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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幸运又不那么幸运的中国人。作为勇敢的先行者，他们赶上了国家大发展的年代，赶上了求才若渴的用人之秋。他们因而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机会。他们当中许多人被待为上宾和委以重任，许多人捷足先登地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但又因为是少数先行者，他们的影响还非常有限，还会有曲高和寡的孤独。
他们必须做一番艰苦的拓荒，甚至冒着有种无收的风险。
这是一群奋斗着的中国人。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奋斗”二字对他们来说都是沉甸甸的。
在国外，他们无所依傍，唯有奋斗，一天不奋斗，他们就可能沦落到社会最低层。带着这种严酷的生活加倍强化了的奋斗的天性，他们选择了比轿车、洋房更为博大的奋斗目标，追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以实业、以科技、以革命报国的几代留学生的足迹，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整个民族奋斗的史诗。
历史将会记住这些奋斗者，这些以青春作伴，在九十年代踏着归国的潮头、以涓涓之流推涌着祖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留学生。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十年的旅日生涯，使她浑身透着一种日本式的教养。第一次见面，她穿了一身大红的绒线套装，淡妆的脸上带着矜持的微笑，双手前垂，微微鞠了一躬，这便是在日本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上海创办玉垒环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冯坤范。
我到过她的公司，很有几分悲壮的色彩。三年了，公司不仅没有利润，每年数万元人民币的开销全靠冯坤范在日本的奖学金支撑。包括公司最初的投入，三年来冯坤范已花去了三千余万日元(约280万元人民币)。她在日本的学业还没有最后结束，公司的日常工作由两位副经理打理，她自己则在日本的冲绳和中国的上海之间飞来飞去。两位副总经理一位是她的表妹冯小姐，一位是她丈夫在农场插队时的插兄张久蔚。出于对她的支持，尽管步履维艰仍在勉力维持。张先生比较乐观，说我们是志同道合，舍命陪君子。冯小姐看不到公司的前途，不禁抱怨：她何必急着回来争这口气？
张先生安排我们在一家红茶坊见面。
冯坤范说张久蔚已经是她的第六任副总经理，前面五位都辞了职，说不定不要到明年此时，他也会离我而去。她笑着看了一眼张久蔚，我发现她的眼里闪着泪光。此后的谈话中，她常常会笑着，却泪光闪闪。
十年多前冯坤范是上海中山医院一个护士。二十来岁是精力旺盛的年龄，小提琴、国画、电影配音、谈心所，什么都学，还自学了日语和中医。不知是哪一天，她突然留心起病房的病人，特别是患白血病的孩子。他们一个个被送进来，又一个个因不治而抬出去。看着不堪丧子之痛的父母，她仿佛一下子成熟了，一下子知道了自己该干点什么。
1988年她和丈夫钱小明双双自费到日本留学。她执意要学医，准备了半年就以在上海读夜大的基础考上了日本红十字医学院。在日本毫无根基，经济来源显然难以支持两个人同时求学，更何况冯坤范上的是学费昂贵的医学院校。丈夫钱小明默默放弃了自己喜爱的金融管理专业，找了一份建筑工地的苦工，为的是每天有一万日元的收入。冯坤范当然不能靠在丈夫身上，自己也要打工挣钱。从此刻起，冯坤范就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她在向我回忆这段经历时甚至说：如果我当时不选择出国，也许这辈子要轻松得多。
在日本，不少穷困的女性都去酒吧做陪酒女，因为这类工种比较省力，来钱快，但是往往要付出代价。就冯坤范的性格，她无论如何也不去做这份工作的，这样，她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多打几份挣钱不多的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每天的课余时间连打三份工。她在酒吧托儿所看孩子。这些孩子的妈妈深夜还在酒吧陪酒，孩子就寄放在酒吧外面的这个临时托儿所里。她夜夜陪着这些陪酒女的孩子，体味着在日本做一个女人的艰难。
