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健称自己是一名“失败的海归”，在德国学了两年语言不过关，升入大学无望，最终选择了回国读中专；他在德国两年，花了几十万人民币，只学熟了说几样必吃的食品。他说，留学两年失去的是金钱和时间，得到的是血的教训；他告诫人们：留学不能太盲目。

　　中专教室里坐了个小“海归”

 
　　以“海归”的身份和24岁的“高龄”，坐在一所中专学校的教室里上课，这种反差没让胡健觉得不好意思，反而从内心感觉很充实。

　　3月29日，在市仪表电子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记者见到了从德国回来读中专的胡健。

　　这一天，距胡健到该校注册读书不足20天；这一天也是他所在的数控班首次上机械制图课。恨不得一天学完所有课程的胡健，超越了老师的教学进度，在课堂上专注地学画立体图。

　　“海归”经历不堪回首

　　胡健对“海归”这个称呼有点勉强，他认为自己是个很失败的“海归”。重提那段经历，无异于去揭一个已快愈合的伤疤。

　　胡健中考本来考上了汉阳的一所二类高中，因为不知内情，也因为一些招生老师的蛊惑，父母将他转到了武昌一所私立高中。这个班上的同学成绩很一般，但家境都很好。因此，2000年高中毕业时，班上虽没几人考上大学，但他们大多去了国外留学。

　　胡健也想出国留学，在家呆了一年后，父母卖了房子，花了17万多元，通过中介将他送到德国。胡健至今记得，出国当晚，20多名学生在中介的带领下，在武昌火车站集合前往北京乘飞机出境，每个学生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骄傲。

　　这种兴奋和骄傲，在他们踏上德国的土地后，被现实一点点击退、消失。

　　德国的大学虽是免费教育，但不懂德语的学生必须先到语言学校学语言，过了语言关才能申请入读大学。而语言关，只有不到20%的学生能通过。绝大多数过不了关的学生，最后都无奈地回国。

　　胡健是在科隆语言学院学的德语。安顿下来后，他发现熟人和朋友特别多，因此课余生活特别丰富，一帮中国学生约在一起，天天出去看新奇的城市建设，或到临时搭建的游乐场看热闹，要不就在住所打麻将，上中文网站，甚至在QQ上聊天。尽管学校安排每周5天上课，但胡健一般上午11时多才起床，上午的课就不用上了，下午的课，“则要看当时的心情”。他说自己每周最多只上2次课，有时即使去了，也是晃一下就开溜，而老师并不像国内那样，天天追着你打考勤。因此，两年下来，他只学会了最基本的日常德语用语，其中几样必吃的食品学得最熟。

　　人生转折从回国开始

　　像胡健这类留学生，拿的是读语言的签证，期限是2年。第一年的新鲜劲儿过了后，他觉得生活无聊，就成天在家玩电脑。签证快到期的时候，他有些着急，但这时急也没有用了。

　　德国规定外国学生必须学满600个学时，才能参加语言考试。尽管胡健所上的课离这个数很远，但学校在做了一番手脚后，仍让他参加了考试。结果当然不会通过。

　　签证到期要回国时，胡健高兴得快要疯了，因为这意味着再也不用在那里受洋罪了。

　　他唯一忧心的是，花了太多的钱，对不起父母和自己的良心。在科隆，他每月要交300欧元的学费，加上生活、住宿费用，月消费高达万余元人民币。这么多钱，白白丢进了“水里”。因此，回国时，他没让父母去接，自己搭车回了家。与他同去的20多人，后来全都陆续回来了。

　　对于胡健的归来，父母没说一句责备的话，只是对他说：“不管你花了家里多少钱，不管现在家里有多困难，我们把握不了过去，但可以把握未来。”

　　回国成了胡健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回国后，他不想再让父母养活自己，主动到电脑城给人家免费打工，换取一日三餐。读仪表学校前，他是一家酒店厨房的杂工，与在那里的农民工一样，每月拿200元工资。大年三十晚上，他还在酒店给人家配团年饭的菜，切菜、配菜，把手都冻坏了，至今还没完全好。

　　胡健在仪表学校读的是一年期的强化训练班，在校住的是8人间的宿舍。尽管条件与在德国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却觉得这里很安静，适合读书。

　　胡健的班主任严义波说，有了留学的“特殊经历”，胡健最清楚自己想学什么，因此很自觉，也很刻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