园，也帮人照看过小孩。直到第二年，她的处女作《花季·雨季》出版，全国热销，一纸风行，正版发行逾百万册，4％的版税收入使她可以衣食无忧，专心致志地读完加州州立大学的金融课程。

独在异乡的日子，使她养成了独处的习惯。不愿与人合住的郁秀，花600美金自己租了一房一厅，有空就自己下厨，这个在父母身边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娇娇女，如今对美国超市的行情了如指掌，知道一打鸡蛋只须花9毛9美分就可买到，她一个月有一百美金就足够居家过日子。

郁秀说，她最喜欢那些拿奖学金的留学生，他们的整体素质都比较高，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他们谈着恋爱读着书，每天都高高兴兴，活得很健康，每月1500美金的奖学金足以让他们在美国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拿着美国绿卡，选择在哪里安身立命已不是一个问题，但她说如果在国内能有好的职业她还是想回来。当初她很想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但回到国内，她发现国内的变化实在是大，这使她平静许多。

郁秀的孪生姐姐郁英比郁秀晚两年到英国的皇后大学学金融，现也已硕士毕业，谈起她们，在深圳大学教书的父亲风趣地说：“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就决定她们要去的国家，英当然是英国，秀乃美也，当然是美国。”

刘春：心酸的日本之行

刘春说，我父亲曾是一家大型国企的老总。后来，父亲被人挤下来了，这一下，全家陷入了两难的尴尬，以我父母的收入，根本维持不了我的留学生活，出于面子，我也不能回国从头开始，于是，我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用来打工。

一个星期天，我如约来到了一家大百货商场，有人把我带进了一个四面都是镜子的房间，有7个女孩已经等在那里。不一会儿，培训开始了，前三天是形体训练，怎样走、怎样鞠躬、还教了四套简单的四人舞蹈。后两天除了练习形体之外，居然是让我们对着镜子练习微笑。我对这种行为非常不理解，在我所受的教育里，微笑要发自内心，要真想笑才可以笑，从没听说笑容是练出来的。我笑不出，我的微笑最多最多只能坚持十分钟不变，教练田中妙子喝斥我：“你这是微笑吗？太难看了，简直是个木偶，顾客要被你吓跑的，不管你心情怎么样，你永远都不能把你的不快转嫁到无辜的顾客身上，要目光柔和、眼睛要含情，温柔注视对方、上身挺直，双手叠起轻轻放在腹部，最重要的是表情一定要自然、轻松，要保持长时间的笑容，只能通过不断练习成为习惯，才能达到目的。”

我终于得到了这份工作。每个节假日我们8个人被分成两组，穿着每次主题不同的怪异服装，在商场里跳舞，进行商品促销。要保持永远不变的愉快和活力，要保持不变的甜美笑容，要逗小朋友们笑，要毕恭毕敬对待每一位顾客，一天下来，全身没有一处不是僵硬的。

这份薪水不错的工作我一直坚持到回国前，到后来，我成为8个人当中最好的服务员。但是，我越来越不相信别人对待我的友好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越来越糊涂。我不想扩大生活范围，“跳舞秀”是连接我与日本人以及他们的生活之间唯一的纽带。

在日本，饮食上的不适应，也是件痛苦的事，为此，我们常常四处打听，看哪里有可口的中国菜。有一次去中华南京街，见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在卖炸油条，400日元两条。虽然对我来说贵了些，但还是想尝尝这久违了的北方小吃。还有街角那间馒头铺，每到天色将晚，就会有很多人排队买馒头，那间铺子的屋檐下也挂着红彤彤的灯笼，冬天的时候有腾腾的热气从窗里飘出来，以为回到了古时候的中国。还有石牌楼、石狮子，还去过一家几个年轻的华人后裔开的兰州拉面馆吃过牛肉拉面。

在这个岛国，人人拚命地工作，拚命地享受，每个人都把今天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省吃俭用，把钱存进银行留待明天的似乎只有我们这些中国人。我和丈夫在日本挣钱，为的就是日后回国能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在日本，我们很少出去旅行、消费。

有一次，在一个立交桥下，看到一群人聚集在那里，音乐和歌声就从人群里传出来。

人群围成一个圆圈，三个男青年，正在忘情弹唱，歌声和吉他声此起彼伏，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我听不懂他们唱什么，但能感受到他们的激情，这激情中，有呼唤和憧憬，也有迷茫和忧伤。一个上海女孩告诉我，这样的街头演唱组，其成员可能是专业的艺人，到街头演唱是他们的业余爱好，他们喜欢街头的气氛，喜欢直接面对着行人的表演。

我看了看周围，发现几乎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听得非常投入，有些女孩甚至席地而坐，完全沉浸在音乐中。

这时，一个小伙子忽然从人群外跳入内圈，大喊了一声，吉他声嘎然而至，三个歌手匆匆收起乐器，向听众打个招呼，飞快地跳上停在路边的一辆面包车。人群也一下子散去。面包车刚刚发动，不远的街口就出现了一辆巡逻的警车。警车开来时，面包车已经远去，听众又纷纷成了路上的行人。这一幕，我感到现代人的幽默，追求自由和艺术的行为，必须受到城市规则的制约，很遗憾，也很无奈。

尤其是那一夜，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日本社会的另一面。在车站，一群日本青年牵着一条狼狗围攻一个中国学生，文弱的中国学生躺在地上，双手掩面，满脸泪痕，那情形我只在电影上看到过，它深深地刺疼了我的心。车站里有许多的中国人，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去帮助那个文弱的中国学生。

黄辉：我坚决不赞成出国读高中

中建二局李女士的儿子黄辉读高中时就去了加拿大，现就读于universityofNewBrunswick，每年学费7500加元，生活费每年也要7000加元左右，她说来深圳多年的积蓄已让儿子花得差不多了，她送儿子出去时找的是一家中介公司，多花了许多钱。儿子从小学习不好，在国内根本考不上大学，就是考上，也会是很一般的学校，为了儿子的将来，她才不惜血本送他出去留学。她说，邻居家的孩子也想出去，她打电话给儿子。儿子是坚决反对，他说出去时小，自我控制力差，一不小心就会加入逛街、打游戏、泡酒吧的行列，金钱和时光就会从手指间流走。

比较理想的是在国内读完高中，甚至大学一、二年级再出去，并且要有很好的外语基础，听与说的能力非常重要，这样可以不用花大量的力气再攻英语。

申请大学时，也不要死盯着大城市的大学，比如多伦多、温哥华等地，这些地方中国学生多，课外很容易和中文沟通，对提高英文能力、了解加拿大文化，并无益处。黄辉说他刚进大学时还是有一定的语言障碍，因为周围的同学都讲英文，硬逼着自己尽快融入他们之中，和他们课内课外“混”在一起，一年以后，明显觉得英文提高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