三年，她读完了医学学士学位，又考上了日本国立琉球大学医学研究科，攻读“环境生态免疫”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便是漫长的七年学程。
在这里她有了足够支持学业的奖学金，但让她缺乏思想准备的是，在沉重的课业负担之外，她还必须体验中国女人在日本求学的艰难和屈辱。
她就读的专业有一位傲慢的日本人，38岁就当上了教授，自恃甚高，尤其看不起中国女生。
他经常晚上喝酒，每次喝酒都让中国女生陪着，趁着酒兴撒野，还满嘴污言秽语，说“女人不就是一匹任人骑的马吗？”。他有恃无恐，因为这些中国女生的命运就拿在他的手上，每年的奖学金都需要有他的签字和评语。记不清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冯坤范被动地保护着自己，心中有说不出的压抑。这些苦楚她也不能向丈夫诉说，他的负担已经够重，一切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过去爱唱爱笑的她变得不愿说话，精神极度忧郁。每每得不到排解时，她便独自驾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把车开到海边，向着大海痛哭一场。
带着这样的精神压力，冯坤范咬牙进行着自己的学业，经常通宵达旦地守在实验室，三岁的女儿带在自己身边，困了，就让她和衣睡在实验室的沙发上……
1998年3月，冯坤范终于出色地完成了需经十二个国家的医学教授联合审批的博士论文，戴上了日本琉球大学的医学博士帽。在日本学医不易，女性学医更难，苦读十年学成女博士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她的学成引起了琉球大学的重视，校方“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三次提出请她留校工作并邀请她一家三口“归化”日本籍，但均被冯坤范婉拒。
为了挽留冯坤范，日方提出将她的留学签证从3月25日延长到9月，给她留出时间在日本各地观光——也是一种无声的挽留。这一从不给予中国留学生的厚待，却被冯坤范拒绝了。
她不是不知道归化日本籍有多少人求之不得，也深知留在琉球大学的职位意味着收入的丰厚和生活的稳定。但十年的日本求学生涯，使冯坤范饱受了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自己将成为“日本人”这个事实。当时，丈夫钱小明已开办了一家经营大理石的公司，并拿到了经营签证。冯坤范把快要到期的留学签证转成了家属签证，彻底放弃了留校和入籍的机会。
此时，她早已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玉垒”公司。玉垒，取意冰清玉洁的志向，取意宁为玉碎的刚烈和执着。它的诞生，是一个更加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
冯坤范在报考研究生时，就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学科方向。她在医学领域钻研得越深，就越追根溯源地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许多疾病的高发，都与环境息息相关。她放弃了继续攻读临床医学这个被认为最有职业保障的专业，而转向环境免疫学。
直接导致她创办环保企业的，却是两次与专业无关的刺激。在一次研究生的聚会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的导师当众让她把剩下来的食品带回去明天吃。在日本，熟食是从来不过夜的，日本人也是绝对不吃过期食品的。冯坤范很礼貌地谢绝了。这位导师却不依不饶借题发挥地说：“上海黄浦江、苏州河那么脏，你们不也喝了吗？你们上海人有特殊的免疫力，不会生病的。”
冯坤范虽有满腔愤怒却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她陪同导师到上海访问。那位傲慢的日本导师提出要去钱小明的家。
当时上海的城市改造刚刚起步，还有许多破旧的街区。钱小明的家就住在卢湾区一条小弄堂里。出于礼貌，冯坤范难以拒绝。导师仿佛寻找什么似的一个劲地往前走，一进弄堂迎面而来的就是臭气阵阵的垃圾桶和小便池。导师没有说话，却早已是满脸鄙夷。
冯坤范下了决心，这辈子就做一件事：亲身投入上海的水源和环境治理。
这成了她在日本留学后几年的一个情结。她成天想的就是寻找日本最好的环保技术和产品，把它带到中国去。经过反复检索、考察，找到了一种已经在日本广泛使用、被认为是最好的环保生物制品——“东江放线菌”。
“东江放线菌”是日本一位叫东江幸信的生物学家开发的一种微生物技术，广泛用于水处理、垃圾处理、粪便处理、油污处理等环境工程，因为在海湾战争期间成功地处理了波斯湾的大面积石油污染而名声大振。它用于垃圾处理，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机垃圾“消化”为水和二氧化碳，用于河流治理，可以迅速“吞噬”淤积在河底的有机污泥。
