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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代表说，你们监控系统的技术要求太高。陈刚说，你这不是真正的原因。都说要看日本最好的电梯到新宿去看，到横浜的地标大厦去看，那可都是三菱的电梯。你们的技术水平我了解，我们这个电梯你做得了。如果说自动扶梯和人行过道的监控系统有问题，我给你一个解决办法。日本关西机场的监控系统不亚于我这个要求，是日本的富士达做的，他做得很成功。我倒不是想伤你三菱的自尊心，如果你认为你的不如他，可以向他买。
三菱代表不得不说，技术方案可以接受，工期无法完成。陈刚说，这是托词，你们加班加点地干，干得出来，无非是加班费。日本的法定加班费比工资高25%，说到底是成本问题。这样吧，我可以帮助你解决成本问题。你去找上海三菱帮忙。上海三菱有非常优秀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可以做出不亚于日本的软件。软件成本就是人工成本，你知道，我们目前经济能力有限，工程师的工资水平还很低，你找上海三菱做，既可以满足技术要求，又可以满足合同金额的要求。
三菱的代表沉吟不语。上海三菱是中方控股，他犹豫着要不要把这部分业务分出去。陈刚绕了一个弯子：当然，你如果实在不干，我可以在日本给你找两家软件公司。你是要找富士通还是找ntt，我有很多同学就在这些公司工作。我可以去跟他们联系。
陈刚拿准了三菱代表的心理，他绝不会到日本去找富士通，ntt，虽然上海三菱是中方控股，但毕竟还是三菱。果然对方再也无话可说，接受了陈刚的方案。陈刚一石三鸟，既解决了技术问题，又打破了谈判僵局，还为上海三菱揽到一笔大业务。
人们会说，花钱还不容易吗？采购还不容易吗？给你钱让你去买东西，这不是太自在了吗？而且，谁不知道搞工程招标，搞设备采购是一个肥差呢？陈刚太明白人们的这种心理了。厂商成天围着转，对自己视若神明，不就是因为自己挥笔就是钱吗？
花钱苦呀，真苦。有钱去扛一台电视机回家这很容易，说现在给你钱到商店去买两千台电视机回来，做得到吗？你还得给他订货，进行商务谈判，能不能便宜，特殊要求能否满足，怎么到货，问题就来了，和个人消费完全是两码事。更何况国际金融贷款，看上去是日元，用的却是中国老百姓的钱，若干年后是要用子孙后代的钱来偿还的！
在国外，留学生们习惯了规范化、法律化的行事方式，对国内的人事关系、腐败的社会风气常有微词。陈刚没想到自己一回来就成了掌管如此重要权限的官员，他感到责任之外的另一份沉重。
他想起了和吴总指挥的一次争论。吴总是刚卸任的上海市建委主任，主管过很多大型工程。一次陈刚和他一起去北京，在飞机上聊起城市交通问题。陈刚书生意气，说上海的交通出路在于消灭自行车。他头头是道地分析：道路就像一根管道，自行车就像流动的水，速度慢占用的空间就大，所以自行车绝对不适合特大型城市的大型交通。吴总说你说的那些理论我全懂，但我必须更正你的一个说法，消灭自行车不是出路，而是结果。要消灭自行车首先要发展轨道交通，要造地铁。但造地铁容易吗？一公里六亿元人民币！
陈刚思考着这场争论的深意：要批判一件事容易，但仅仅提出问题是不负责任的。
作为一个工程师或研究工程问题的学者，你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发现问题，而且在于解决问题。你的言论必须是建设性而不是批判性的。
眼下的建设性就是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净化自己的工作环境。指挥部有关廉政的规定，在他这儿成了铁的纪律：全过程控制，不接受厂商任何形式的宴请。
一个舍弃十几万美元年薪奔事业而来的人，在这方面的素质是一种天赋。
十几万美元年薪，陈刚的妻子占了一半，但她却远没有陈刚那么如意。她回本校教书，海外六年工程师的实绩打了水漂，中级职称还要重新来过，只能拿不足千元的助教工资。学校搞学术研讨会，她临时被拉去担任日语翻译，不仅翻得贴切，技术问题还能讨论。系主任说不知道捡了一个宝。但事后却依旧弃之不用……怀着对妻子的歉疚，陈刚更加感念浦东新机场指挥部和吴总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中国的人才还远不能依靠市场找到自己的位置时，碰上一位什么样的上司，有时往往能决定你的一生。
但愿飘泊海外的学子，都能遇上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吴总”。
新一代实业兴国梦
张启华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动员太太回国来了。整整三年的苦熬，他的捷华通讯电子有限公司已经像模像样地在上海立起来了，而且显示的前景不错。他倒不是要太太回来帮他，她早就有言在先，决不给他“打工”。他只是想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太太也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就像当年人家不遗余力地帮助自己一样。
