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岳，1965年生。198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1988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7-2000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博士，200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1988-1992年在国家司法部工作，1992年创建零点调查公司。现任零点调查董事长兼零点前进策略总裁，兼任中国市场调查业协会领导小组成员、北京科技咨询业协会副理事长兼市场调查委员会主任，是欧洲民意与市场研究协会、美国市场营销协会、美国政治咨询顾问协会、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员。

离开工作安稳的司法部，下海创建零点调查公司，袁岳“十年磨一剑”。今天的零点调查已经成为国内调查业中一个重要的声音。零点成立十多年来，敏锐地感觉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捕捉着在剧烈变化时代的民众心理和民众意愿变化。

在外商大量进入中国的时候，零点做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外商投资环境调查；在下岗大量出现在城市的时候，零点做了中国城市贫困和下岗者调查；当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的时候，零点做了中国第一次系统的中产阶级调查、第一次蓝领阶层的调查；在艾滋病蔓延的时候，零点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地下性工作者的行为危险性调查；面对独生子女一代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设定了常规的青少年行为模式调查。

袁岳说：“我将乐于成为一个终生的咨询顾问。作为一个咨询专家和咨询专家团队的领导者，顾问服务代表着我的个人专长、职业理想、生活乐趣和奋斗方向。”

职业理想

袁岳当时选择学法律，是因为看了《福尔摩斯探案集》，被里面的侦探故事所吸引。他先后在南京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攻读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但法律学的大半不是这个。这与我当时选择的动机很不一样。同时，我学法律也与一般人学法律不太相同，大部分人学法律是学了许多条文，而我更重视研究法律背后的‘动因’(民意)，这个思想与我后来选择调查行业是直接相关的。”

法律对袁岳的吸引力是很有限的，在袁岳看来，推动法律的进步，根本不在条文上的进步，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民意。早在西南政法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的时候，袁岳就曾经写过《民意及其法律中的体现》、《公民信息权的法律保护》、《商业性信息——民事法律关系的崭新客体》等论文，他希望可以直接做这方面的工作。

1988年，袁岳分配到国家司法部工作。“我们作为普通的知识分子可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那时候我和一些国际学者有一些协作，受到他们的鼓励，我在1991年结识了美国盖洛普代表团，觉得这种方式不错，做一个行业又能够体现自己愿意做研究的爱好。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在我们构想一个目标时，通常是很美丽的，但创业经历，大多过程是寂寞和痛苦的。为了达成目标，你要有坚定的理想、坚强的神经和放弃的心。坚定的理想会让你能够看清眼前的东西，坚强的神经会让你的团队受到激励，放弃的心是说要把得与失看得平常些。作为一个创业者，心理素质是十分重要的，创业很多时候是心灵的锤炼过程。”

1992年，袁岳与5个合作伙伴一起创建零点调查公司。“‘零点’的意思就是不代表正，也不代表负。我们把民众的想法收集起来，然后，把我们发现民众零散意见背后的系统的立场告诉大家，告诉社会，告诉决策者。”

“零点从一开始做的时候，目标很明确，就是指向民意的收集，为商业决策者和公共决策者服务。”袁岳说。

受祝福的事业

“创业意味着风险，所有创业的人都会承受一定的风险，关键是谁能通过风险。在穿越风险的过程中，有的人积累了知识，有的人积累了经验，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心理的素质。”袁岳创业之初，零点调查公司基本上没有赢利，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公司做了许多看起来就不赚钱的研究，如中国私营经济状况调查、全国投资环境评估调查等，袁岳说：“但这不表示我们没有支持。比如公司成立时接的第一个项目，是做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调查，做这个项目时，我们只有6个人和很少的一点钱。”

“在创业的过程中，要能够坚持做一些比较小的事情。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理想，一定要坚持做小事情，然后评估出这是不是你能做或者是不是你能控制的。这样，如果你为了做一件大事，可能要安排做10件较小的事，有5件你能控制，有3件基本能控制，有2件可能不能控制，这是一个风险的组合，目的也是控制风险。”