用于饲料添加和粪便处理，既可以做到畜粪的“零排放”，又可以消除恶臭改善养殖环境……
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冯坤范去拜望了这位东江先生，提出希望将东江先生的微生物技术引进到中国。她提到了她的母亲河黄浦江，提到了原本美丽却因为工业污染变得黑臭不堪的苏州河，提到了她今生的愿望和志向……一向对中国友好的东江先生被这位中国姑娘打动了，同意用最低廉的价格向冯坤范出让十种微生物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权。开价是1500万日元。这的确是最低的价格了。两年后，香港一家公司意欲买断东江菌在香港的代理权，东江先生代理商的开价是3亿日元！但这1500万日元对于一个靠奖学金和打工收入维持生计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足够把天捅一个窟隆！
钱小明先生也是一个有强烈情绪的人，如同当年自己退学成全妻子上学一样，此次他也毫不犹豫地将七、八年的辛苦积蓄倾囊相助。加上冯坤范的奖学金，加上亲朋好友的帮忙，冯坤范凑足了这笔巨款，千金一掷地和东江先生成交了。
1500万日元，相当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冯坤范把自己的身家和未来全部押上了。
她必须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她的“玉垒”设在上海农学院，第一笔“业务”就是治理农学院门前的一条污水河。她非常清楚，这种高科技的、在普通人看来过于神奇的微生物产品，非通过实例难以让人信服。
仅仅一个来月，这条180米长的河段由黑变绿、由绿变清，与未经治理的河段形成鲜明的对照。一时间，报纸、电台、电视台争相报道，市政府、市人大环保方面的官员纷纷亲临视察。冯坤范成了新闻人物，玉垒成为颇有知名度的留学生企业。
不喜欢热闹的冯坤范也开始热衷于这种宣传，她太懂得环保这种特殊的产业多么有赖于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政府的推动力，多么需要借助媒体来提高公众的信任感。好几次，只要有领导出面，哪怕她远在东京，哪怕她手中的事情再紧急，她也会立即买上往返机票，飞赴上海。
这对她来说无论时间还是金钱都绝不轻松，但她得珍惜这个称得上红红火火的开端。
然而，最初的热闹过去，玉垒并未能进入良性运转。漫长的三年，冯坤范和她的同仁们记不清做了多少次应用性实验，开过多少次现场推广会，进行过多少次有始无终的洽淡。为了让权威部门对东江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她们甚至邀请东江老先生到上海讲学，邀请上海方面的有关人士去日本冲绳考察……该做的工作他们都做了，该得到的重视和关心似乎也应有尽有。然而东江菌的推广至今仍停留在周而复始的实验上，除了玉垒自己没完没了地投入实验费用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买主。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究竟障碍在哪里？
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当年给玉垒以实质性承诺的一位副市长已调离了上海，几位经手玉垒的项目、并专程去日本考察的主任处长大部分已经退休！也就是说，玉垒所有的前期宣传工作都因为这些实权人物的离任而化为乌有，他们满心指望的政府推动已经投报无门！
当然，玉垒不顺利也还可以找出一些其他的原因，如玉垒作为一个民营小企业，科研经费和贷款都没有渠道，市场资信度也大受影响。公司只能用低薪聘用亲戚朋友，他(她)们凭着一腔热情与冯坤范同甘共苦，赤手空拳，四出游说，既没有足够的公关费用，更没有可资提高信任度的社会背景。一些公司看中他们的技术，却看不起他们的公司……
冯坤范承认她的公司太小，要想在市场上站住脚还得假以时日；她也承认她的工作对象首先看中的是经济效益，要想说服他们关心环境、而且拿出钱来治理环境确非易事；她还知道一些政府的环保项目首先会考虑一些大的研究单位而不会看重她这样一个小小的留学生企业；有些实权部门宁可相信一个有钱的外国人，却不肯相信一个穷留学生，哪怕是拿到博士学位的留学生……这些，虽然是她回国以前始料不及，但她能面对现实。
让她怎么也想不通的是，那几位让她倾尽心力、给过她莫大希望的实权人士，怎么能就这样轻飘飘地一走了之，不留任何痕迹？而玉垒公司的命运怎么不是取决于它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几个人？
