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以为，在英国读一个llm就是混一个学位，反正也不用自己掏学费，没有想到，在读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学到了不少东西，这其中就包括了见识了英式的法律教 育，反思自己在北大的四年，感觉就是虽然不同法系看似没有可比性，但是实际上在具体的教学中，北大法学院的教学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将从课程讲授，考试，论文和教授与学生关系这几个方面来谈一谈。

首先是课程讲授。

我在北大的四年，基本上与道德通行的模式就是教授/教师在第一节课大致介绍本学期即将讲授的课程是什么内容，然后列出一个长长的书单，充分显示了教授的学识渊博，从此之后，基本上每节课就是老师讲授，学生记录。最后的考试大体上也就演变为了学生笔记 准确度的检验，因此，笔记记得最全的学生，也一定是成绩最高的学生，虽然，成绩最高的学生们，不一定是笔记最全的。比方说mamahuhu这样的绝顶聪明的同学.

这样一个教学模式大家都清楚，也颇为不少学生诟病，比方说教学有点填鸭，课堂的讨论不足，学生的思考有限，学生的知识面依然很窄（虽然列了很长的参考书目，虽然有很多学生也会去读）。本来这样的问题很好解释，学生人数太多，大陆法系固有的一些特点等等，需要这样的模式。但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这段时间，感觉似乎如果北大法学院在教学方式上能够有所调整，或许教学的成果会更好。

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所选的公司融资和公司治理这两门课，授课教师是在英美法学界公司金融法律领域颇负盛名的保罗?戴维斯教授，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地位大致可以相当于朱苏力或者贺卫方老师这样的级别，属于学术上的顶梁柱，而他的课程最大的特点，却并非是教授在课堂上的讲授与提问，相反却是课前的准备。

与北大的老师们一样，戴维斯教授同样会在学期之初列出参考书的目录，不同的地方，他还会多做一部工作，就是在每节课之前，列出本节课所需要读的内容。比方说讲授股票发行。戴维斯会首先列出本节课的课程提纲，然后依据提纲，在每个小标题下列出需要学生阅读的法条、案例、课本的章节、相关的政府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而通常的选择论文的范围又肯定包括了本节课讨论的问题的经济分析，即用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方法分析有关法律、政策的背景，以及传统的法律分析的论文。

而所有这些论文或者要阅读的书的章节，都精确到了页。

这也就意味着，教授需要在备课的时候，明确地知道要让学生看哪些书，要花很大力气挑选论文，要精选案例。而且，这种事情显然也没有办法托给秘书去做，很考验教授自己的研究能力，只有教授自己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后，才能有条件这样备课。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教授知识渊博，倒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同时，为了保证所有的学生能够阅读到这些阅读材料，戴维斯教授又通过了伦敦经济学院的webct系统，将资料全部上网或是告知学生图书馆的目录，甚至会把某些很难借到的书的章节复印分发给学生，保证学生能够通过网络和其他手段，阅读到所有的材料这个 webct系统，我会在以后的章节中作更系统的介绍。在此就不多说了。

这样的课前准备，实际上是给学生创造了最充分的学习条件，而课堂的讲授，则就建立在学生已经阅读了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老师讲授，学生记录，省去了大量的背景知识介绍的时间，而把重点放在了关键的疑难问题的讨论和分析上。把重点放在了引导学生思考上。

可以说，北大法学院的课程讲授，与伦敦经济学院相比，就在于，前者是老师将一本书（写好的或者没有写好的）讲给学生，学生的笔记，如果是完美的话，那就是一本书（最典型的可以参考北京大学法学院99级一位同学的笔记，尤其是民事诉讼法课，由于这位同学字迹为标准的楷书，且十分工整，复印下来，就仿佛是一本厚厚的课本，而内容，则与课本无异），而后者，则是教授引导学生读书。别小看教授做的这个看似有点多余甚至死板的告诉学生读哪几页哪几页这样的工作。因为学生毕竟是学生而不是教授，学生固然有了一定的分辨能力，但是对于一门陌生的课程，却并不一定就知道该读什么不读什么，虽然北大法学院的教授们也辛苦的列出了书单，但是由于每一本学术著作，都有其侧重点，每一本学术著作都有其理论基础，不明就里的学生即使全都读了，也不一定能够记住，即使都读了，也不一定能和课堂的讲授结合起来。而对于一个学生的理性选择就是，记好笔记就够了。相反，当教授把这些材料打散了重新组合并和每节课要讲的内容结合起来，按照课程提纲编排好的时候，学生知道教授的意图让你读什么东西，在读某条法条，遇到了一个疑问，教授列出的下面一篇论文或者案例，就可能是针对这个疑问的，而后面的一篇论文可能就是对这个案例的评述或者对法律的不足之处的一些建议，这样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是全面与灵活的。而且学生也了解了在这个领域有哪些书应该读。如果自己有更进一步的研究的兴趣，就可以多读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与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的阅读粮食一样甚至还要多，但是学习的效果，却不见得要好。当然，教授确实也做了更多的工作。而课堂的讲授方式，又保证了教授的工作没有白做，前面讲过，由于课堂只讨论重点与难点问题，如果学生事先没有阅读，那肯定是一头雾水，老师提刀某个案例，或者某个学者的观点，学生事先没有看过，那就基本上等于白上课。这样的方式使得学生不得不读。而不用像我们的同学那样，在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骄傲的发现自己拥有了基本教材的手写本。

