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作战应对“记者”

　　◆周国荣

　　西村教授上亚洲经济发展课时，喜欢让学生预习之后在课堂上把新的内容先讲一下，他坐在一旁进行补充和评论。下一堂课我们要讲“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低谷的政策原因” 
，正好轮到我。“下次我们改变一下方式，在课堂上召开一个模拟记者招待会”。西村教授让我和班上另外三个同学组成一个小组，我们就是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人”，提问的“记者”则是他本人和班上其他同学。

　　我一看，我们组简直是一个“迷你国际队”——我来自中国，亚历克斯来自德国，那个姓林的女生是韩国人，山田是日本人。西村教授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下课后把我们叫住，叮嘱了一番：“记者招待会上，你们是一个整体，不能各自为政，要注意分工合作。”

　　为了一周后的这个“记者招待会”，我们四个在五天之内开了两次“预备会”。首先，我们将主题分成几个方面，决定每个人的职责：哪个人针对哪几个方面搜集资料。我们到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相关资料，把有价值的东西复印下来，并借了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参考书。其次，我们具体商量了“记者招待会”上的策略：由谁先发表论点，接着由哪两个人提出论据，摆事实讲道理，充分证明我们的论点，最后由谁总结。进入提问阶段后，如果碰到棘手的问题，一个人无法回答的，别人要为他作补充。因为班上有许多国家的留学生，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决定向教授提议：“招待会”上的工作语言为日语和英语。

　　一周后，我们迎来了“记者招待会”。我们四个发表主要观点之后，来自中、英、美、日、韩、瑞典、印尼、新加坡等国的同学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有些问题非常尖锐。面对这种“轮番轰炸”，我们感到渐渐有些“招架不住”。亚历克斯在回答一个问题时“卡壳”了，我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策”，立刻接上他的话题：“这个问题，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等我把自己的论据讲完后，朝山田一使眼色，他心领神会，又接下去讲，最后，由那个姓林的韩国女生阐述结论。

　　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始终在一旁倾听的西村教授举起了手：“请问，你们能给同学们讲一讲是如何准备今天‘会议’的吗？”包括我们四个在内，全班同学沉浸在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问题上的思绪突然被他的提问拉了回来。“这个问题似乎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不知道是谁冒出一句。“说得对，这确实是个题外话，”西村教授笑了笑，“但是，今天他们四个表现出来的团队合作精神却是大家应该学习的。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我们会遇到许多像今天这样需要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的事情，希望大家通过听取他们的准备过程，能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全班同学这才恍然大悟：教授为我们确定了九十年代日本经济这样一个内容丰富的主题，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这个西村教授，“鬼点子”还真不少！

　　欧洲人的“相对自私”

　　◆何艳

　　初到陌生的西方社会，感觉是有点冷漠的。欧洲人表面彬彬有礼是真，内心保持距离却也不假。

　　如果你还带着传统中国人的习惯，总是善意地去问同学，你行吗？需要帮助吗？那你 
可要小心吃到白眼了。欧洲人独立好强，如果你经常问他需不需要帮助，他会感到自尊心受损，继而猜测你是不是小看了他的能力。

　　反之亦然，欧洲人也不希望你时时请求他们的帮助，尤其是同样的问题如果问第二遍，就要当心被人看作智商有问题。能解决尽量自己解决，尽可能少麻烦别人，这是我总结出来的教训。

　　看了上文，你也许会对欧洲人留下冷漠、自私、没有丝毫集体观念的印象。然而，我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事实恰恰相反，欧洲人很有集体观念，关键是和我们中国人的集体观念并不完全一样。

　　在我就读的法国斯特拉斯堡高等新闻学校，学生都是来自全法的优秀生，自视甚高，个性大多独立自我，是平时不很容易接近的对象。然而，每次办校报的时候，这些学生忽然都抱成一团，自己分工，从主编，到编辑，再到记者，排版人员，条理清楚，定岗明确，而在制作过程中，主编会亲自关心每个记者的工作进度，记者之间也会交换信息，分享资源。20岁出头平时倔倔的年轻人有这样的团队合作精神，实在让人不敢小瞧。问他们从哪里学来的？他们说，这是显然的道理，并不是从哪里专门学到的。如果大家不合作，就不能达到目标，那么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损失。

　　人性本来是自私的，欧洲文化承认这一点，接受这一点，他们不妨害公共利益，为自己的荣誉去奋斗，但也不践踏别人，因为大家都是社会人，离不开集体精神。所以，我说，欧洲人的自私是相对的。

　　全班帮你写论文

　　◆黄蓁蓁

　　团队合作精神是女王大学政治系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经历。
 
　　有一次，给我们上“拉美政治课”的康教授给我们布置了任务，她把我们分成几组，每组大概有2到3名学生。每组负责做一个“集体演讲”，向全班同学介绍某一个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小组成员配合的默契程度将直接影响到每个成员的期末考核。

　　其实，分在同一个小组的同学平时并不一定互相熟悉，可能也就是见面打个招呼，现在大家必须齐心协力完成一件任务，这不仅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又可以发挥各自所长。我所在的小组有我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也有来自德国的同学，还有加拿大同学。国别的差异似乎完全被密切合作的气氛掩盖了，为了顺利完成演讲任务，我们分工合作，对该国情况较熟悉的同学负责调研，平时电脑比较强的同学负责制作幻灯片，有的负责起草演讲稿，有的则负责准备现场演讲。大家还排练了好几次。经过一周的周密准备，每个小组都拿出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在全班同学面前作了展示。演讲质量各有高低，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明白了“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