冯坤范只能接受张先生和冯小姐对她的评价和分析。他们说她太不功利，太不世俗，想法也过于简单，简直就是唐吉诃德式的热情和勇敢。十年学府苦读，社会全然不知。对人对事太单纯，太透明，有时也太偏激，边缘切割得太清楚，非此即彼，没有模糊学。
她说她知道现在要做成一件事公关很重要，但自己回到上海整个一个小老太婆，张先生带她出去开“洋晕”，她只觉得眼花缭乱，不会跳舞，不会卡拉ok，连上餐馆吃饭点菜都不会。她适应了国外线条简单的生活和思维，她也说不清自己是进步了还是落伍了。
说到这里，她又是那副含泪带笑的表情。她说：“或许随着时间推移情形会有所改变，但时间太长了，我怕我会失去了耐心。今年我博士学业完成后奖学金就没有了，公司再也不能靠我来维持了。最近东江先生将技术卖给了船井公司，船井公司又在和一家香港公司谈代理权的问题。我担心香港这家公司一旦谈成，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有可能很快打进内地市场，这样我的心血真的就完全白费了。真到了这一天，我只能把公司拆掉。钱我看得很淡，大不了权当这么多钱都丢进了黄浦江。我对自己做了这么一件事不后悔，不管成与不成都不后悔。因为这是我想要做的、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我为此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一位新华社记者以《不要让报国的学子凉了心》为题，将冯坤范的情况写成内部材料，受到当时国务委员宋健的重视，把材料批到了国家环保局。冯坤范的事业出现了转机。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不知应该说是他选择了生活，还是生活选择了他。同是留日博士，陈刚走的简直是一条超理想状态的“绿色通道”。他1997年8月28日回国，9月1日到上海浦东新机场指挥部上班。步入办公室，一纸《任命书》赫然在目：“任命陈刚同志自1997年9月1日起担任浦东国际机场指挥部副总工程师。”
这个任命连陈刚自己也没有料到。
浦东是长江的“龙头”。浦东国际机场，则是带动这个龙头起飞的双翼。
机场候机楼的主体设计就是一只巨大无朋的白色海鸟。整个机场占地32平方公里，相当于解放初整个上海城区的面积。以其特定的地位，这个机场可能是本世纪末中国在建的规模最大的国际航空港，首期投资高达130亿元人民币。
陈刚的副总工程师职务意味着什么呢？机场130亿元的投资中，三分之一是设备和材料的投资，光是外汇采购部分的金额就是400亿日元。陈刚便是全部设备的引进、采购、制造、安装等庞大组织工作的第一协调人，由他直接向工程总指挥负责。
而陈刚，此时不过是一个刚刚回国、年仅35岁的“毛头小子”！
电话里就听出一股青春勃发、血气方刚的气息，一见面，果然年轻，似乎未脱学生气。说到他的来龙去脉，他用了一个很调皮也很学生气的比喻，他说：我曾经是个“伪军”，或者说是伪军中的“地下工作者”。
陈刚1987年去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学习海洋船舶学。硕士读完后又读博士，1993年博士毕业，由日本文部省提供机会，又做了一年博士后。以后在日本的一家大公司就职，一方面积累工作经验，一方面选择了自己的方向。
1996年，浦东国际机场开始启动。这是一个日元贷款项目，按照惯例，应由日本政府提供技术援助，派遗日本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合作设计。机会不期而至。这年5月，陈刚所在的公司受日本政府的委托组织专家团前往浦东，陈刚是上海人，很自然地成了这个专家团的成员之一。“日军”中的中国人，陈刚便有了一个“伪军”的身份。
其实，更“伪”的是，从打进入这个专家团，陈刚就开始谋划着离开它，谋划着真正以主人的身份正式投入浦东机场的建设。当时的工作是与中方合作设计机场的飞行区。
整整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陈刚在工作中充分显示着自己的才华和敬业精神，同时和中方负责人建立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和信任。当下，他就向吴祥明总指挥——一位非常有决断又爱才若渴的将军似的人物——表达了向往回国参加机场建设的志愿。
然而，真正到了转变身份“投奔八路”时，下决心却非易事。
陈刚夫妇双双赴日，在日本已有了十个年头。妻子是工程硕士，先于陈刚毕业，在日本的土木设计公司搞桥梁设计，虽然才三十出头，却参与设计过十多座桥梁，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工程师。陈刚在公司的前程也是很明朗的。离开日本，意味着放弃多年奋斗的基础和十多万美元的年薪！