由于一些著名教授的课程会有很多学生选，为了保证学生能够不光是听讲记笔记，还能充分参与讨论，除了通常的课程讲授之外，每一门课，都会安排单独的seminar，时间在1个 小时或两个小时，教授会把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班，由自己或者助教主持讨论。seminar组 织最好的应当说是我选的税法。

seminar的讨论不是随意而混乱的，教室会事先向学生提供本节课要讨论的重点问题，这 些问题，都取自大课上教授讲授的内容，教师觉得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学生在上seminar之前，需要事先根据课堂的笔记，阅读的材料，整理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seminar上，每个同学都有机会和责任，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阐述出来，当然，由于时间的原因，学生不可能将答案念出来，老师会强调学生用自己的话，简洁的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后，老师会根据学生的阐述发问，希望全班同学都参与讨论。而讨论的结果，往往会出乎老师的意料。因为很多新鲜的观点，也是老师第一次听到的。在seminar之后，如果学生有心的做好记录的话，就会发现，对这节课的重点，有多了更多的认识，而如果考试碰到了类似的题目，也就更容易答好了。显而易见的，seminar的讨论同时又是复习的一种方式，周一听完了课，周四又花了时间做题，讨论，还是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更深入一些，这样实际上对知识点的掌握也就更清晰了，学习的效果也就更好了。

接下来谈考试。上BBS的同学都知道，每年的这个时候起，法学院版就会冒出一些新id，客气或者不客气地向北大的同学们索要往年的研究生考试题，而每学期的期末考试，向师兄师姐询问历年试题也同样是一件必要作的工作。相反，在伦敦经济学院，所有的往届考试题全部在网上公开，并且，老师会专门抽出时间向同学们讲授这样的题，给同学们布置作业让大家做这些题。往年试题是公开的，学生可以早早做准备。而老师对于考试的态度也并非高傲的不当回事，前面讲过的seminar其实也是一种考试的辅导，因为seminar讨论的问题，往往就是往年的考试题，老师会在讨论的同时告诉学生，怎么样答题效果会更好，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会更全面。当然，具体的答案，就因人而异，因为往往这些问题都是没有标准的答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授实际上是在制造一个公平的开始，即大家都知道了教授对考试答案的判断标准和大家所比拼的，就是自己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而不是考试的技巧，实际上，这样的考试更能检验学生真实的知识水平而不是讨巧的考试技巧。

于此同时，考试的时候还允许学生带法典入场，这实际上便意味着学生并不需要太死记硬背什么东西，真正考察的便是对问题的理解和对法条的熟练运用了。

即便是那种对笔记的考察，相比而言，台大法学院做的也要好些，我曾注意到毕业于台大的几位朋友曾讲，他们那个时候都有“共笔”这样的制度，学生们都要参与到笔记的整理中，大家共同整理出一份完美的笔记。而授课教师还会对笔记进行检查，保证笔记的准确和完整。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是在创造一个公平的起跑线，同时，也创造了一个让同学们合作做一件事情的机会，每个人都会记笔记，而负责整理当堂笔记的人也因为对其他人的责任心，会把笔记记得更好，甚至还引经据典，增加更多新的内容，这样子，每个人都至少有了条件掌握最准确的教师讲授的知识，也比北大目前一盘散沙，同学们各自为战，临到期末一股脑的复印笔记要好的多。

第三，就谈谈师生交流。我以前做兼职的时候，发现教授们的email地址通常都是保密的。很少有教授愿意公开，相反，在伦敦经济学院，所有的教授都有公开的电子邮件地址，不光是对本校学生，同时也对外公开，这样学生只要愿意，便可以很容易的和教授取得联系。更重要的，教授还专门会有接待学生的时间，学生可以通过事先的预约，单独和教授面谈。和教授的沟通便没有太多的障碍。

第四，是对留学生的态度，实际上，北大的留学生付出了更多的学费，而他们即使很努力的学习，也因为语言问题和中国学生有一定的差距，在保证教学质量的情况下，对于留学生的态度，其实也反映了一个教师的敬业程度。如果教师仅仅是课堂讲授，学生记笔记，考试和课本和参考资料都不怎么相关，仅仅取决于笔记的时候，留学生的学习确实有很大的麻烦。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留学生很难把笔记记全了，而且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借到中国学生的笔记，相反如果是按照戴维斯教授那样的教学方式，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