　　还有一次，是学期末对每位同学学期论文的讨论和建议。学期论文是学期评分的重中之重，占总分的比例要到达50％以上，每个同学都希望拿出自己最满意的成果交给老师，同学之间无形之中存在着竞争。但是，“美国外交政策”课的郝教授（Professor Haglund）却特意为每个学生留出一节课的时间，让每个学生在定稿前向全班介绍自己的论文结构、所作调研和论文内容等，由他和班上的其他同学给这位同学现场提出修改建议或问题，以便该同学在最终定稿前进一步完善论文。这种做法在我们系是很常见的。教授们认为这样可以帮助每个学生更好地完成论文。而同学们对此也很欢迎。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非常认真，并且毫无保留，也不担心别人听了自己的建议后论文会写得比自己好，因为大家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你帮助了别人，别人也同样帮助了你。

　　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固然重要，但让每个同学都深切体会到合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对学生今后在学术和工作中的发展将更有帮助。这就是女王大学的教育宗旨之一。

　　意大利面是怎样堆成宝塔的

　　◆周晓锋

　　我在华威学了十几门课程，几乎每门课的最终成绩都包括“小组表现”这一块，所以经常要和一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同学坐在一起，共同抓耳挠腮地应付教授们出的一些古怪题 
目。这么多次小组作业，令我感触最深的要数那次“意大利面行动”了。

　　那天是开学第一天。为了让大家尽快打成一片，也为了给第一门课“领导力研究”做热身，教授组织了一场既要动手也要动脑的比赛——搭积木，不过道具不是一般的积木，而是意大利实心面条。具体规则是：全班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六到七人，每组发给一捆意大利面和一卷胶带，要求在十分钟内搭出一个可以自行站立不倒的结构，而且必须用完所有面条，谁搭得最高就算获胜。

　　教授一声令下，教室里顿时乱作一团，好像变成了幼儿园中班课堂。我们这组只有我是“老外”，其他都来自英国公共部门，年纪最小的也比我大一圈。这些队友们的点子似乎都很多，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意大利面宝塔”的造型。我自知没有什么空间想象力，所以就主动揽了个“粗活”——把胶带撕成小条，交给另一个组员捆面条。结果发现，原来“粗活”也不好干！因为我们组有四名“建筑大师”在搭宝塔，而输送原材料的只有两个“蓝领”）——就是我和那个捆面条的队友。所以无论我们手有多快，好像总也跟不上“大师”们的节奏。最要命的是“大师”们各自为政，他们分头鼓捣了半天才发现，好不容易制造出来的两个“部件”竟然根本就拼不起来！最沉重的打击出现在最后一分钟：眼看其他小组的宝塔都已经拔地而起了，我们才意识到，除了一桌子的面条棒和胶带以外，原来我们还没有搞出任何可以站起来的东西，而手里还有大把的意大利面没派上用场。比赛的结果不用说大家也猜得到——我们组的作品以海拔零米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一。获得冠军的那组造出了一个类似埃菲尔铁塔的结构，以六十多厘米的成绩雄踞榜首。

　　赛后，教授让大家谈谈各自的体会。我们这组当然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分享，不过失败教训倒是不少。队友们都感到，我们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团队内部缺乏合理的分工。首先，团队没有“领导核心”，一个分派任务、统筹协调、控制进度的“头儿”。第二，我们没有“思想家”。在时间压力下，大家都忙着动手，却没有人冷静下来花一两分钟想一想，画一张草图，好让大家明白到底要干什么。第三，“白领”太多而“蓝领”太少。队友们一致认为两个“蓝领工人”表现相当出色，可惜干“粗活”的人太少，如果当时能够再抽调一两个“建筑大师”去捆面条，可能就不会出现大师们“无米下锅”的情形了。

　　认真对待每一个人

　　◆徐云程

　　如果你问我，在美国念书和在中国有什么最大的不同，我会说是团队概念的重要程度。我们中国人虽然有很多成语，谚语是强调其重要性的，教育体制里却还是以“单兵作战” 
为主。而在美国，团队是想要取得好成绩的必修课。

　　记得我第一天到罗切斯特大学报到，就拿到了一份通知，上面写了4个陌生的名字，一问才知道我已经和他们被分为一组。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将要一起做作业，一起演讲，有些考试也要一起考。我一下子傻眼了，这种算成绩的方式真是闻所未闻。来到指定的房间，已经有4张同样忐忑不安的脸在等待着我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大家惊奇的发现每个人的兴趣和背景几乎完全不同，这样的组合似乎预示着诸多问题。果然，第一次小组讨论就充满了火药味。起因是急性子的斯考特与慢性子的亚力克山大意见不统一，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亚力克山大结结巴巴的英语和固执的性格把斯考特给弄火了。最后，大家不得已去找辅导员调解。“我要求把亚力克山大换掉，我无法跟他一组”斯考特不耐烦的说。“这不可能”，辅导员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想象你现在是在真正的工作环境中，难道你也能保证所有的同事，老板或客户都是你喜欢的类型，不然你就换人吗？”这个问题把大家给问倒了。回到会议室，我们决定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继续前面的讨论，而斯考特得到了多数票。亚力克山大虽然不情愿，但是也服从了。一周后，答案公布了，亚力克山大是对的，而我们因为没有采用他的意见，没有得到一个好成绩。这下子，亚力克山大一下子变成了英雄。斯考特难为情的走到亚力克山大面前，小声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这次事情以后，小组讨论一下子容易得多了。每个人的意见都被认真听取，反复推敲，背景和兴趣的不同都促成了我们之间的互补，小组成绩也自然直线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