然而陈刚就是陈刚，他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思想和他的选择。他一向非常幸运，好机会都赶上了。文革以后的第一届经过考试进入重点高中，又顺利地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大学入党，毕业留校，23岁成为全院最年轻的系党总支副书记。然后又是出国留学，拿政府奖学金，甚至没吃过打工的苦头。他的人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完全重叠，自认是最直接、最充分的受惠者。日本对高学历的人才在入籍上网开一面，陈刚的机会唾手可得，但是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反哺，回报，这是他最基本的准则。
到日本后，他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关注着中国改革和发展，大量阅读着、慷慨激昂地交流着各类有关中国动态的资料。他读到美国一家著名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说“看到现在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百年以前德国的崛起，现在轮到中国崛起了”。
这类历史性的预言一次次地在他心里点燃着一种激情。八十年代初，他是在“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氛围中进入青年时代的，至今想起这些口号他还会热血奔涌。他想，他陈刚不能做果实的坐享其成者，他不能想象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他陈刚的参与。而且，作为一个工程师，在日本固然可以做一些技术工作，但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工程给自己做。有的工程师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等到像浦东新机场这样辉煌的工程，和这相比，十几万美元算什么！
使陈刚向往浦东新机场工地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知遇之恩。尽管他并不知道吴总指挥会在他成为机场指挥部职工的第一天就委以重任，但凭他对留学生的那份理解就让陈刚动容。
吴总说：对留学生来说，生活待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最大限度施展才华的舞台。因为留学生若是奔物质享受就不会回到国内来！
拿着不到日本十分之一、甚至都说不清具体数目的工薪，陈刚却强烈地感到一种当家做主的豪迈和忘我工作的快感。和他相处不过两个多小时，我也受到了这种风风火火的情绪感染。
他一边啃着因为不及去饭堂吃饭、让设备处的小刘给他拿来的花卷，一边和几位早已等在办公室的客户打招呼：“不礼貌了，因为早饭也没有吃，只好边吃边谈了。”十分钟以后。他又拿起电话，用日语和对方谈了好一阵子。原来他明天要去东京出差，却刚发现多次出国的签证已经到期，必须找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先生通融。然后他说去处理两件事，让我等他一同乘车去市区，他必须亲自去拿签证。我问他明天要去东京，今天就不回浦东了吧？
他说不行，办公室还有好几件工作没处理完，而且晚上还有一个700万美元的合同要签。东京也是明天去后天回，去看一套2000万美元的关键设备。他说：为了这套设备，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细了，对方的设备也非常好，但还要最后去看一次。就我一个去，去了最后拍板。你看，吴总真敢用人，也不怕外商收买我。
吴总真敢用人。陈刚为此再次成为让多少同龄人羡慕的幸运者。为机场设备引进的第一份合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签字仪式，吴总主签，他是做为技术负责人辅签。自此以后，吴总就放手了，把签署合同的职责全权授予了陈刚。“副总工程师陈刚”的签名，意味着独立地对几百上千万美元的购货合同负责。当然，这种负责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完善的运行体系上的，所有的前期工作都是严密而规范的。但是他得对各个关节点有充分的把握，他必须非常老练、周全、胸有成竹。
