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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来说，发财从来就不是目的。对于干投资银行这一行的人来说，钱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钱，而是一种运作的工具，是一种金融商品。对于宋、苏来说，资本积累带给他们的是选择这个行当的自信，意味着他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真正为国家做一些事。苏珊那股浪漫劲儿又上来了。她说，彼得大帝拥有整个欧洲大地，但他临死时嘱人在他的棺材上掏了两个洞，把手从洞里伸出，掌心朝天，表示他是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
由于出国，他们感到自己比出国前更像个纯粹中国人了。这不单是个感情问题，而是非常理性地认识了这个民族。对许多过去会怒形于色的事情，现在反而能用客观的心态去理解。美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因为铁路赚钱，投资商一轰而上都搞铁路，造成铁路过剩，最后只得把铁路拆掉。连这样的荒唐事也干过！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间差异那么大，文化背景这么复杂，走一些弯路是很正常的。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连他都认为，料理十三亿人的吃喝拉撒需要重量级天才。宋学孟和苏珊由衷地感到，中国共产党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
对一些轻飘飘的议论、指责他们很反感：“这些人为什么不问问，自己都为中国做了什么？“东南亚的金融风波，使他们更为自己的选择而骄傲。资本运营是一场不见硝烟却充满血腥的战争。东南亚的几个受到冲击的国家等于是在前面给他们趟了地雷，让中国得以更好地选择自己的开放之路。但是这场战争毕竟已经打到家门口来了，我们不能连对手是怎么回事都茫然无知！
他们重新制订了公司的发展计划，既有更稳健的一面，也有更积极的一面。他们正着手在华尔街筹办分公司。他们希望今后在美国的业务可以直接由自己在华尔街的分公司来运作。而且，全世界的资金市场华尔街占了67%，作为投资银行不进华尔街，等于主权国家不进联合国！
在宋学孟的书架上，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英国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家族史——《摩根集团》。这本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银行家在其业务经营中必然要表现出超乎人性的传统的体面。而终身从事这种活动却使他们成为最为浪漫并且最不现实的人。”
在宋和苏这里，我看到了一种人类精神的自由飞翔，它不是从快乐到快乐，而是从希望到希望。
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缔造者
苏琬女士四十多岁的生活中，有三件引为自豪的事情。一件是初中没毕业，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东北师范学院；第二件是不懂英文，而且囊中羞涩，却只身闯进美国，拿到了美国的心理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第三件就是她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事业——以美国太平洋研究院中国部主任和上海蒂比尔国际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在中国推广美国心理学教授路.泰斯的《对卓越的投资》教程。
这天，她身着浅驼色西服套裙，庄重而高雅。在已经布置好的蒂比尔“《对卓越的投资》高级研究会”会场上，她仔细查看一遍放相机和幻灯机，整理好讲义，静静地等待她的学员。三十多名学员都是丹麦英特尔食品上海公司的白领。此前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学习。在课前每个人半分钟的口述自我小结中，他们显得兴趣盎然，各有所得，“潜能”、“信念”、“修养”等心理学术语应用娴熟。
电视展幕上出现了路.泰斯教授。课程最精采的部分——教授的讲演开始了。他娓娓道来，隽语连珠，把个哲学和心理学课程讲得轻松幽默，不时地引起会心的笑声。上海著名男演员野芒流畅而富有磁性的配音，更增加了讲演的感染力……
路.泰斯是国际上知名的教育家、演说家和作家，被称为“以戏剧风格来阐绎现代心理学概念”的人。他创立的《对卓越的投资》教程和他的太平洋研究院，以传授实用心理技巧、提高个人和组织效力而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迄今已发展到使用11种语言，推广到四十多个国家，每年进入太平洋研究院及其分支机构接受培训的达二百万人。在它的培养对象中，有像福特、丰田这样著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有教育家、管教人员、军人、牧师、行政官员、政治家、甚至包括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和国家领导人。在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500家最成功的企业中，70%的公司是太平洋研究院的客户。
