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异乡人。她握着那枚5分镍币，翻过来又看了一下，才放进收银机。记得刚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也分不清那些5分、10分、25分的硬币。若是到了那些硬币种类更多的国家，我还是要请收银员从我的手掌里自己挑选那些硬币。因此，从她看硬币的眼神就知道，她到这个国家顶多也就一个月吧。
 
　　这是我们公司二层楼的“SECOND CUP”咖啡店，自从公司春季又一次大规模裁员以后，同事们就把去另一座办公楼喝“星巴克”的路途缩短到本楼的二层了。从六楼到二层楼的距离，享受的不是那一杯下午的野莓茶，而是那一段从计算机前抬起身来难得的休息。而那个女孩是我头一次碰到，好像在接受培训，她把5分钱的镍币放在手心，又翻了一个面才敢肯定，然后冲面前的顾客很腼腆地一笑。我站在旁边很仔细地听她说话的口音，应该不是中国人。

　　我对同事说，刚才那个东方女孩一定刚来加拿大不久。她问我，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因为我也曾经认不得5分钱和10分钱，不知道加拿大的第十三个特区。

　　几年前的我，坐在教室第一排的正中，可以看见教授的蓝眼睛和早上没有刮干净的胡须。我已经记不起很多教授的姓了，可是我永远记得给我上第一堂大学课的教授。那门课是“经济学原理”，老师是DR.EBLE, 他非常重的德国口音让我得拼命盯他的眼睛，听得非常费力。后来，他建议组成学习的搭档，因为他注意到课堂上有很多留学生，而他自己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他知道其中的艰辛。

　　他说：有一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突然摸到口袋里昨天找的硬币，心想：GOD，这不是汉堡，心情便沮丧到了极点。

　　而我，也记得在另一个国家的第一个早上，我发现自己没有完全听懂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于是突然就觉得生活的边际开始摇晃。Dr.EBLE有一次在课堂上大讲中国经济，他非常崇拜地说朱鎔基应该得诺贝尔奖，因为他是真正的经济实践家，然后他突然指向我，问：朱鎔基为中国做了什么？被叫起来的我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皱眉又问，那么中国的货币叫什么呢？我说：人民币。他一笑，说：非常好！

　　他在前面的白板上写下人民币和朱鎔基的英文拼写。如今很多专业原理我都已经不记得了，可是仍然清楚地记得他让我站起来回答中国的货币的时候，他蓝色眼睛里的暖暖的善意和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