然而，在所有谈判对手眼中这位有决断权的年轻人，在此之前并没有搞过工程，甚至也不是学工程或学设备出身！吴总对他钟爱与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为优秀高级人才的综合素质的直觉。
设备副总工程师的工作头绪让人听起来头皮发麻。
造空港就像造一座城市，城市有的设备机场几乎都得有，而机场有的设备城市却不一定有。
如灯光系统，导航系统，航站楼，行李寄运系统，能源中心，冷通设备，供电设备……光是电梯，候机楼的加上工程配套用的要突破两百五十部！
和制造商打交道，大家都在算计，这就要看你维护国家和业主利益的洞察力，要有强硬的制裁措施。但这又必须非常慎重，稍有差错他就要投诉你。投诉就得调查，这倒不是面子问题，而是时间赔不起。上海市政府要求1999年底第一架飞机要在新空港起飞。像这样的大型机场的建设，国外一般都要七、八年，国内花个五、六年时间也是正常的。但陈刚他们只有四年不到的时间。搞工程的人都知道，土建可以拼出来，设备却是赶不出来的，弄不好就拉整个工程的后腿。
设备造出来就要按期到货，按期安装。不能货到了在码头上躺着吧，这得付多少仓储费！而吴总要求的是无仓储管理，什么时候需要安装时什么时候到货，安装单位把设备直接运到工地。这在我国的建设史上也是少有的。陈刚这儿都是白领，没有扛活的，没有吊车，没有工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合同管理得天衣无缝，稍有脱节就撂在那儿了。
所有这些是一个极其庞大而严密的“系统工程”。于是，海洋船舶系的陈刚就有了优势。造船就是造一座应有尽有而且能在海上流动的城市。而船舶工程、海洋工程根本就是系统工程。感谢这种专业长期以来建立的一种系统工程的概念和思维方式，陈刚如鱼得水。他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协调，他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和大学教师的经历又帮了他的大忙。他的工作对象大多是日商。十年的日本生涯，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对他们在什么情况会做出什么判断，陈刚基本有数。当然有很多新的东西要熟悉，如设备本身、市场变化等，这样大型设备的采购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陈刚渴望挑战，惟其挑战，更能激发人的智慧、潜能和创造欲。
最大的挑战是日元贷款的采购招标。设定的什么样的条件大有讲究，太宽，不良厂商可能入围；太严，入围的厂商太少，价钱会抬得很高。要确保多少家厂商入围，不同的项目也有不同的尺度，真是大费周折。合同和评标报告要经货款方审批。这里面常常会涉及非常微妙和复杂的利益关系，往往表面是卡在这里，而骨子里问题却出在那里，明里暗里的周旋，完全是斗智斗勇。
在谈判最紧张的时候，陈刚的位置在前线指挥部的“掩体”里，通过协调各路大军的专家——土木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软件工程师、控制工程师、建筑师——掌握着谈判的节奏，控制着谈判的局面：这件事可以让步，那件事要逼到底，这件事交给商务谈，那件事情必须先把技术方案敲死……除非有重大问题向总指挥报告，大部分问题就由陈刚现场决断。陈刚一般不在谈判桌上出现，在外方眼里他是有决策权的，直接面对谈判对手就没有了回旋余地。而一旦在谈判桌上出现，就是向对方施加压力，就是拍板。
1997年4月，机场设备的第一批合同即将签署。指挥部计划搞一个隆重的签字仪式，一方面为机场作宣传，一方面出于外交配合上的考虑，给日方抛一个绣球。当时有一个大项目的技术问题还没有谈下来，对方是日本的三菱电梯公司。这个技术问题有一定的难度，三菱总部的决策已拖延了一个多月，谈判也延宕了一个多月。指挥部决定逼他一下。于是，陈刚亲自出阵。
陈刚对三菱的谈判代表说：第一批合同的仪式马上就要举行。这个仪式要请日本的总领事出场，所有相关的日商代表也要出席，还要邀请上海、日本的媒介。三菱能不能成为这次俱乐部活动的嘉宾，就取决于你了。上海是中国的门户，浦东是上海的门户，机场是浦东的门户，电梯又是机场的门户。这个合作对我们双方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明天敲定所有的技术方案，你们干不干。
三菱当然要干，而且确实也把价格定很低了。但从价格和技术性能比上还没有达到中方的要求，必须再作让步。陈刚了解，这样的较量是很残酷的，对当事人心理压力极大，按日本人的性格若谈不下来自杀的也有。于是他控制好分寸，既摆出步步进逼的态势，也和对方共同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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