苏琬与路.泰斯的缘分，是出于苏琬对于路.泰斯这套学说的领悟与共鸣，还是路.泰斯的哲学恰好契合了苏琬的人生道路？
1991年夏天，苏琬怀揣着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心理学硕士的文凭开始求职。这又是一位不安分的女性。当时她已经成家，进入了一个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她或许可以找一份公司职员的工作平稳安逸地度日。但她不。由于阅历和年龄，她觉得自己具备了相当的理解能力，又由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美国的知识结构，她冥冥中总觉得有一项事业在等待着她。
先生欣赏他的想法，给了她一个建议：有一个帮助人们提高心理素质的课程很被称道，说不定对你有用。
这种短期培训的方式在美国很流行，有些版本的录像带在街上就能买到。苏琬一看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让人们认识自己的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去开发自己的潜能，这是一个多么具有诱惑力和挑战性的命题啊。有一位哲人曾经断言：“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每一个人，即使他是做出了辉煌创造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他自己的大脑潜能还不到百亿分之一。”
美国富尔顿大学甚至要让人相信这样一个事实：“编撰二十世纪历史的时候，可以这样写：
我们最大的悲剧不是恐怖的地震，不是连年的战争，甚至不是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而是：千千万万的人们生活着然后死去，却从未意识到存在于他们身体的巨大潜力。如此众多的吾辈，尚未经历足月的心理发育，却已经衰老和死亡。”
苏琬太欣赏这种观点了。她潜意识里的很多东西突然唤醒她回忆自己一生的道路，大凡成功便都是遵循着某种逻辑：只要下决心做的事都能做成；对自己能力的评估比自己的实际能力更重要。她是三十多岁才想到出国留学的，当时她既不懂外语，专业又没有优势，还是女性，论条件几乎没有可能。她办成签证的时候，只剩了70元钱，向朋友借钱买机票上了飞机。
在美国最初的日子，为了挣学费，她圣诞夜还骑着车送外卖。一次摔在雪地上，大街上空无一人，连拉一把的援手都没有。她没有沮丧，爬起来推着车往回走，15分钟的路程，足足走了两小时。她能走到了今天，这使她相信她有能力缔造自己的命运。
有一个意象对她的刺激很深：马戏团的大象从小被绳子系住了腿，一直到长成了大象，它从来不想到能挣脱腿上的绳子，它不认为自己能挣脱它。从小的束缚使它形成了自己能力的错误的概念。她想起在中国的一些朋友和亲人，他们的能力不比自己低，但太多的人仍然受到这种无形的心理束缚。这些年她跑遍了四大洲，到过很多国家。她觉得中国人与其他国家人相比，除了肤色不同以外，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多。要说有什么距离，就是这种心灵的解放。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开发人类潜能的世纪。她看清了是什么工作在召唤着她。
苏琬鼓足勇气拨通了太平洋研究院国际部总裁贾克.菲特勒的电话，向他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把《对卓越的投资》推介到中国去。她谈到了自己对这个教程的理解和它对中国的意义，她说并不打算做太平洋研究院的雇员，而是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双方建立一个承诺。总裁先生欣赏她的领悟力，也赞赏她开拓中国市场的想法。按例，购买教程的版权需要100万美金。总裁先生给了她一个特例：在没有盈利以前免费提供。
满心喜悦的苏琬，却没想到她将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一百万字的教材，十多种录像资料，全部要由她自己翻译成中文。熟话说，听话听音，她的英语听力还没有纯熟到这种程度，同样一句话，别人笑，她却莫名其妙，她理解不了，更加无法把路.泰斯那精采的讲演从录像中直接笔译下来。她只能请人先把录音整理出来，再逐字逐句的笔译为中文。更吃劲的是，因为她与太平洋研究院不是雇佣关系，对方没有报酬给她，一切要自掏腰包，包括她自己还得接受太平洋研究院严格的“辅导员”培训。什么时候能有回报，则是遥遥无期。
这种困窘倒让她觉得这件事非她莫属了。她目前面包问题无虞，尚有一定的经济支持。换了别人是无论如何等不及的。
整整三年艰苦奋斗，全套中文版的《对卓越的投资》问世了。苏婉在每一册教材的扉页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巨大的变化。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需要适应这种变化。中国曾向全世界显示过自己卓越的创造天才，有过几千年领先的文明历史。如果我们今天也能摆脱自己的心理障碍，发扬中国人的优秀传统，中国仍然可以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我相信《对卓越的投资》能为大家提供这种变化的哲学、气候、工具和先导。所以我决定把翻译传播这一课程作为我最好的礼物献给抚育过我成长的祖国，献给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献给海内外的中国同胞。”