当年他决定只身回来创业时，是为了他的一个梦想，严格地说，是他张启华的梦想。他和妻子按照西方人的方式，相互约定，尊重对方的想法。妻子不责怪他贸然辞去了在加拿大一家跨国公司任技术主管的工作，他也不强求妻子和他一道回国创业。再说，当时他的事业从零开始，他也不能要求家人共同来承担风险。
权当两地分居吧。只是没想到一分就这么久远。张启华呆在上海的时间越拉越长，开始是一次三个月，以后便是六个月，九个月……一家两国，每月电话费开销就是五、六百美元……妻子在加拿大管理一家超市，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她的这份收入。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张启华还不得不让妻子做自己的经济后援。
但他已经顾不得了，他的这个“捷华”梦已经做得太久太久了。
启华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都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海军。几十年来转战在祖国的万里海疆，三个孩子都出生在海港军营，一个在连云港，一个在青岛，张启华出生在威海，那个拥有承载着民族光荣和民族耻辱的刘公岛的威海。跟着父母在军营中度过童年和少年，“国家”是他幼小心灵中的第一个崇高的名词；父母一直给他们灌输知识报国的思想，使他从小就崇拜科学家，一部《第二次握手》是他少年时代最倾心的作品，常常读得热泪盈眶。
循着他那些科学家偶像们的人生轨迹，八十年代中期，他大学毕业不久，便怀揣着几十美元和一个并不很明晰、却无形中推拥着他的梦，去海外求学。1990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拿到了工程硕士的学位。
在海外，他每天必读四张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同时在互联网上与朋友交流着国内的情况和信息。九十年代初，“科教兴国”、“科技产业化”、“信息产业化”的词句频频出现在报端，他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暗示，他的梦想越来越清晰。
九十年代初，正赶上加拿大经济萧条，房地产不景气，正是购置不动产的好时机。在加的亲友纷纷筹划买房产，而已经拥有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张启华夫妇却不见动静。他要办一件大事，家里的资金要随时可以动用。
1991年，张启华在蒙特里尔注册了一家叫“j.h.”的通讯技术公司，着手开发一种语言信息综合处理系统。这是一种把程控电话与计算机软件技术联结起来的系统，又称“智能电话”，可以大大提高电话的使用效率，如提供24小时电话自动转接，如跨地区跟踪，将留言自动送达主人预选的电话机……当时这种产品在加拿大已经有相当的普及率，但张启华还是花了两年多时间和差不多四十万美元的开发投资，因为他不仅要搞出自己的产品——他把它命名为“泰立”，还要准备各种语言的版本，尤其是绝对汉化的中文版本。
1993年，张启华的大事终于启动了。他要把他的“泰立”推到中国去。他做过市场调查，这类产品在北美国家使用率达60%，欧洲达40%，日本达20%，港台达15%，而中国内地基本上是空白。虽然这个技术在北美国家也算是比较先进的，在中国可能有一定的超前量，但张启华从国内对于信息产业的重视，从这几年寻呼机、移动电话的神速发展，认准了“泰立”的潜在市场。
九十年代初不少先期回国的留学生选择贸易中介或投资咨询的方式进入，因为这种行当只需要关系和头脑，不需要太大的投资。万一不成功，抽身折返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也有一些选择做外商代表，凭借他们既了解中国文化，又了解外国惯例的优势，帮助外商在国内建点，在没有风险的前提下为自己积累资本和管理经验。这些或许都是进入中国市场比较便捷安全的途径。
张启华的心很急，他不想绕弯子，甚至还有一些偏激和自负。他说，他不想在中国再给外国老板打工，他觉得这样做很尴尬，因为从职业道德上讲必须代表外方老板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不甘心老是屈就在人家的天下。华人有聪明才智，为什么做实业成功的不多，是不是只配给别人打工？张启华要试一试自己的能力。他要建一个厂，要办一个实体型的公司，要把国际上通行的技术开发模式、市场模式、公司模式带到中国去。他没想给自己留后路，他对太太说：“不成功，就算重新来过。”办加拿大的永久性居留权，也不是为了留一条后路，而是更加方便跟踪国外高新技术的发展。高新技术生命周期很短，若不是随时可以出国，他担心自己对新技术发展的感受会变得迟钝。
张启华做的是几代海外华人实业救国兴国之梦——“j.h.”，就是“捷华”的英文缩写。
