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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芬：我来耶鲁后，这里的许多人对我说，你来得正是时候，因为，耶鲁大学的校长现在对中国的事情非常关心，我也知道今年您到中国已经有两次了，为什么您对中国会这么感兴趣？
LEVIN：我想最初的兴趣来源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此的强劲而繁荣，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是令我非常惊奇的一件事情，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在经济整体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都是非常好的课堂和实验室。应该说我最先感兴趣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但后来，我又去中国访问后，其它方面也越来越吸引我。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这么大规模的人口从贫穷到中产阶级，而我相信在今后的二十年内会发展得更好，也会有更好的高质量的大学出现。
王利芬：我想您刚才所说的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原因，有没有一些个人的原因让你对中国如此关注？
LEVIN：作为一个教育者，我的确觉得中国所做的充满着雄心，我刚才所说的原因的确太让人感到不一样了。至于说到耶鲁，它与中国的关系渊源很深，已有150年历史了，中国的学生从150年前就来美国了，我们现在与中国在各学科方面的合作已有60个不同的项目，这个规模比与其它国家的合作项目多出很多。 中国的确非常吸引人，不仅是由于她的经济发展，而且也由于她的潜力，每年都有中国学生来到耶鲁，同时耶鲁的学生也到中国。
王利芬：在您就任耶鲁大学校长期间，尤其是近年来，您做了很多中美大学之间的交流工作。但是，我记得您是在1993年就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可您对中国感兴趣，并与中国各大学有许多交流也发生在近二三年，我想知道的是，之前为什么并不是这样，是什么使得您对中国态度有这种转折性的改变的？
LEVIN：首先在我的任内我要建立我的领导力，在最初当耶鲁大学校长的六七年的时间里，校内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说我们要建新的教学楼，要整修许多的老建筑，要提高耶鲁校园整体的管理水平，而且最重要的是财务问题我要处理，要处理得当而且要保持强势状况，一直到1999我都将我的工作重点放在了这些事情上，后来我想，完成了这些事情后，什么是耶鲁下一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关于学科的建设，比如说法律、艺术等；第二件事情就是耶鲁的国际化的问题，我们花了一些时间与各国来的学生进行对话与交流，国际化是耶鲁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考虑，由于中国的重要性我们花了一些精力在与中国的联系上。
王利芬：谥泄吹搅耸裁戳钅浅８行巳さ氖虑椋?/p>
LEVIN：我去上海，印象非常深，当时复旦大学的王校长说，下面18个月我们将建起那些楼供11000多个学生住，那些数就在他手指的那个地方，我当时想，11000学生，这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几乎是我们耶鲁在这儿的全部学生的数量。我们建校舍可能会一次建给300到400学生住，这的确是让我很惊奇的一件事情。后来我又到了清华和北大，他们也分别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发展计划。
王利芬：您那次去是个人旅行还是公务？
LEVIN：是公务，是陈至立推动了这件事，她曾到耶鲁大学访问过，我们与陈女士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王利芬：您与中国的关系处理得这么近，不怕人家说你亲中国吗？有一些非中国来的学生说耶鲁的校长偏爱中国，所以您怎么能让那些其它国家的学生觉得平衡呢？
LEVIN：我在意大利学习过，在英国学习过，我花了很多时间俄国上，我知道在战略上中国对于耶鲁来说非常重要，但也非常重视其它国家的学生。我希望学生们能多多在外国旅行，美国人对于美国以外的世界知道得有限，我认为在国外学习和旅行是教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王利芬：在这点上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旅行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是认识世界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我曾经在课本学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但直到我出国到意大利，美国，我才认识到，原来这样的国家是资本主义。
LEVIN：你以前没有很多机会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
王利芬：是的，与我头脑中的想象完全不同，也与课本上的差距很大，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出国的人来说，跟他讲国外的事情，简直不知从何谈起，我记得我的一个师兄九十年代初从美国回来时说，在美国他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当时我们真的不懂，因为没有来过。我真的希望中国的大学教育也能像耶鲁这样有一种叫联合培养的机制，学生在学期间就到国外，那些的话，学生的视野就完全不一样。
LEVIN：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坚持学生们应到国外生活学习的原因，这个非常重要。
王利芬：但是，LEVIN，我有一个疑问，在耶鲁的这张校报上，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数字，这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去年一年中国申请耶鲁的学生与上一年相比减少了30%，为什么？
LEVIN：是的，这是由于签证程序的原因，使学生的人数减少了许多，在去年以及前年，这个原因对学生的申请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一直努力在与政府打交道，希望能减少学生签证的一些程序，你知道自911后由于安全的原因导致了这样。我们很希望申请的程序能快一些，简单一些，因为学生到耶鲁这样的学校来学习与安全原因并没有太多的联系，所以我觉得学生的签证应该更有效力，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好的外国学生来美国好的大学学习，他们居住在这儿，学习在这儿，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然后他们回国，但他们无疑会加深对美国的了解。