1993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社会心态？经商，炒股，搞房地产赚大钱……对卓越的投资？
卓越是什么？能有多少回报？苏琬的副业似乎是云中仙子，没有知音，只能悬在空中。她依靠亲友小打小闹地办了一些班。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国家人事部的干部听说了苏琬的培训班。他听了一个阶段的课程，大感兴趣，这不是和他们培养企业干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工作完全吻合吗？1993年的中国，是个到处都需要人才、人人都寻求成功的年代。苏琬的《对卓越的投资》弹动了社会最响的那根弦。在人事部人事与人才科学研究所的支持下，苏琬的培训班一下子升格为全国范围的人才培训班。首期两个公共班。培训一批大企业的人事部经理，大获成功。这些经理们散开去，苏琬的名字和她的教程在许多地方传播开来，她始料不及地拥有了众多知音：四通，大众，庄臣，中信，at&t，……国家安全局的官员闻讯前来查询，检查课程内容，苏琬请他们听课，竟也成了她的知音和朋友。
似乎越是素质高、越是有活力的公司，越能与她产生共鸣。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领导层全部是二十多岁高学历的年轻人，他们领导着2700人的高科技企业，生龙活虎，每天的课程总是欲罢不能。而四通公司，则一气连续办了四个班。教程中有一个“跳出舒适区”的概念，激励人们战胜安于现状的心理状态，开掘新的自我，迎接新的挑战。这一理念竟帮助上海大众出租车公司顺利地完成了一次中层干部的大调整。
天津市第二中学的校长刘玉岭已经是第五次前来听课了。他觉得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他把这种以现代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程于他的育人工作，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境界。
他在学校创造了一门“学法课”，启发学生“自我谈话”，这种谈话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不能对自己讲消极的话，必须是给自己一个正面的“断言”，哪怕自己一时还没做到这样的人。比如断言“我是一个有计划、有成效、遇到事情有办法的人”，天天对自己讲，弹过去，再弹回来，反复提高自我形象，并按这个形象敞开，吸收相关的信息，使这种图象内化，产生能量，创造性地符合这个形象。这种自我谈话让许多自卑的同学变得自信，羞怯的同学变得大方……
苏琬忙起来了。好几位像刘校长这样高水准的学员成了她的助手，她聘请他们为美国太平洋研究院中国部的辅导员、研究员或高级辅导员，其中便有国家人事部人事与人才研究所的副所长宋桂选教授。苏琬的蒂比尔公司也开始运转起来。
按国内的费用标准，“对卓越的投资”培训价格不菲。蒂比尔公司和众多经营性公司一样，出卖的是一种商品，一种价格昂贵的商品。出卖衣服让你装扮自己，出卖食物让你得到营养。而蒂比尔的这种商品是让你的头脑发生某种变化，让你的潜能潜力得到发挥，让普通人走向成功，让卓越的人更加卓越。
但事实上苏琬离收回投资、获得回报还相去甚远。她深感在国内知音难求，她的定价远远低于美国的定价，也大大低于太平洋研究院在东南亚国家的定价。按照这样的收费，有时一期培训班仅够苏琬一张飞美国的机票。
她的小女儿只有三岁，有两次孩子过生日她都不在身边。听到女儿在电话里的哭闹，她就要问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
苏琬读过一本书，叫《寻找意义》，书中有一段文字描写一群关在集中营等死的犹太人，仍在关心需要安慰的人，还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人。书中的一句话让她刻骨铭心：
“人类最后一个自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她欣赏这种人生的哲学。路.泰斯的教程中也有一个“幸福”的原则。人的幸福是有层次的，动机越有深度，幸福的层次越深，生活质量也就越高。如果把她的事业定位在一个“钱”字上，她是不会有幸福感的。
1994年8月5日，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会议厅，太平洋研究院一年一度的国际研究会议在这里举行。中国部主任苏琬作了十分钟发言，她谈到她在中国的知音，谈到大洋彼岸那些朋友对路.泰斯独到的领悟，谈到她为自己国家的付出和她的幸福感。当她发言完毕，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三天的国际会议中，全场自动起立为发言者鼓掌仅有两次，一次是为一位美国的将军，这另一次，就是为来自中国的苏琬。