捷，快捷，捷报，大捷，从在加拿大注册“j.h.”始，他就为他的公司、为他的中华赋予了这种悠悠赤子的祈祝。
张启华从来不掩饰他的中华情结，他说，爱国绝不是狭隘、保守和虚伪的情感。不爱自己国家的人，走到哪里也会被人看不起。相反，那些民族英雄，往往在人格上受到对手的钦佩。在加拿大的家中，他和妻子绝不讲英语和法语，也让孩子跟着他们讲中国话。
他担心孩子从小受西方的教育，日后会徒有中国人的面孔。当然，他也很欣赏西方的教育，孩子上学很轻松，课程涉猎却十分广泛，像环保、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连张启华自己也感到新鲜。
课余活动很丰富，冰球、棒球，野营……但孩子毕竟是黄皮肤，他必须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家。
第一次他带孩子回上海，外公外婆特意粉刷房子，装上新的热水器。没想到孩子一进家门就嚷：“外公家怎么这么破？”张启华正色地告诉他：“你的妈妈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里就是你的家。”孩子在加拿大居住的蒙特利尔市才百万人口，国庆游行时街上也不过七、八万人。第一次带他逛上海的马路，见人群熙来攘去，他大惊失色：“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张启华说：“这样不好吗？热热闹闹，每天都在过节。”孩子对自己的家太陌生了。
张启华每年暑假都让孩子在上海过一两个月，一方面补习中文，一方面认识自己？”
募遥煜ぷ？”
己的国家和城市。
张启华的身上明显地有着几代海外华人的印记，但作为新一代的实业家，比起他们的先辈，优势和劣势同样鲜明。老一代华侨不少是富豪、富绅。早年为了谋生，他们漂流海外，靠开餐馆、开洗衣店起家，省吃俭用，勤俭持家，用一辈子的血汗积起一份家业。他们与当地社会相对隔离，依旧生活在地道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氛围中。新一代移民走的另外一条路。他们一般在国内读完大学，文化水平的起点高，出国的目的不再是谋生而是要开阔眼界，学习更多的东西。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华人圈子里按旧的轨道生活，而是千方百计地融入当地社会，自觉地接受非中国文化的熏染，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西化。他们头脑里现代的东西很多，在知道时代占有头脑的优势，但经济实力却远不如老一代华侨雄厚。
“捷华”要启动了。在移往中国之前，张启华已经为它投入了近四十万美金，几乎是倾其所有了。注册新公司最多能再凑个七、八万美元。就在此时，张启华得到一个信息，上海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创办了好几处留学生园区。而且他们看出新一代留学生资金不雄厚，因此注册资金的起点只有一万美元(后为二万五千美元)。张启华心领神会：一万美元能干什么事？这是一个信号，一个抛给海外学子的绣球：只要你带回技术，只要你有心干事，不在乎你有多少钱。
于是，上海捷华通讯电子有限公司成为首家在嘉定留学生创业园区落户的留学生企业，张启华开始了比地道的中国企业家要艰难得多的创业。
为了节省公司的开支，创业初期的三年，张启华在离嘉定城5公里的农村租用了一间农民房，用作自己的生活起居。这三年，张启华足足把自己的生活往回拉了二十年。没有电话，没有家用电器，更没有专车。每天骑五公里自行车上下班，还创造了连吃五个月速泡面的纪录！公司的员工想不到他们身为洋硕士的总经理能吃这样的苦。他却释然：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不见得出了国就变成贵族了。
要在市场上新推一个产品谈何容易？张启华从在报上写科普推介文章开始，让大家认识泰立。公司十七名员工，全是在上海招聘的大学生。张启华让他们去一家一家电话总机造访。他给员工们的信念是，只要我们对自己产品有信心，市场一年不接受，两年、三年总要接受。做一个企业要熬得住，大家认识了这个产品，就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这时，一位朋友告诉张启华，有家美国公司在上海开了一个同类产品的公司，并不成功。张启华一惊，立即前去探访。他发现它起点不高，而且一个致命的缺陷是没有汉化，没有区别中国人和外国人用电话的习惯。这反而显出了捷华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所有留学生的企业一样，它比纯粹的外国人企业要更加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的使用习惯。泰立不仅是文化的，而且是中英双语系统，不仅具有留言追踪功能，而且能追踪中国人几乎人手一机的寻呼机，不仅可以自动转接，同时也与人工兼容。中国的许多企业虽然不吝啬人力，但双休日是一个机遇，电话值班员可以按例休息；还有一个能让用户动心的是，电话服务准确到位，能改善公司的对外形象……用中国人的心理和习惯指导着产品的开发和推介，终于，“泰立”智能电话走进了上海莘松高速公路指挥部，走进了上海石化股份公司……市场接受的难关基本上闯过来了。
