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新世纪两年有余，国内的各类媒体在2002年的年底都纷纷抛出类似盘点的统计数据；纯粹的商业炒作之余，可以感到，各个报道层面自然流露出一种讯息：变化在中国的土地上仍然是现在进行时，套用些年轻人时髦的构词方法来形容中国，便是“进步ing”和“发展ing”。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游子吟》中寥寥数句，描绘了一幅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图画。“慈母鬓边霜，游子心上愁。”漂泊者的心头却也永远系着对故土的思念。离家的时间越长，对家的变化也越敏感。在异乡读报和听广播时，每个含有china的单词都好似魔力一般，轻松的从纷乱的字母群中跃出，刺激着我的感官。第三个寒假，我给在德国的留学生活画上了一个逗号，回国探望渐已年老的父母，四处奔忙的朋友，以及小别三年的故土。

在国内，或者和朋友熟人聊天，或者闲时外出逛逛，的确感受到了不少变化。只是此次回国我只待了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多在陪伴父母，外出也只是局限在家乡。写出来的感受恐怕有些管中窥豹之嫌，但也算是一种声音罢。

在寻常的生活中，如果抛开感觉的片面性，是最能感受到真实东西的地方。而所谓寻常的生活，无非就是建立在四个基础元素之上，衣、食、住、行。

衣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屈原在《离骚》的开头描述的是自己与生俱来的“内美”后，转笔开始描述自己后天的“修能”。而诸多修养中又以衣着为先，诗人披着喷吐幽香的江离和白芷，联缀起秋兰作为自己的佩巾，并自豪于这些和他美好心灵协调一致的服饰。衣服其实不止只是些表面文章，更是着装人精神面貌的体现。

回国在北京转火车时对国内的第一印象其实倒不是北京四处高耸的建筑，而是铺盖在大街各处的人群。德国的城市覆盖率虽然超过了75%，远远超过城市覆盖率28%左右的中国；但是城市人口与中国相比，却只能用“寥寥无几”来形容。虽然说从97年开始国人的穿着已经是所谓的和“国际接轨”，然而却一直少有人敢在街头穿得张扬的个性。如今在城市的商业街上转上两转，经常能见到不少令人眼睛一亮的红男绿女。多数人的打扮也都开始追寻自己的风格或者特色，感觉人们的精神面貌相对三年前清爽了许多，和德国居民的差别也多是在风格上，而不是在品质上了。

层次化和个性化的服装消费趋势日益明显。消费层次的区分因收入、年龄、地域不同而开始呈现出显著不同的消费特征。往日那种瞬间铺天盖地而来颇有些压倒一切气魄的流行方式似乎已经不再会出现。90年代风靡一时的也叫健美裤的踩脚裤，因穿时裤脚踩在足下始而得其名。当时满街上幼女，少女，少妇，中年妇女，老年阿婆，不论高矮胖瘦，上学上班上街，一人一条，一律黑色深蓝暗红，实在堪称奇观。类似情况放至今日，恐怕只能被讥笑为某学校运动会出场式指定服装。流行方式的多元化，层次化，体现出大众获取信息的途径的日渐开阔。面对资讯，人们的选择余地大了很多，眼界也被打开了。

食

“民以食为天”是由管仲的原话“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演化而来。只是最初句中的“食”指代的乃是可食之物，到后来也却被不少人不明不白的定义成了动词“吃”。弄起来仿佛是“天下万事，唯吃最大”一般。但不论如何，中国人对吃的热情确实一直未减。

回家一个月，在于我被安排的最多的行程倒是各类饭局。经常看到有报道说中国的餐饮业相当疲软，而家乡却非如此，过于高档的酒店，我没去光顾，然而中高档次，环境较好的饭店却经常在中晚餐时段爆满，两次和朋友的饭局皆因忘记预约桌位，而且等候的顾客过多而临时更改地点。人们对吃的追求早已经不再只是食物本身，转而开始追求消费的体验。

令我吃惊的是麦当劳和肯德鸡等西式餐饮在家乡的发展。记得离家时西式快餐店虽然不少，但连锁密度却也不高。如今市区内但凡大些的购物场所都有了麦当劳或肯德鸡的标旗。具统计，麦氏和肯氏在中国的店面数量在2002年9月便已经分别为532家和639家。西式快餐厅在中国已经基本失去那种快餐文化中“快”的节奏。在普通咖啡屋中一杯咖啡的消费平均25元左右，而味道却实在不敢恭维。而在麦当劳里味道略差和淡些的咖啡却便宜了不知多少，环境也比较舒适。加上麦当劳的本土化策略比较成功，这类西式快餐厅以成为了人们，特别是经济条件一般的年轻人体味新鲜味道，或者休息聊天的休闲餐饮场所。一些在校继续读研究生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们不少人都养成了去快餐厅找个角落弄份可续杯的咖啡读书自习的习惯。对于他们，快餐厅起的作用倒有些象欧洲国家的小咖啡馆。