苏琬热泪盈眶。她不止为太平洋研究院的专家们对自己工作的赞赏而欣慰，更为她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一种极大的报偿。她有过另一次热泪盈眶。那是在1991年，她和丈夫一起去音乐厅听交响乐。那天正值美国独立节，指挥在开场之前要求全场听众起立唱美国国歌。顿时，几千名互不相识的人化为一体，雄壮的国歌在交响乐的伴奏下响彻整个豪华的三层楼音乐大厅。她是那片人海中唯一的中国人。她深深地被这种人类庄严的气氛、民族团结的精神以及国歌特有的音乐效果感染了。她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我是谁？我的国歌在哪里？！”……
身在异国他乡的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失落。今天她终于被作为一位中国的成功女性得到认同，她的失落得到了补偿，她的伤感中有了一种全新的充实。一种为自己国家尽力的巨大的幸福感包裹了她的全身。
永远别忘记你为什么而归
我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副总经理办公室见到胡鋐亮，这是在我所有接触的留学生中最不像留学生的一位。他的装束，他的做派，他的言谈，仍然完完全全是中国式的。
在他的大办公桌旁，人们通常在豪华办公室可见的“老板椅”被搁置在一旁，换上了一把中国式硬木直背靠椅，他似乎连这一点都依旧保留着他学生时代的习惯。
他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国外，德国、美国、加拿大……工作了学习，学习了工作，期间还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工作了三年。就在他结束领馆工作回国复命时，组织上还要把他派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这一次他讲了“价钱”，他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只有他这一个儿子，他得伺俸她老人家多病的晚年。
其实更让他焦虑的是他自己已近天命之年，他有一腔报效祖国的宏愿，再不回国就来不及了。他觉得他这么多年就像一块浸饱了水份的毛巾，希望回到祖国能把它绞干了，滋润一块生他养他的土地。谁能把他“绞”干了，他就投奔谁，感激谁。他最怕的就是把他搁在一边“捂”着，让“毛巾”里的水发干、发臭。
和他谈话会让你心中回荡起一股浩然之气。他的骨子里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义的色彩，也浓缩着众多海外学子的情怀。他不只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国留学生，而且还在海外和国家教育部门做过很长时间的留学生工作。他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生政策的见证人。
十多年中，胡鋐亮已经是三度回国了。三度回国的经历，简直就是一部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留学生的回归史。
他是1981年第一批由国家选派的出国留学人员。学习期满，他和所有留学人员一样，义无反顾地准时回国，而且把当时国内还非常稀罕的电器大件全数上交。那时国家还很穷，出国人员也不多，他认为这样很应该，很正常。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和原单位很融洽，没有矛盾。
八十年代后期，国家开始成批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待遇也提高了。当他再次出国又回国，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他们这批留学人员似乎又镀金又发财，差距与国内的同事明显拉开。那时的中国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还缺乏承受能力，幸运儿立时变成了众矢之的。他原来所在的实验室、研究组，都没有了他的位置。他说，这么大一套设备呀，我做的实验还不行吗！就是不行，做实验也不缺我。他曾经是这些部门的负责人。越是负责人越不好安排。这一次，他竟然无所事事地在实验室忍受了一年冷板凳！
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烙印。在他后来被调到国家教委负责留学生工作时，他便深深理解为什么有些留学生回来后又会“二进宫”——这种冷遇不是人人都忍得下去的！
第三次回国是在1996年。从八十年代后期，出国已经不是一种特权和恩赐，只要有决心又有经济能力，谁都可以走出国门。留学生回国的环境大为改善了，队伍也日益庞大起来。？br>欢？毕竟有了不同的阅历，要重新融入这个环境也并非易事。
对留学生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和谐地适应中国的现实。他们在国外习惯了那种简单的条理，老板，雇员，工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金钱、法律，办事很讲效率。中国虽然也在走向市场化，法制化，但尚处在艰难的蜕变过程，事情显然就要复杂得多。
因为这，造成众多归国留学生的不同际遇。一位应聘到上海做了处长的留学生，对这种无形的不和谐缺乏心理准备，在回国第4年时写诗抒怀：“四载远辞黄鹤楼，江轮入海任沉浮。机关茶道品难尽，热土文章写还休。但看群楼拥地起，谁怜经纬自空投。
暂将浩气存胸臆，终将长风荡晚秋。”满纸失落与不甘。