国内有一个意识很不利于“泰立”的生存，那就是对知识产品即软件价值的认同。他曾听说上海市内环线监控系统，业主单位买硬件可以出价一千万元，但软件却只出到6千元，只有千分之零点六。而泰立的软件开发成本占到总成本的一半以上！按照这样悬殊的概念，张启华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一次与客户的洽谈却使他大喜过望：客户谈到这套软件的价格，认为他可以到三万元。虽然实际价值比这要高，国内的进步要比他想象的快得多。他分明听见知识经济的春水已经在坚冰下湍流。
张启华的“捷华”跨过重重路障，终于迅捷地壮大起来。“泰立”三年中派生出四个系列，1995年销售额60万元，1997年400万元。这年春天，第七届国际通讯展在北京举行，张启华把“泰立”带到了国际性的大展台上，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除获得次年数百万元的加工订单以外，竟有几家海外的大公司向张启华表示合作或收购捷华的意向。
这些大公司的鼻子很灵。在当今国际市场，这种电话与计算机的结合(cti)是一门正在兴起的技术和行当，股票行情看涨！张启华并不打算出让他的捷华，但他想知道上海捷华在这些公司的眼里价值多少。一家加拿大的大公司说他正准备进入中国市场，打算投？”
？”500万美元，如果捷华同意合作，公司资产可以作价15%。500万的15%是75万美元，615万元人民币，这就是说，张启华当年8万美元的投资，至少已经增值了近十倍！
张启华不知怎么突然想到刚出国的时候，他靠奖学金度日，当时想如果有5千美元就够了，现在早已不是这个数了，他却没有任何满足感。他经常做梦，梦见他成为这个行当领头的中坚企业，梦见一提起“泰立”像大哥大的摩托罗拉，尽人皆知……那种欣慰是一亿元的身家都换不来的。下一个世纪是环太平洋世纪，无论对生产商还是发展商，在中国这个市场得到承认，这才是梦寐以求的。
张启华的企业在国内出了名，登了报。太太来电话开玩笑说，搞得像真的一样，人家还不晓得你靠老婆养活！他想到应该回去一趟了。他怠慢家人太久了。有一次，孩子只身从加拿大来上海，他竟抽不开身去机场，只得让公司的同事代劳，儿子一肚子的委曲。
就像每次回加拿大一样，他的家里又围满了亲朋好友，有些还从纽约赶来。与其说他们想知道捷华的发展，还不如说想从启华的身上获得一些对国内情况的真实感受。张启华很客观，也很动情。他说，在国内，生活的舒适性肯定是不及这里的，但人的一辈子总还是要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叶落归根，不一定要叶落时才归根吧！”
精神的自由飞翔是从希望到希望
最早让我对苏珊和宋学孟发生兴趣的，是他(她)们那年近乎异想天开的计划——开发长兴岛。那是个著名的桔乡，又是上海一片难得的净水净土净天。
他们颇有眼力地要在那里搞一个8平方公里的大型石沙旅游渡假区，请了十二个国家的旅游专家来考察，规划书都作好了。而且，听说他们把各自在澳洲积攒的钱一分不剩地从银行里取了出来，足足向这个未来的旅游区投进了500万元人民币，弄到连房租和电话费都付不出的地步。
何止是理想主义，简直就是浪漫得可以。但是当我终于找到两位的踪迹时，他们的公司已经更名为“世华国际金融顾问有限公司”，并迁离了原先在淮海路的办公大楼。从旅游跳到了国际金融，又是匪夷所思！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叩开了地处外滩的光明大厦22层“世华”公司的大门。
这一天是周日，办公室里有几位年轻人正在考试，苏珊说总经理宋学孟出差了，她正利用假日招聘公司职员。我扫了一眼宽大敞亮的写字间，说你们能租到这样的办公楼真是很有气派。说到办公楼，苏珊一下来了兴致，她把我领到高大的玻璃窗前，俯瞰大上海最繁华的外滩，比划着环绕大楼的黄浦江，抑制不住的得意。她说：有一年我到上海，从外白渡桥上一眼就看到了这座大楼，这是外滩唯一的现代化高层建筑。当时就想，有朝一日，我要在这座大楼里办一间我自己的公司。一个意外的机会果然让我们如愿以偿。这间办公室是最好的，三面环窗，视野极开阔。国外的大公司很讲究这一点，宁愿办公条件差一点，但窗外一定要有风景。
这种议论似乎有点玄妙，我猜测她可能是因为事业受挫，开始寄情于某种神秘的力量。我有意绕开长兴岛，问起她世华公司的业务。没想到她开宗明义，说他们之所以转向，源头就是长兴岛。
长兴岛的开发是一个很好的项目，但是它需要的资金是5亿美金。这么巨大的投资只有依靠国际融资。当时这项工作已经启动，但是因为内外的环境因素没有成功。长兴岛一时搁浅，他们也曾伤心：国内最缺的不是好的项目，而是开发项目的资金，是获得这种资金的渠道和手段。痛定思痛，他们索性单刀直入，转向金融服务，操起他们在国外学习过的投资银行专业。