虽然在创业的第一年到第五年，零点调查公司几乎没有挣过钱，但也从没缺过钱，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得到支持。“在我看来，从事这些调查，是个受祝福的事业。当时只是凭着朴素的信念去做，相信社会会对你有所回报。”这些调查后来都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为公司积累了足够的声望。

到了1997年之后，零点调查公司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成为拥有自有客户和自有研究技术的公司，“而且，那时100%都是客户主动找来的。”袁岳自豪地说。

国际化的视野

在零点调查步入正轨后，袁岳选择了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他认为，早期从事的主要项目、做的主要事情跟他个人的关系还是很大的，但1999年之后，公司发展走向成熟期，已经可以放手让伙伴们去做了，他开始起用更年轻的人担当总裁职务。

哈佛的学习让袁岳对“学习”有了更多的体会。“学习可以分为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两种。一个人若想真正改变和改善自己的行为习惯和知识结构，被动学习是很重要的。其中‘仪式化学习’就是被动学习的重要方式，比如参加一种短期或长期的学位或非学位班，与许多不同背景的人一同学习，听自己喜欢不喜欢的课，做自己喜欢不喜欢的作业，往往就会超越原有行为模式，有新的收获。”

袁岳认为在哈佛的收获比他预期的多。“到国外去学习，实际上最大的机会就是能够引入一种国际化的视野，这种国际化的视野结合本土的立场可以做出很好的事情。虽然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到国外去读书，但你一定要对国际的游戏规则有所了解。带着问题去，带着你已有的经验去，在提升解决问题能力上有很大的帮助。”

学者还是商人

对袁岳来说，海外求学只是一个开阔视野和充电的过程。袁岳仍然回到自己的国家从事自己的事业。他重新给自己的身份做了一个界定：独立研究者。

袁岳认为一个杰出的独立研究者应该是一个“三合一”的人：“我们对中国目前专业的市场研究人员要求是，他应该具备三个角色：一是要能做学问，对研究有兴趣且有一定的研究能力；二是要是生意人，如果你不能把它做成是一桩生意，提供客户所需要的服务，就只有关门了；三是要有一定政策意识，因为中国的许多生意在很大程度上受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很大，做市场研究时，始终不能忘记非市场因素对市场的影响。这种对研究人员的角色定位，也是我在开创这家公司时基于我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所提出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至少也希望自己努力做到这个三合一的角色。”

从经营的角度上来说，袁岳无疑是个商人，但从研究和学术的角度上说，袁岳写下了800多万字的研究论述，而且一直作为公司的首席研究员。“我必须是一个商人，懂得计划、管理和经营的门道；但我又不完全是一个商人，我还是一个学者，我演说的时候，必须让人们意识到我的发言是可信的，是值得认真听的；我还得是一个政策专家，能够分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的边界和政策提议的模式。我相信，一个企业经营者要富有辨识、适应甚至影响公共环境的能力；同时一个公共管理者又要对于工商规则极为熟悉。这就是我所倡导的两只手管理，任何企业领导者都要兼有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视野与技能，区别只在于比重多少。”

袁岳说：“一个人要对自己有个清楚的认识，即你是个什么人才。从我对自己的分析，我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具备大老板特质的人。首先，我对金钱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其次，我虽然有做许多事的恒心，但为达到目的选择手段时，我太讲究条件，这在有时会表现为道德的脆弱性。第三，我没有大老板那种对各‘派别’极强的包容力，我虽然能与不同的人好好相处，但从朋友的选择上，我还是很苛刻的。从另一方面讲，我自认是一个有一点天份的咨询人员，而且我对帮助许多不同行业的人做好事情更有兴趣，吸引我的是，让不同行业之间的经验互相交流，拆除门户之见，让每一行业实现价值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