第三次回到国内的胡鋐亮，工作舞台不错：新区。一张白纸，又定位在高科技的层次上，使他的专业和工作经历大有施展的天地。他竭尽全力地拓展他的工作局面，却也时时感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和谐。他急着干事，人们却往往从另一个角度把问题搞得很细腻，把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变得遥不可及。
有了前两次回国经历的心理基础，胡鋐亮绝不为这种不快灰心沮丧。他有他的一整套哲学。
中国的老话是入乡随俗。很多人习惯了自我为中心，他们不愿意入俗，入不了俗，认为人家太俗，这就把自己陷入不伦不类。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穷困是个基本现象。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什么事情用钱，用法律解决，实际上就是这样它也没解决好，何况中国还这么穷。留学人员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做一点事情，必须要入俗，重新入俗。不要有这种奢想，我来改变环境。改造社会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为，一个人改造不了社会。只有和周围的人彻底融在一起，然后才有可能用优秀的东西渗透到环境中去。
胡鋐亮很看重哲学这个东西，他觉得这是一个人心理素质的最高境界。
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之所以高级，就是他的悟性比较好，悟性好就是哲学好，哲学好就是人生观世界观要透彻，这很要紧。有些人你看他怎么那么着急，情绪怎么那么波动，好事弄弄就弄坏了。这里面内因是主要的，就是悟性不够，哲学功夫不到家。
曾经有公司看中胡鋐亮经历丰富、国内外朋友从多的“无形资产”，开价25万年薪聘他。只可惜这家公司识他的身价却太不识他心气。
他说，他到退休还有十年工作可干，他绝不会把自己这十年最宝贵、最具含金量的精力交给外国老板而去换取什么高薪。一个人如果基本生活无忧的话，个人的物质追求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人的消费是有限的，不能说有钱一天吃十顿饭，睡十尺大床。他学了那么多，见识了那么多，又经历了那么多，现在是把这一切还给社会的时候了。他的追求就是在这最后工作的十年，为培养自己一生的国家干成一些事情，在生他养他的大地上留下一些痕迹，写下自己的人生答卷。
说到底，留学生要熬得住，不论遇到什么不平、什么折腾、什么不快都能熬得住，最重要的是要想清楚自己是为什么回来，而且永远记住自己为什么要回来。
张江是上海浦东起步较晚的一个开发区，加之对引进项目的技术要求高，远不如陆家嘴桥那样红火，偌大开发区的土地正袒露着胸怀等待着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光顾。
胡鋐亮使劲绞着自己这块大毛巾。他到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一年，一周七天、一天十几个小时，接待、介绍、谈判、签约，恨不能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他和美国san公司谈java的引进；与美国奥罗浦公司合作开办远程教育、软件学院和网络数据库，创办奥罗浦的研究开发中心；和迈克马肯公司谈创建浦东软件园和信息中心先行区，和贝尔谈带有革命性的英芙罗网络操作系统，与美国第二大软件公司谈全方位的合作……每个项目都是亿字号的大投资。他办公室访客不断，电话铃声此伏彼起，人气大旺。他千方百计利用他在国外工作的“无形资产”，一手拽着美国大公司的衣襟，一手拉着国内同行的手，就想着能尽快地站到国外同行的肩膀上去。
他的胃口很大。他说中国十二亿人口，将来软件的天下就是中国的。但必须有正确的策略，那就是在软件产业上要跟美国全方位高水平地合作。要快一点站到美国人的肩上去再往前走。你今天不跟他合作，你就永远超不过他，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就永远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他把美国的工作效率引入到他的工作环境。去年五月份开始筹建“浦东java应用研究开发中心”——一个由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与美国sunmicrosystems公司携手建立的国内java计算技术的权威机构——他自己任中心主任，带着两位博士一共九个人，连同布线、安装、调试，仅仅两个月建成了国内同类中心第一流的水平。sun公司对这种效率大加赞赏，当即无偿提供两个工作平台和五十多万美元资助。1997年末，张江中层干部评价本年度的工作实绩，三十九人投票，唯一获得全票的项目就是java中心。
胡鋐亮还想在张江校高等教育——这是高科技产业的原动力。他知道，著名的硅谷就是依托斯坦福大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惠普计算机就是在大学旁边的一个汽车库里做起来的。那些斯坦福的学子毕业后，就在学校周围办起自己的公司，他们在大学进进出出。科研教学，人员培训，做做实验又研讨研讨，方便得很。张江就缺少这样一个氛围，一个输送人才的基地。