我打开了一本深蓝色的文件夹，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美国资本市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开放的资本市场，它随时对每一个具有良好经营业绩、管理能力，有心在美国市场上融资成为国际性企业的公司敞开大门。即便如此，如何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怎样在美国资本市场上融到企业发展所需求的资金呢？这就是我们的业务。
“公司董事长程万琦先生，世界华人联合会主席。出生于金融世家，为当代香港金融家、社会活动家。
“公司执行总经理宋学孟先生，副研究员。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悉尼温莎金融学院，金融问题专家。
“公司有员工20人。主要业务骨干由毕业于国外高等学府、又具有相当海外工作经验的归国留学人员组成。他们不但熟悉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深谙中国现行体制和经济发展的脉络，而且他们熟知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程度和国际惯例。”
从一片荒岛到国际金融市场，从最具体的开发到最抽象的运作，从追求自然浪漫到跻身现代经济最前沿的领域，这两位可真是天马行空，敢想敢为。
他们都是颇有人生阅历的中年人。宋学孟在北大荒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以生活的丰厚馈赠而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曾以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在震惊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现场转辗采访过40天，出国前曾任《东北文学》副主编。苏珊在军营中长大，当过通讯兵，受过极严格的军事训练，以后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历从事记者职业，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地采访。两人都是在九十年代初才各自留学到了澳洲，因为是文人而志趣相投，在澳洲合办过一家名为《雪梨书屋》的华文出版社。
两个文化人半路出家地干起了金融，而且自立门户地开展海外融资业务，仍然让我难在二者中找到某种联系。就在第二次造访世华公司见到总经理宋学孟，他作了一番独到的阐绎——金融是现代经济最敏感的中枢神经，是经济的核心。从这里头可以看到每个部位的反应，包括政治上的牵动，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投资银行这个专业，和文学创作有一种血脉的相通。
第一它非常浪漫。货币把实物抽象化了，股票又把货币虚拟化了，三个投资银行家坐在一起，一杯咖啡，一杯清茶就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第二它极具设计性和创造性。这有点像贝聿铭盖中银大厦，对选址的地形，对使用的材料，对周围的环境和背景都要作出充分和具有想象力的思考，才能有现在这个独特的设计。资本如何运作，很多时候是出于对企业的判断，对于相关知识的掌握，对这个产业的了解和理解，这需要一种悟性，一种文化的天赋。
中国文化与国际资本运作，在这里形成一种绝妙的组合。就在宋总经理办公室里，半墙精装大部头的国际金融书刊旁边，挂着一幅行书的《冶光寺弥勒槛联》：
“笑古笑今笑东笑西笑南笑北笑来笑去笑自己原本无知无识观事观物观天观地观日观月观上观下观他人总是有高有低”。运筹金钱，却虚怀若谷；生杀予夺，却笑观世界。
苏珊的思维似乎更跳跃，更感性。她说：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能干这么大的事情。
自从出了国门就觉得世界小了，在唐人街上就能碰到自己的中国同学和战友。在美国直接给总统写信也不算什么。世界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她特别感慨于她亲身经历过的一次美国坎培拉市政厅的聚会。那是一些事业成功者每年介绍自己成功之道的场所。这些人无论经历、教育、智商，各方面并不高多少，为什么他们能成功而中国人就不行呢？中国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缺少某种教育。美国人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意识：我在20岁时要拥有什么？在30岁时应该达到什么水平？贪欲固然不好，但成功的欲望是生命的奋斗之源。有时候最荒唐和最轻率的希望会导致非凡的成功。
