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多米尼克·乌顿而言，被牛津扫地出门，曾经不异于天崩地坼。但是写《物种起源》的查尔斯·达尔文是退学生，微软老板比尔·盖茨也是退学生。挫折，对于有追求且意志坚定的人来说，是走向更加精彩的人生旅程的起点。

　　我名叫多米尼克·乌顿。我爸妈家的碗橱上，摆着我和我4个姐妹的照片。她们的全是标准的大学毕业照——穿着大袍子、戴着学位帽、满脸都是笑。只有我没有这种照片，因为我没有拿到学位就被勒令退学。我爸妈说起我的照片时，只说，“那是多米尼克的一张挺棒的照片。”

　　我1990年入牛津大学，只念了4个学期就被勒令退学，当时真是一场噩梦，但现在想起来，却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事情。

　　当然了，刚退学的那几年，我还没能这样看问题。生活是场马拉松，而不是短程赛跑。对我来说，我还几乎没有越过起跑线——刚进了大学，就被踢了出来。

　　我读的是牛津大学ORIEL学院英语文学系，当时，上大学对我来说，只意味着一个埋头读书的机会。我一直酷爱文学，即便对多数人来说非常枯燥乏味的东西我都能读得很来劲。但那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人生道路到底和爱好英语文学有什么关系。我将来能够靠写作谋生吗？我该如何起步呢？全都不知道。

　　不过，这不等于说我在大学过得不好，其实我非常热爱和享受校园生活。当名校学生，不光是考试、写论文或者积累一个出色的简历；它好像令你展开了翅膀飞翔。正是在大学里，你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酒量，能够大看特看功夫片，浪费无数个早晨睡懒觉。还有，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心碎，都是在大学里面。大学生活远离现实人生，是步入为谋生挣扎的成年人世界的最后一次狂欢。

　　但我玩过头了，没有把学习和社交生活平衡好。我第一学年的社交生活丰富多彩，可是各科成绩都很糟糕，结果受到警告，要我此后必须全力以赴，好好加油。但我没有太当回事，第二学年去帮着管理学校的学生酒吧，学年末了，便被勒令退学。

　　当时，我大吵大闹，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被送回了家。那时候，被踢出牛津校门，简直是一个年轻人所能犯下的最大的人生错误，又没有任何文凭，感觉就像被当成洗脚水一样给倒掉了。政府在设法让30岁以下的英国人有一半都能受到高等教育，如今就连擦窗户的都有博士学位证书，扫大街的也是博士，可我呢？

　　但另一方面……怎么说呢，写《物种起源》的查尔斯·达尔文是退学生，微软老板比尔·盖茨也是退学生。我当时觉得天昏地暗，现在回过头来看，却认为起码对我来说，退学可能更好。

　　退学坚定了我靠写作谋生的念头。我把世界文学名著统统扔在一边，在曼彻斯特帮着创办了一本杂志，整天写摇滚乐评。只要我想得到的人，我都把文章给寄去。

　　杂志办起来了，我也不断有机会采访流行乐明星。将近5年时间里，我都只是白写稿，没有稿费，每星期只有36镑收入。但是，我在出版界积累起了一定的资历和名望。然后，有一天，我终于把一篇采访稿成功地兜售给了一家全国性报纸。几个星期之后，我又卖掉了第二篇。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我搬到伦敦，在《每日快报》谋到一份全职工作，而我的顶头上司居然也是一位退学的大学生。现在，在被牛津踢出校门10年之后，我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

　　当年，被勒令退学时，我虽然没学位，但也没欠多少债。就是因为没有经济压力，我才能够用5年时间去写那些拿不到分文稿费的东西，并最终找到了我这辈子爱干的工作。我爸妈家的碗柜上，独缺我戴学位帽的照片，这当然对他们是个遗憾，但即便牛津用所有学位来换我现在的生活，我都不会答应。(徐剑梅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