胡鋐亮想到了自己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他们也想走清华大学在深圳办高级研究院的路子，在沿海开办自己的窗口。这对张江真是天赐良机。胡鋐[ht5”ss”亮立即有了一个动议，由浦东出钱建校舍，中科大出人、出头脑、出设备、出牌子，建中国科技大学浦东高级研究院。有了这样一个高等研究院，不仅教育基地解决了，还会激励其他高等院校为浦东的发展做些事情。人就是这样，谁也不来干，人家不当你一回事，穷乡僻壤，路途遥远。有一家来，尤其是层次高、牌子响的第一家，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
胡鋐亮还是浦东引资领导小组组长。引资先要引人，他想到了海外一大批已经和正在成才的留学生。
新年伊始，胡鋐亮和浦东新区人事部门的同志奔赴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为浦东第一个海外留学生工作站——美国普林斯顿浦东信息咨询公司揭牌。这也是胡宏亮的一个创意。
在海外建站过去国家教委也有过，但所费不菲，买楼派人，每年光维持的费用就不下几十万美元。其实，海外留学生有很多专业性的组织，在当地留学生中很有影响和号召力。
如中国留美学者经济学会，政治国际关系学会，历史学会，商学会，还有社会学、新闻学、能源、信息和图书馆等专业性网络。这些学术团体被称为“中国留美学者的历史创造”。为什么不借助这个强有力的网络，来联系海外留学生呢？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模式：在留学人员集中的地区，以优秀的留学人员组织为主体，加上领事馆的配合，建立一种既服务、双经营的咨询公司，为留学生和国内的人才机构搭起一座桥梁。
普林斯顿毗领四个州，纽约、新泽西，宾西法利亚，是美国医疗、生物医药、微电子信息最集中的地区，有一个四州华人科技协会，有一批非常能干又热心的留学生。胡鋐亮亲自去张罗，组织，第一个咨询公司应运而生。接下来就是波斯顿，硅谷……这种模式一铺开就不止是建一个点，而是建起一个人才的网络。
从吸引留学生回国，胡鋐亮又想到了一个机制的问题。留学人员的课题通常不会很大，但很有意义。他们最缺的是资金，常常会有一些很好的项目因为资金问题，连第一步也迈不出去。这里缺少一个重要的机制，那就是“风险投资”。
其实美国一些公司在创办之初也没有钱，他们为什么能发展呢？这就是“风险投资机制”的功力。有那么一批风险投资集团，他们投十个项目也许有七个八个是失败的，但只要有一个成功，他的风险就释放了。一个项目最多投4、5百万美元，一个成功的项目上市，股票就可能是十倍二十倍的增值，他收回来的就是几千万、上亿美元。因此他不怕失败，能承担这个风险。美国就是靠这个机制，帮助成千上万家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起步，从而成就了硅谷，成就了一大批世界级的计算机巨头。
胡鋐亮到处鼓吹风险投资机制，在浦东获得了一大批赞同者，而且也确有财团在跃跃欲试。胡鋐亮希望在自己在职期间能促成这样一个机制，这也可能是对他的那些留学生朋友最大的帮助。其实，受惠的又何止是留学生呢？
胡鋐亮的想法太多了，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太庞大了。他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地工作。有些东西他也许想得有些超前，有些理想化，但是先进国家早已是这样做了，不迎头赶上去，中国将如何迎战未来世纪的竞争？
胡鋐亮发现上海的领导、浦东的领导绝对的棒，眼光、思维方式非常现代，处理问题也非常务实。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自己就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但是在基层他总感到有一种有时他会觉得自己孤掌难鸣。他真希望那些优秀的留学生能大量地充实到一些重要的技术部门和行政部门，只有这样的人多起来了，而且用他们的成就来说明问题，形成一个潮流，就能真正帮助我们的国家。
胡宏亮在java中心有一位叫张建峰的助手，他至今对他怀着一种深深的歉疚。以张建峰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又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的学历，以他在法国著名跨国公司埃尔夫工作的经历，他一度是好几家外国大公司争相邀聘的对象。美国惠尔浦上海公司甚至开出了十七万元的年薪。但胡鋐亮硬是把张建峰留在了张江。他给不出什么高薪，也做不出什么许诺，他只是用那一个一个具有跨世纪意义的高科技项目，向他展示在张江工作的前途。
张建峰就是让这样一个极富诱惑力的格局留在了张江。他再也没有左顾右盼，并全身心地投入java中心十分艰苦的创建工作，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仅有一次，他很歉意地向胡总述说了一点生活安排的难处。因为尽管浦东人事部门已经非常努力，却一时未能找到合适的单位，因而他的爱人已经在家“待业”了将近一年……
胡鋐亮心里直发热，多么好的年轻人啊，他真怕对他有什么闪失而辜负了他的一片赤诚。他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你尽可以发牢骚。(春节后张建峰特意打电话告诉我，他的爱人已经安排好了，工作很如意。)他想起过去参加人大政协会，每年都有很多提案，质询花那么多钱送留学生出国，到底有什么意义？二十年留学浪潮是还是非？