再其次便是各种超市的出现。家乡过去沿街卖菜堵塞交通的摊点已经基本消失，不少居民已开始习惯于在住宅区附近的超市买菜。离家时，家乡只有几家可能还是属于实验阶段的超市，而短短三年，连锁的超市已经基本完成了普及。而且店内货物品种也比较齐全。只是相对德国超市，家乡这里店门出口处还增设了几位店员检查所有出店顾客缴款后的收据票并盖章。对我这样不知情，而且已经习惯于不要这种票据或者拿到后随便乱揣的顾客，这种服务却有些尴尬。我回国后第一次购物时就差点被人当小偷拿下。

住

有笑话说“妻子要娶日本的，厨子要雇中国的，房子要住德国的。”虽然是戏谑之言，但德国的住房条件在世界上的确是有口皆碑，相比较之下，经济相对落后，起步较晚的中国在“住”上的确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相对以前却也有了不少转变。特别是新建的住宅楼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

记得三年前家乡大街上四处发放传单的男女发放的是宣传各类健身补肾的保健品。这些天留心收集了一些，发现那些塞递到面前的花花绿绿的纸张大多成了售房广告。道旁也四处是各类名字听来颇响亮的“xx花园”或者“xx小区”的宣传牌，其每平米价格大约在2000-3000元不等，抛开装修，单单是购房一项大概就得近25万人民币左右，而且听说家乡目前的房价在国内的大城市里还算便宜的。虽然说是人民的口袋比以往充实了，又但是究竟有多少能添置得起这样的房子？

我留意了一下身边各类买房或者将要买房的人群，感觉其年龄段和消费层次呈现一种两极分化的形势，既大多数的房产消费都集中在30岁下或者50岁以上的人群中，而先富起来的为数不多的所谓“中产一族”与靠住房补贴或拆迁费购房的群体在住房消费方面差距明显。家中一位靠搞科研先富起来的长辈在一个新建的小区购置了一套加上装修50万左右的新房，此类房产已经属于较高的消费层次。而在去他家做客顺便参观小区的时候，几套300到500万单户别墅的价格令我咋舌。但其中几套却也都已被人买下，并且已经在进行室内的装修了。想想不少亲戚和朋友家中还在为10-20万的房产打拼，心中滋味突然有些难以形容。

行

“树挪死，人挪活”。一句传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俗语点出了“挪”对于人的重要性。想要“挪”，首先必须能“行”。而行来行去，却是有两样缺不得，一是用以行的工具，二是用以行的空间。

久未谋面的熟人，几乎都会问一个问题，在国外买车没？每次我的回答都是驾照都没有，还谈什么车？然后多数人就会取出张小卡在我眼前一晃，然后叹气说自己空有驾照，却无车可开。朋友多数都在近三年考了驾照，然而拥有私家小车的却还没有。但是我所住的小区里却是添了几辆私车。虽然报道上鼓吹着私家车的年代已经到来，但是家乡人对于私家车的热情似乎远不及房子，和几个已经小有些资产属于先富的“中产”聊天时说到这个问题，都很明确的表示以自己的实力在房子与车子间只能挑上一个。而年轻些的会挑车子，上了些年纪的大都在养房子。而对于多数的老百姓，私车似乎还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记得原来家乡公交系统的混乱也是颇令人头痛的问题。在对这方面的处理上感觉收效不大。公共汽车一开起来车身上的铁片相撞，依旧是乒铃乓铛的响的甚是壮观。只是多数公汽都装备了可以刷IC卡来交车费的系统，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据说随后还要推广到出租车上去。再者城市的各个街段高架轻轨桥也已经开始铺轨，不知何时能够通车。

车来车往的城市环境变化却也有些，但是感觉不太显著。不只何时又流行起一种挪揄的方式，即称某某地方是个“光辉”的城市。初次听真没反应过来，后来才知，光者，光有之意也。而“hui”却非彼“辉”，实为灰尘之“灰”耳。所谓“光灰”之城却是说城中别无他长，只有满街的灰尘而已。相教于德国的城市，家乡的确是“光辉”的可以。但是几个没有什么车辆行驶的步行街区却在这三年里修的有模有样，虽然没有去看看上海如今状况如何，但是就家乡的步行街而言，已经不逊色于德国的几个大型城市。

90年代有些人无奈的叹息，“国内发展得再好，也就是香港那个样子了。”10年过去，如今看来却并不全是那回事情。过去是接受外来文化都要先经香港转道手，而现今随着开放的深入，中国开始逐渐学着直接面对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身在海外各处的留学生，则更是站在这种冲击的最前沿。何去何从，全靠自己把握。

写在后面

写完文章，已经是午夜。父母早以睡下，而我还有两天便又要飞去德国。下次回家还不知是几时，可能两年，或许又是三年。

时间在城市各处刻下了印痕，当然还包括了人们的脸。每每看到父母看我时那种透着满足的微笑，以及他们眼角额梢上明显开始增多的皱纹，心中便不由的有些发酸。

接触了几位同样有孩子在德国的父母，不谈其社会地位如何，看我的眼神都很相似，仿佛是想尽量从我身上去感受自己现在还身在远方儿女的状况。我多说些德国的状况，哪怕是他们知道的，他们的眉头便会松一分。说是游子在外，方能真正体会得父母的惦念。我倒觉得分离后的小聚，才更能感受到那种浓浓的眷恋。

我感谢一直默默支持着我的父母，祝他们和其他所有的父母们，健康，平安。

作者: 木头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