她说过去我们曾经豪情万丈，壮怀激烈。当然那里面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但现在呢，又太低调、太现实了。中国人不妨有一些“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豪迈之气。
这种太泼墨似的写意真是淋漓尽致，但资本运作本身却是极其严谨、繁复甚至枯燥的。在这里，浪漫与豪情只能是思想和智慧的催化剂，真正的事业还要一步一步地走，一笔一笔业务地做。
宋总、苏副总，还有他们用严格得让一些博士和硕士也交了白卷的考试招进来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其实是很辛苦、很劳累的。他们的项目分布在辽宁、四川、山东、海南、浙江，他们十多个人成年累月地东走西奔，成年累月呆在基层企业，与成千上万的数据、摞起来像小山似的报表打交道。
他们是在做一个巨大的无形工程，他们要开通一条渠道，一条让中国企业通向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中国的资金短缺就像干旱的土地，而美国的资本市场却涝得发愁。美国一个老人基金会就有2740亿美金寻求投资。一个拥有6万亿美元的基金，早把中国列为第一位的投资国。美国向国际开放的证券交易所有十家，金融品种更是达百种之多。但这中间千重万复。最初始的，它需要用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和投资者看得懂的标准，对中国的企业进行梳理和表述。我在世华见过一套他们做成的资料，光是财务可行性报告，就是密密麻麻的一千一百多页，其中包括未来十年的资金流量表。
事情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
他们眼下正在做一个项目，是鞍山市政府提供的一家镁矿公司。这是一家农民？”
窗斓南缯蚱？”
业。虽然它有很多的利润，但拿到国际市场上，它的卖点在哪里？用什么去打动投资者的心？
专家们扒拉了一个多月，一、二、三几个亮点，让公司的领导层自己也琢磨了半天：它拥有资源的开采权，不受矿石价格波动的影响；它控制了高品位的资源，为产品升挡提供了原料优势；它五个管理人员加在一起有一百年这个行当的管理经验，大大超过了国际资本市场要求年限。
光有这个概念远远不够，还要让它在管理上拔高。这项工作极其浩繁，该建帐的建帐，该折旧的折旧，该抵销的抵销，帐目做了一尺多厚。光是清理它的家当，六个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还要调整企业的机构设置，培训电脑财务人员，销售人员，等于一次全方位的企业素质升级！
连鞍山市体改委的同志都看不懂了：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性的机构为企业做这么多基础工作！但世华清楚，国际资本市场的钱是不好拿的，任何一项工作不到位，都将前功尽弃。而且，融资还仅仅是找到“血源”，要让企业真正健康起来，他们的责任还没有完。
为了这，他们只要接手包装一个企业，他们就要成为这个企业的常年财务顾问，一直对这个企业跟踪下去，直至它真正强壮起来。
中国的企业不是太需要这样的顾问了吗？宋学孟和苏珊简直就是一镐挖到了一个大泉眼：四川省拿出了三百多家化工企业请他们策划、包装；辽宁省则划出一百亿国有资产请他们运作。目前他们手头正在运作的是七个大项目，涉及的资产已是数以十亿计了。
在国际上，操作这种资本运作的企业，它自己的资本增值常常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神话。
美国投资银行界有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俄亥俄州发大水，把一个城市冲跑了。
美国政府为了救灾，组织了一个救灾委员会到全国进行募捐。但募捐情况不好。这时有一位投资银行家出面了，他请了一些城市规划专家，对这个城市进行重新规划，完整地作出一大本可行性报告，然后把规划搞成电影，搞成模型，花了几百万元。他靠这些资料发行灾区债券，不到一个月，把一个城市的资金、几百亿美金全部募集到手，然后开始建设这个城市。按照这个规划，十年还本付息，还本以后的概念是什么？这个投资银行家赢得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产权是他的了！
宋、苏的世华当然没有如此大的手笔。这个行业在中国还只是一个初生的幼芽。
他们惨淡经营，公司从去年八月开始运转，当年获利三百万元，1998年的利润计划是一千万元。而他们是一个不到二十人的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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