让更多的中国人去了解世界，去亲历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实践，这种人才的培养，是光靠国内教育所难以完成的飞跃。到今天，七十年代出国的成才了，八十年代的快成才了，九十年代的正在培养。这些人当中的精华能不能为我所用，便是检验我们学生政策成功与失败的试金石。
胡鋐亮看好当今中国对海外学子的吸引力。市场经济本身就构成留学生回国活动的大舞台，自由，宽松，你有能力你就闯。如果再有一些如风险投资这样的机制，那么搞高新技术的留学人员就能更方便地进入新兴的、机会最多的、发展最快的这个——中国市场。
青春作伴好还乡
这样的故事还可以再往下写，更精采、更辉煌的故事也正在演绎之中。在上海，这支八十年代出洋、又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回到上海的“新移民”已超过16000人之众，占到这个阶段全国各地回国人员的六分之一；而如侯鸟似飞去飞回或心向往之却正在等侯时机的更是难以数计。在科研所大学政府机关，在大公司大企业大医院，在文艺界司法界学术界，在开发区重点建设工地近郊农村的现代化园艺场，在留学生创业园区或繁华地带的写字楼，已经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或他们的公司。有时随便谈到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企业，不期然会得知，这是一批留学生办起来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人才的流动，留学生的走向，有时会折射出某种世界经济的态势。有资料分析，如果说冷战时期东西方是在全面对抗、相互封锁的条件下角逐的话，那么后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则是在相互依存、跨国流动条件下的竞争。其中人力资本的流动和国际化，则反映出世界各国对高层次人才的激烈竞争。从发展中国家出去的留学生，大多是已经有了较高学历和工作经验的科技人员，是已经成熟只待收获的人才。欧美等国之所以对各国留学生采取宽容的态度，网开一面，并给予居留权或就业权，就是看中了这笔巨大的人才资源。有统计说，仅留学生一项，美国就可以以每年12至14万人的速度，用各国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持续地为自己补充高级人力资源的新鲜血液。
但是，由于竞争的激烈性和各自优势的此消彼长，人才流动的趋势并非一成不变。近年来，一个动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开始出现了人才回流的端倪？
台湾地区自九十年代以来每年回归的人数超过了6千人。当今个人电脑和集成电路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的台湾新竹科技园区，园内193家公司中，有81家为海外学人所创，园内雇佣的5万人中，有半数是从海外归来的学者。
香港移民局统计，1991年至1995年五年间，香港每年专业人员迁居他国2万人，但向外来专业人员发出的就业签证却有4万。换言之，近五年来香港专业人员流出入相抵有不下10万的“入超”。
印度近年来的人才“东流热”则提供了另一类引人注目的例子。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研究报告，印度留美学生数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许多印度留学生开始选择到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留学，然后前往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香港等地工作。……
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似乎是一个神话，上海更是神话中的神话。1996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到上海访问，称“上海是当今世界最富活力的城市之一。”这是一个极精确的评价，它并非指上海现有的繁华水平——离真正的发达与先进，它还有着相当长的距离——而是就其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以及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1997年上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3000美元，达到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到本世纪末这个显示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数据将达到5000美元，初步进入中等发达水平。
从3000美元到5000美元，这里面包涵着多少资金投入，多少技术含量，多少就业和发展的机会？
歌德说：“任何有活力的事物都会构成它自己的氛围。”活力会产生一种磁场。上海每年吸引前来寻求发展和投资的人何止数百万？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从来就不甘平庸的海外新移民。
一位留学人员吐露这样一种心声：移民是为了发展，回归也是为了发展。
已经出国的人不会仅仅为了爱国而回国，或是为了绿卡而留在他乡。真正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不是别的，而是发展的机会。