王利芬：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是下降数量最多的国家？
LEVIN：不光是中国，还有中东，这是情况不太好的两个地方。关键是在办理签证中拖延的现象非常严重，超过了正常的时间。耶鲁在很多方面也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也很有兴趣，这样有一些好的学生就到英国和澳大利亚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好了，我很想通过你在新浪的专栏让读者知道目前的状况与前两年有了很多的不同。
王利芬：您知道今年的情况吗？
LEVIN：今年的情况需要到年底才能知道，但我知道今年没有一个学生会延迟。我们有两个学生今年迟到，我们就给美国国务院写信，这两个学生就进来了。你看，政府还是很负责任，这样，我们就能吸引一些好的学生到耶鲁来了。而这一点，对于我们国家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什么事情是完美的，但有些事情有改善，我希望好的学生多多来耶鲁。我想通过你的专栏告诉他们，如果中国学生想要到美国来学习，不要犹豫，我非常欢迎。
王利芬：您对在耶鲁学习的中国学生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LEVIN：来这儿的中国学生很好，他们学习很有效率，自从中国在90年代早期规定学生的第二外国语不是俄语而是英语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于中国学生迅速地适应美国社会有着很大的帮助。以前中国学生的英语很差，但数学才能很好，有的即使来美国七年之久，英语的交往能力还是不好，而现在中国学生的英语已经比以前好多了，现在英语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语言，应该说现在中国学生的机会比以前好多了。
王利芬：在您给今年的开学的新来的学生的讲演中，您用了三个问题作为您整个讲演的主要框架，而这三个问题就是来自中国的一些大学校长问您的问题。这很有意思。
LEVIN：我已记不清这些问题了。
王利芬：第一个是为什么在耶鲁以及其它美国主要大学的本科学生要花两年的时间在国外广泛学习，之后两年再专心于一个学科？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将层次很高的研究所与本科学生的指导放在一个地方？第三个问题是一个学生要进耶鲁为什么有这么神秘而复杂的标准要通过？
LEVIN：当中国的大学校长来这里时，他们对这几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尤其对于第一个问题。
王利芬：这三个问题的确明示了中国与耶鲁很大的区别，我很想知道，你与中国大学校长的交流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呢？
LEVIN：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我的中国同事们对于我们在这里的一些做法极其感兴趣，他们真的很想知道我们这里是怎么做的，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想去模仿。
王利芬：您很清楚中国学校的做法与这儿有许多本质性的不同，您怎么面对这些不同呢？
LEVIN：其实没有那么玄，任何国家都有他们不同的情形，不是要照着做。比如，中国迅速的经济发展使市场对于较高级的劳动力和工程师的需求量极大，但如果你培养人才按照刚才的第一个问题中我们坚持的方式来做就行不通，这样会花费很大，不光对财力而言，而且时间也花费了很多，这样中国就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教育安排。所以，什么是适合中国的教育，我想我的中国同事们应该自己的国家的情况来设定自己的日程。
王利芬：你对中国的教育方式和思路同意吗？
LEVIN：世界有许多种方式能培养出优秀人才，并不只有一种模式。你看英国剑桥大学也有自己的方法培养学生。
王利芬：在您的对新来者的学生的讲演中，您问了学生们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你是谁，你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你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在后半夜请你用一种调查式的对话方式去问自己这些问题，同时回答你为什么是你今天的这个样子。我想，对于这些问题您可能自己已回答过，但您可以在这里给我一个回答吗？
LEVIN：(笑)我想那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回答的问题。我希望与我有不同想法的人交流，因为与这样的人交流会不同程度地改变我的一些看法，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这可以让你原有的想法更充分，让你的信念也更坚定。
王利芬：现在耶鲁大学在中国越来越知名，有一个原因是现任总统布什和前任总统克林顿及夫人希拉里都是在这里毕业的，我的读者可能会感兴趣，您与这些人的关系。
LEVIN：我与他们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不光如此，布什总统和克里参议员的女儿都在这里。
王利芬：那么，布什一家就是四代人在耶鲁了。
LEVIN：对。他们的女儿在这儿也很好，很积极向上，在学校有人支持布什，也有人支持克里。
王利芬：您会额外关心他们的女儿在这里的情况吗？
LEVIN：我们会尽可能保证布什总统的女儿在这里像常人一样的学习生活，但不会格外关心，这里有名的人的子女很多。
王利芬：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LEVIN：没关系，也谢谢你。
我在耶鲁呆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个月，之后我就来到了华盛顿，但是这一个月让我对美国大学的教育有了一个较为初级的了解。教育方式和思路是一个国家通向未来的主动脉，他的重要程度是不争的事实。我在LEVIN这儿听得最多的词就是创造性的思维，无独有偶，在我们十六大的报告中这个词也用得最多，这一点巧合真的让我思考了许多问题，怎么才能让一个民族具有创造性？缺乏创造性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确太大，太需要时间考虑。
离开耶鲁后，脑子里一直带着它朝暮间的图景，其实一个人也好，地方也好，给人最深的还是那些感性的东西。在耶鲁大学最好的一个项目中做高级访问学者中国同胞马军记下了耶鲁和康州的秋天瞬间，马军曾是《南华早报》的记者，我在这里征得他的同意，将这些不可多得的美景呈现给大家。
再见，耶鲁！谢谢你让我安宁也让我躁动。
王利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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