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每周一市场休息外，我几乎天天上市场。虽然与那些专业练摊族比，我不能一整天待在市场上———星期一上午我必须同导师一起讨论论文，每星期有3个下午要上课。下午有课的时候，我必须中午12点之前从市场返回。两年多来，我没有回过中国，也几乎没有离开莫斯科市，只有一次，和几个朋友一起开车去图拉参观列夫·托尔斯泰的故居，但当天晚上就返回了。

　　每天凌晨3时起床，把货物装在大包里，绑在板车上，4时左右开始动身去自由市场。漫天大雪和无数的路灯，使得莫斯科的冬天哪怕是深夜也有很好的能见度。我们住的地方离市场的直线距离只有两公里，可拉着一板车货走起来却十分艰难。先要从一个桥洞里通过，大桥底下没有积雪，没有路灯，是常遭打劫的地方，因此成群结队就成了一种安全需要。桥前面的一个横跨电气火车的铁桥是必经之道，铁桥的一侧有两个铁槽，刚够放下类似于我们那种板车的两个轮子。铁槽很陡，如果没有一点手劲和技术，沉重的一板车货就很容易从铁槽里滑下去。时不时，我们的板车会因没控制好而飞速下滑，车翻了跟头，人鼻青脸肿。

　　我练摊的这个自由市场规模很大，市场上出售的货物也多，在这里练摊的“黑毛”(我们习惯这样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非俄罗斯民族的黑头发苏联人)居多，他们有的开着大卡车，卡车车箱就是摊位，从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到农副产品，应有尽有。中国人练摊主要是销售皮夹克和运动服，大部分皮衣和运动服是出售给外地来莫斯科搞批发的人，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的商贩。较小一部分商品则是黑毛批发到附近市场上去零售给“黄毛”(俄罗斯人)的———多数“黄毛”不从中国人手上买货，他们总认为“黑毛”手里才是真的土耳其或意大利皮货，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善于经商的“黑毛”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流利的俄语，他们也因此在莫斯科赚了不少钱。

　　俄罗斯人练摊从不吆喝

　　刚上市场时，我总感觉不自然。俄罗斯人练摊从不吆喝，他们总是把待售货物摆在那里或抓在手上，静静地等待顾客到来，颇有点姜太公钓鱼的味道。我总是想，为什么他们从不吆喝？在国内我虽从未涉足商界，但一走进自由市场，小商小贩的吆喝声总是不绝于耳。后来，我想起了那位至今仍静静地躺在红场边上的俄罗斯老人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在市场上叫卖得最凶的人，往往是想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俄罗斯人大概都认这个理。

　　我对市场上小商小贩的讨价还价和斤斤计较的理解，是从一位年长的练摊友那里领会的。她本是国内东北一所中学的数学高级教师，上世纪90年代初退休后，像许多东北同胞一样来到了俄罗斯。她有良好的俄语基础，与客户交流很方便。她专营运动服，为了一套运动服多卖100卢布(当时价值2美分)，她会不厌其烦地与人耐心解释，讨价还价。她告诉我，单套运动服在市场上的利润本来就不高，100卢布是不能随便放弃的，何况每天有数百套运动服出售，如果每套能多卖2美分，一个月下来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我以前可是对这类问题全然没有考虑，还从心底里嫌弃小商贩为了点小钱斤斤计较的可恶和小气呢。

　　自由市场上的朝鲜族大妈阿玛尼，来自中国东北的延边地区，她同大多数在莫斯科练摊的东北朝鲜族同胞一样，没有合法的莫斯科警察局居留签章，甚至连护照都过期了，按俄罗斯的有关法律，她应被遣送回国。所以莫斯科警察最善于从他们身上弄罚款。警察每天都到市场上检查护照——没有居留签章警察也不把你怎么样，只把你带到警车上，让你交上10万卢布(约20美元)罚款，你就自由了。有时你交过钱后，他们会给你一个纸条，而凭着这个小纸条，你可以在3天内不再交罚款。当然，也有警察不按牌理出牌的时候，有了条子还要再罚，你就只得再交。一天，阿玛尼正在吃盒饭，一个年轻警察来了。他多次在阿玛尼这里拿过罚款，这次他也像老朋友似的走到阿玛尼身边说：走吧。阿玛尼抬起头说：“孩子，你没有看到我正在吃午饭吗？按俄罗斯的礼节，你该说祝我胃口好。”小警察笑了，说祝你胃口好，阿玛尼说谢谢。随后，她不慌不忙地吃饭，小警察就站在她身旁静静地等。阿玛尼吃完饭，说走吧。半小时后，阿玛尼带回一张罚款纸条，她小心翼翼地把它与交摊位费的收据一起揣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