当代留学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浪潮，是伴随着中国的振兴、也意味着中国的更加振兴。这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移民近20年来达到70万人，其中留学生(包括他们家属)有40万人。他们具有较高的知识结构，又亲身感受了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高速发展，他们当中一些人已经在许多学科领域里崭露头角，有的甚至创造了跻身世界前列的辉煌业绩。
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最有价值的是，这当中的优秀人物，通过对世界的闯荡，对中国更加忠诚和热爱，心更加纯。他们对国家忠心耿耿的劲头，恰恰是在国外十几年锤炼出来的。他们真正的知己知彼，他们把国外的长短看得很透，也思考着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沟通世界，他的品牌足够。这些人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是我们未来的栋梁。
上海的领导人对当代留学生的价值有着充分的估价，也非常了解上海集聚这批人才的独特优势，因此他们声称要建立适应上海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人才高地”，并把它作为一个大的战略在加紧实施。而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参与上海的建设，便是这个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在一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上，上海的高层领导人透露：他们考虑今后上海的趋势是城市户籍人口减少，机动人口增加，而增加部分就是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家、文化人，高层次、高学历的科技人才和留学生。上海的大门要向这些人敞开，让他们进得来出得去。
就像在美国，干得好留下来，呆不下去走也顺理成章。国际化大都市就是要有这样的胸襟气度。
在八十年代初期，上海，其实是中国许多地方都曾经干过这样的傻事，留学人员要回国定居，必须把护照或绿卡上交。一条死板的政策，使多少留学生望而却步，又把多少有心报国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出国历尽坎坷，回国也并非轻而易举：每个人都有他们自身的情况，都面临着种种复杂的因素。他们在国外缺少精神依托，但有一分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基业；举目无亲的固然孤独，但回国也难免没有不被接受的困窘；寻找发展机会不易，不能不考虎留下后路……一位已经回国的留学生说：“不要怪他们患得患失，我也整整犹豫了一年。毕竟对国内的情况已经陌生，而舍弃的又是许多人孜孜以求而不得的东西。”
他们的这种心态终于得到了理解。历史伟人邓小平在那次著名的南方视察中对留学生有一段殷切而随和的谈话：
“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根据这样的基调，国家教委对留学生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明确“来去自由”，“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并重”。简单单的几个字，对留学生来说就像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解开了一个大结。
于是，留学生可以从容地、务实地做出选择。到了该回来的时候，多回来走走，多交交朋友，多做一些探讨，尽量寻找一个比较和谐的结合点。一时没有适当的位置，也可以保留在国外的工作，定期回来讲学、交流或做一些短期的工作。有了在国外居留权的，也尽可以拿着绿卡在中国的大地上办厂开业。中国大地就是留学生的家，让他们在一个宽松和愉快的环境下，以更加成熟和理性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国家和事业。
而更多的先行者，或许早已体会过这样的人世沧桑。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用人是要讲实效的。二十来岁年轻力壮，三十岁正当年华，最棒的时候，你可能处处逢源，倍受青睐。
但到了四、五十岁，在某些岗位上你的脑力、体力都逐渐走向衰老，头上的“玻璃屋顶”就离得很近了。一些更高的位置，你看得见，却到不了。叶落归根，真正到了叶黄枝枯的时候，你就错过了枝繁叶茂的大好风景。更何况，美国是老年人的地狱。本国的老年人尚且视为地狱，遑论他乡异客？
写到这里，中国唐代著名诗圣杜甫的诗行涌向笔端：
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借用杜老先生一生诗作中感情最奔放、节奏最明快的这一首，寄语海外的亲人和年轻的朋友——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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