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13日晚， 唐林律师行对外公布如下消息：

“好消息：移民部长让步了。据悉，澳移民部长the Hon Mr Philip Ruddock MP已就“两年政策” 作出了有利于在澳在读海外学生的让步。 有可能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2003.5.13）”

2003年5月14日下午澳大利亚东部时间17：33，移民部长上载了其题为《关于技术移民学习要求过渡方案》的新闻发布稿，相关内容为：

凡2003年3月31日（即“两年政策”官方公布时间）是日或之前在澳在读的海外学生，申请普通技术移民不受“两年政策”影响，而继续享用现行的“一年政策”，前提是其申请递交时间不能晚于2004年4月1日。

这一方案，与唐林律师行在《致移民部长的信》（第3页）建议的方案一致，也与《不到最后的关头，我们绝不放弃》提及的缩小“两年政策”的适用范围过渡方案同出一辙。

有意思的是，部长先生只字未提2003年3月31日移民部“两年政策”新闻发布稿，更没有说明新过渡方案是对旧过渡方案的修正，仿佛旧过渡方案，即2003年7月1日之前递交497签证的学生免受“两年政策”影响的所谓“过渡方案”，从来不存在一样，仿佛过渡方案从来如此，历来强硬的移民部长并没有作出什么让步。仔细阅读，最后一行字算作交待：Ruddock先生向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员会就他们对过渡方案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好一个移民部长先生！明明知道最反对“两年政策”的是在澳在读的海外学生，明明知道澳大学校长委员会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海外学生将强烈的反对呼声反映到了学校，明明知道他收到的反对信绝大多数来自海外学生，明明知道2003年3月31日公布的旧过渡方案等于没有过渡方案，遭到包括海外学生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坚决反对，甚至也包括他身边给他出主意的人的反对，明明知道一味坚持旧过渡方案将他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明明知道旧过渡方案实在体现不了自由党衡平和平等（Equity & Equality）的党规，明明知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是天经地义的事，就是只字不提海外学生自身对改变此过渡政策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

关于反对“两年政策”的有关消息，我们知道的，部长先生知道；我们不知道的，部长先生也知道， 但部长先生就是不提海外学生所作的任何努力。部长先生当然不是视而不见，而是在政治筹码上，海外学生无足轻重，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员会（其有些职能等同于一些国家教育部的职能）可是个举足轻重的组织。将功劳归到海外学生，似无必要，因为海外学生是旧过渡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又是新过渡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不说是学生努力的结果，也还是会获得一片惊诧中的感激；说了，也不会在日后可能的感激回报选票中再多出一些来。将橄榄枝悄悄递向澳大利亚校长委员会，高，实在是高。

然而，更高的是海外学生。竟然把澳校长委员会都说动了去为他们争取权益。海外学生自身的所有努力，包括每一个个体看似微不足道的反对，每一个小组织看似可有可无的奔走，每一次讲座，每一个电话里的共识，每一个网站上的认同，每一封寄往学校、移民部、教育部以及移民部长大人的信，管了用，都管了用。

是的，争取移民部长让步难，争取一个任期最长从不妥协的移民部长先生让步更难，由一群不是选民的海外学生争取一个任期最长从不妥协的移民部长先生让步难上加难。

难、难、难！但斗不过争、争、争！再难，不还是争到了？争到了，也没觉得那么难。这就是奇迹。海外学生是创造奇迹的真正主体。意义重大，不止于今。开了先河，更利后人。

奇迹是海外学生自己创造的。但我们还是感谢部长先生 —— 他制造了奇迹，制造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奇迹，针对海外学生，也针对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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