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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哈佛大学的品格，人们心中立刻就会浮现出蜚声中外的学府、学术自由的天地、知识探索的殿堂、道德文化的楷模、社会进步的源泉、大师云集的天地、精英荟萃的沃土等等赞叹溢美的词汇，显示出这所具有３６８年建校历史的大学的卓越成就与世界影响。
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在笔者看来哈佛大学对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视，以及建立起的一套有效的聘任晋升制度则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教师是大学的灵魂，吸引、凝聚和培养一流的学术人才，建设好大学师资队伍就成为一切有作为的校长的主要任务。哈佛大学三位著名校长对此都有明确的论述，第２１任校长艾略特（Ｃ．Ｗ．Ｅｌｉｏｔ，１８６９－１９０９在任）说：“大学的真正进步必须依赖于教师。”第２３任校长科南特（ＪＢ．Ｃｏｎａｎｔ，１９３３－１９５３在任）说：“大学者，大师云集之地也，如果学校的终身教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那么这所大学必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第２５任校长博克（Ｄ．Ｂｏｋ１９７１－１９９１在任）则说：“要使我们学校常居于前列，归根到底是要有好的教授。”而把这一理念真正付诸实践且卓有成效的就是科南特校长，他在任期间经历了美国３０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危机，感受到高质量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对国家的重要作用，也感受到一流教师队伍建设的迫切性。为此，他采取了大胆的改革措施，制定了以学术水平（含研究与教学两个方面）为唯一标准的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引入了竞争机制。就是说已经招聘来的教师，在两个聘期内（一般为８年），如不能晋升到上一级职位或永久性职位，就必须离开。这一做法保证了哈佛的教师具有一流的水平，又充满了奋斗进取的精神，保持了队伍常新和流动的活力。如今，这一制度已经逐步成为全世界各大学在师资队伍建设中效仿的范例，北京大学从２００３年开始的教师队伍聘任与晋升制度的改革亦源于此。
科南特校长这一改革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哈佛教师中，１００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共有３２位之多，而在科南特校长之后的６０年中获奖者竟达２９位。这是制度改革带来的教师水平的飞跃和学校声誉的鹊起。而制度的成功又有赖于它的法制实施而非人制实施，有赖于它对所有人的公正与公平。
有两个例子是发人深省的。我们知道亨利·基辛格是哈佛大学政府系的优秀学生，他１９２３年出生在德国菲尔特一个犹太人的家庭，１９３８年移居美国。１９４７年因获得“国家学者奖学金”而进入哈佛大学，以勤奋、敏捷和思辩的头脑、优秀的学业深得教授的喜爱。１９５０年他大学毕业，四年后取得博士学位，成为优秀的青年政治哲学家。他在学生时代就曾经主持过“哈佛国际讲座”，受到许多教授和政要的欣赏。１９５９年他的《核武器与外交策略》出版，从而一举成名。１９６２年他在哈佛担任了教授。１９６９年又出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任国务卿至１９７７年离任。此间他力促结束了越南战争，从而获得了１９７２年诺贝尔和平奖，协助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外交关系史的突破。斡旋中东的和平谈判，成为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基辛格离任后很想回到哈佛大学继续他的学术生涯，这似乎是一个我们看来没有悬念，而对哈佛也是求之不得的美事，而现实却出乎意料之外，时任哈佛校长的博克教授却婉言谢绝了这位大人物的要求。他说：“基辛格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论私交，我和他也不坏。”但是，“我要的是教授，不是大人物”，“我不能花钱去请一个挂名的人”。他深知大人物很难把心拉回到教学上来。博克的选择让我们深刻领会到哈佛品格的高尚与博大。
１９８６年，时值哈佛大学建校３５０周年，校方准备校庆与毕业典礼同时举行，并邀请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参加盛典和发表演说，因为哈佛大学３００周年校庆时，罗斯福总统参加过庆典。这也是为大学争辉的事，但没有想到里根总统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授予他哈佛荣誉博士学位。这本身是一件小事，但以学术水平为唯一标准来聘任教授和授予荣誉学位称号的制度，却使哈佛大学的董事会、校长、教授会为了大学学术声誉的尊严断然拒绝了里根总统的要求，里根因此也没有参加哈佛的３５０周年校庆。这件事如果放在我国将是什么结果，这是不答自明的，政治化、商业化、官本位的熏染，已使大学向权力意志的行政机构蜕变，学术自由、崇尚真理的大学传统正在经受挑战。
德国现代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曾说：“大学是研究和传播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领地。”所以哈佛大学的荣誉不在于是否聘请了多少社会名流，国家政要来做教授，而在于有多少真才实学的一代又一代的教授们，来真正实现哈佛大学的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并永远高举“求是崇真”的旗帜，我想这就是哈佛大学的品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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