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条塞纳河把它分为左岸和右岸，就在巴黎圣母院的南侧对岸不远处，在西侧的圣米歇尔林阴大道和东侧的圣雅克街之间，坐落着已经有近千年历史的巴黎大学———索尔邦。

巴黎大学原先叫索尔邦神学院，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后来到了13世纪50年代，当时一个叫罗贝尔·德·索尔邦的教师，在国王的帮助下，开办了一个神学院，有一些穷学生在其中研究神学。渐渐地，到了14世纪，这个学院发展成为神学研究中心，除了神学研究，还有医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是基督教世界最著名的教学中心。17世纪时，枢机主教黎世留重修了被毁的学院（包括教堂），从而形成大致相当于今天规模的建筑群，北至克吕尼博物馆，南到先贤祠一带。学院也从单纯意义上的神学院发展为综合的巴黎大学，根据1970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法，巴黎大学的13个分校正式确立。

由此受到地域的限制，大学在规模上的发展导致了建立分部和分校。今天的索尔邦只保留了巴黎大学的一大、二大、三大、四大的部分院系，巴黎大学的许多分校，早已经突破了巴黎市区的界限。巴黎大学有700多个教授职位，学生约20万人（而在19世纪末时才有1.2万人）。

自由进入，逐渐淘汰

我留学法国的时候，选择了巴黎大学的四大，又称“巴黎索尔邦大学”，其本部就在索尔邦里面。这个学校以文科尤其是文学系的实力而闻名，在巴黎的大学生中流传着：一大二大政法科，三大四大人文科……

我的导师叫皮埃尔·布吕奈尔，在法国的比较文学界是个赫赫有名的权威。他读了我的个人履历，听了我的研究设想后很是满意，马上表示愿意指导我。导师点头，事情就成了一半，结果我在规定的最后一天交齐了材料，在最后一天注了册。

说到注册，巴黎大学和其他的大学一样，没有入学考试这一说，凡有高中文凭的都可以去注册本科，只是外国留学生要有一个语言的测验，及格了方能上学，当然注册硕士和博士另有要求。到了注册的那几天，学院里就排起了长队，走廊里人声鼎沸，人满为患，填表，登录，交学费，取学生证，一气呵成。大学采取的是自由进入、逐渐淘汰的策略。大学期间，每年都有考试，要求学生修足学分，并考试及格，才能进入下一年的更高层次。学生们读着读着，队伍就分化了，有的打了退堂鼓，有的读完第一阶段就毕业找了工作，有的继续深造，当然，对那些真正愿意从事研究工作的学生，一年年地读下去，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没有校园，但有卢森堡公园

索尔邦没有校园，没有食堂，学生们自己在外面找房子住，吃饭也在外面，好在凭着学生证，可以在巴黎的几十家学生餐厅吃上经济实惠的午餐，当时花10法郎左右，就能吃到一份主菜，一小份冷菜，一小份甜食，面包和水管够。不过，晚餐也开的餐厅的数量就少多了。也难怪，学校门口的索尔邦广场的咖啡馆生意极好，这里既可以当作吃饭的地方，要一份三明治，解决一下肚子的问题，又可以用来读书和约会，要上一杯咖啡或别的什么饮料，便能安坐在那里做作业，写文章，同学小聚会，讨论问题，当然，还有谈恋爱。

索尔邦附近的卢森堡公园，也是学生们爱去的地方。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公园中的铁椅子上总是有大学生坐着。那里的铁椅子可以自由搬动，这一点最合坐的人的心思。喜欢太阳的，就把椅子放在花坛前的沙地上，红的花，白的沙，绿的草，蓝的天，金灿灿的阳光，一本书在手，俨然一个王子（公主）的派头，不过，我怀疑这书是读得进去还是读不进去。喜欢安静的，可以把椅子拖到大树背后，或者池塘边的小径中，在冷清落寞中读书，大概是可以读得进去的。有时候，上午的课上完了，离下午上课时间还早，我就赶去餐厅吃饭，然后，在卢森堡公园中享受一阵子自由自在的阅读时光。记得傅雷先生当年留学法国时，对卢森堡公园情有独钟，而我也喜爱在那里读书，尤其在春天和秋天。我还总结了在那里阅读的三大好处：一是可以读出声来，尤其对我们攻读语言文学的学生来说，朗读使人更能回味其韵味；二是可以呼吸清新的空气；三是眼睛疲劳时，还能忙里偷闲，浏览那一片花红柳绿，清水白沙……

我的答辩上了《世界报》

按照学校的规定，博士生得经过5年的注册才能申请答辩，也就是说，完成博士论文至少得4年。其中，第一年要获得一个DEA文凭，即“深入研究文凭”，只有得到了它，才能继续博士学位的学业，同时申请博士论文的开题。4年是下限，事实上，论文做5年以上的人有的是，我就有同学连续注册了10多年，一边工作，一边慢悠悠地磨着论文，多年拿不出手。

我的学业进展得很顺利。第一年，还没上几天学，一门研讨课的教授就让我在课堂上发言作一次专题主讲，说是就算考试。我别的都不怕，在国内我已打下了独立研究的基础，只是规定30分钟左右的陈述，让我这个刚刚来到法国的留学生有些发憷。有那么多的话可说上半小时吗？只得硬着头皮上。还好，教授很满意，给了18分（20分为满分）。两门功课得了必需的学分，再加上60页左右的DEA论文，使我在第一年就获得了做论文的资格。

第二年开始了论文阶段，我就可以不上课，不过，我还是凭兴趣选了“文学与疯狂”、“唐璜形象比较”等课旁听，还去其他学校听讲座。

开始撰写论文后，需要随时与导师见面保持联系。布吕奈尔教授太有名，不可能费太多精力来管学生，这就需要我主动去找他，排队约见。但经过一两次见面后，皮埃尔·布吕奈尔对我说：“以后，你可以不用预约就来见我。”说是那么说，但也只有大人物可以那么说。我每次见他，还不是得等他见完了所有预约好的学生？不过，掌握好了时间，见面也很方便，只要赶在办公室关门之前一刻钟去，就可以了。那时，教授见完了学生，正好有空，而我也不跟导师多闲扯，单刀直入，进门就谈论文，往往一刻钟就完事。

岁月如梭，4年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我那厚达400多页的论文终于迎来了答辩。巴黎大学的习惯，凡博士论文答辩，必然要登报，在《世界报》上发启事。结果，答辩的那天，来了20来个旁听的人，其中除了我的同学、朋友、房东外，还有我所研究的作家克洛代尔的后代，有从事文学、戏剧、舞台艺术工作的人，把系图书阅览室挤得满满的。整整3个小时，连“陈述”带“拷问”和“答疑”，答辩终于顺利通过。（余中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