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在自己家里的个人书房中工作的学者,缺乏与同事交流的机会(这种交流,不是那种可怕的谋杀式的侃大山,而是轻松愉快地一起去喝杯咖啡,一起吃午餐之类的活动),缺乏调节,其工作的效率不会很高。我在意大利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到了午饭的时候,教授们纷纷不约而同地来到固定的小餐馆,一起用餐,席间谈笑风生,多少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上得到解决方案,多少思想的火花就是在这样的场合被碰撞出来。我有幸经常参加这样的“教授们的工作餐”。说实话,吃一顿这样的午餐,对我而言,更感觉是一顿“学术大餐”。
但是,教授们能够经常聚集在一起,必须以他们通常在法律系工作为前提。而他们之所以愿意在法律系工作,其前提条件就是这里有他们的工作室和完备的图书资料。通过对意大利的大学教授的行为模式的观察,我甚至产生了一种理论的确信,人没有固定不变的行为模式,人的行为模式的形成和变化,主要取决于外在的制约条件的变化。中国的学者喜欢经营自己的家庭图书馆,也许根本不是一种什么玄妙的“书房情结”的产物,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被迫无奈的举措,是中国的大学中不合理的“书”与“人”的空间配置格局的产物,是公共图书资源不具有高度的可接近性的产物。
让书与人几乎零距离地融合在一起,是我所观察到的意大利的法律系的共同的格局。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书与人的空间配置格局,其精髓就在于尽量增加藏书的可接近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书的根本价值。
还要明确指出的是,我在“之三”和这篇“之四”中虽然主要从教授的角度来谈大学法律系的合理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定位问题,但是,我并没有忽视学生的存在。我看到,在比萨大学的法律系,在某种意义上,学生享受着与教授类似的待遇。他们可以非常自由地、随意地进入任何一个图书馆,没有任何管理人员会来干预他们。更加重要的是,在密密的书的丛林之中,常常放着不少宽大的桌椅供学生就地学习。他们不需要把书借出去(当然,要借也是可以的),有什么必要借出去呢?这里的图书馆是那么的安静,什么复印机,扫描仪,电脑之类的工具都有,又没有人赶你走,你想学习到什么时候都可以,想查阅什么书,尽管自己去拿就可以了。这里就如同你自己的家一样,怎么折腾也没有人来管。
你。图书管理员的任务不过是等你走后,把你用过的书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而已!在这里,如果说学生与教授有什么差别的话,教授们是不过是在图书馆里面有间固定的房间,学生们则是在图书馆里面有张书桌。对于读书而言,我觉得这样的差别不是很大。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图书馆的书架之间里面绝对没有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因为图书馆在我们这里被理解为一个放书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既用来放书,也用来读书的地方。那时,我经常被迫蹲在图书馆的地上看书。到意大利之后,目睹别人的做法,我为中国的年青的学生感到愤愤不平。
关于书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不能忽略。图书采购,千万不能让什么图书馆采编部的人来干。这些人又不是专家学者,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什么书有价值呢?我在比萨期间看到的是,书的采购完全控制在教授的手中。他们负责在出版社邮寄来的图书目录上打钩,让辅助人员去买。而且当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国内或国外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著作,而本图书馆没有购置的时候,他们会找来辅助人员,登记在待购图书目录中。不出一个星期之后,这本书就会上架。如果要的书已经脱销,辅助人员会通过意大利图书馆联合目录查询收藏了此书的图书馆,请求他们复印一本邮寄过来,或者将多余的副本调剂过来。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我的确在意大利的法律系的图书馆里面感受到一种要什么书有什么书的畅快!
留学意大利之五:“伊拉斯谟”
“之五”的这个标题有点怪,直接用中世纪大名鼎鼎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的名字做了标题。这个中世纪的人怎么与我的留学生活发生联系了?且听我慢慢道来。
其实,我与那个叫“伊拉斯谟”的人没有任何联系,我说的是一个叫做“伊拉斯谟”(ERASMUS)的项目。这个计划深深地影响了我在比萨大学的留学生活。
什么是“伊拉斯谟”项目?这就是个很复杂的话题了。我们都知道,欧洲在二战后开始了势不可挡(不过现在出了点问题)的一体化进程。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过程及其表现已经为国人熟知,这里就不叨扰重述了。其实,欧洲各国的大学教育也一直试图进行融合。我这里所介绍的“伊拉斯谟”项目就是欧洲的大学交流项目之一。简单来说,“伊拉斯谟”项目就是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大学的学生到彼此的大学里去学习1年左右,参加考试,得到的学分可以被彼此承认。
“伊拉斯谟”项目的目的在于推动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杂然相处于一个大学之中,加强各国年青人的交流,让他们接受不同的教育环境的影响,以此来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加其阅历,培养未来的具有欧洲视野和欧洲意识的社会领导阶层。为了落实这个项目,欧洲各国的教育行政机构联合制定了一系列的决议,对这些交换生的待遇,课程的选修,学分的承认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做了规定。规定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待遇原则加优惠待遇原则。所谓的平等待遇,就是指交换生在法律上被视为东道国本国的学生,享受东道国的学生所享受的一切待遇;所谓优惠待遇,主要是为了解决交换生在学习中可能会遇到的语言和学习问题,东道主大学有义务为其提供帮助。
我刚刚到达比萨大学时,最感觉为难的是,我无法向别人解释我的身份。我来比萨,既不是来拿学位,也不是来拿学分的,所以,我不是学生;但是,我又不在这里上课,所以,我又不是老师。更加郁闷的是,在国内,在形式上我已经留校任教,属于老师了,不过由于一节课也没有上过,所以,我不能底气十足地主张我的教师身份。我不过是来学习拉丁文,翻译一本书(当然,私下里也准备写一本书)而已。但是,别人对我的这些解释往往直摇头,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对我如何归类。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到来,也给比萨大学造成了一些麻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来界定我的身份。最初的时候,他们想把我界定为PROFESSORE(教授,但是广义上也有教师的意思),但是,觉得缺乏依据。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虽然我已经26岁,在中国属于大龄青年,但是在发育周期不同的欧洲人中间,我看上去如同高中生一样,在一群大胡子意大利教授中间,很不协调。后来,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说就把我当作一个“伊拉斯谟”,如何?由于我当时对什么东西都发晕,听到ERASMUS这个词,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想问问,又怕被别人笑了过去,于是一口答应下来。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我就成为比萨大学法律系的一个“伊拉斯谟”了。
在以后的时光中,为新获得的这个身份,我常常暗自感谢上帝!
成为“伊拉斯谟”之后,一切都豁然开朗了。我立即有了一个“监护人”(我理解为有事情就可以去找她帮助的人),她就是比萨大学法律系的负责“伊拉斯谟”项目的SBRANNA女士。她三下五除二为我出具了五六份证明,一个是到比萨大学专门为“伊拉斯谟”项目而交换过来的学生开设的免费的语言培训班报名的证明;一个是获得在学生食堂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吃饭的就餐卡的证明;一个是免费在网络中心上网的证明;还有一个可以在比萨的所有图书馆借书的证明;还有一个是学生证,凭借这个证件在意大利的所有的博物馆我都可以享受到免费或半票的待遇。
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到,比萨大学已经张开她的双手,把我拥抱在她的怀中。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她的呼吸与心跳。当然,这一切都得感谢我所具有的“伊拉斯谟”的身份。它是一个桥梁,我通过它,得以非常直观地感受一下做一个地道的意大利的大学生是多么的幸福,而且也得以感受到,意大利的大学对自己的学生是多么的珍爱。
这么说吧。在意大利的大学里面,大学生的身份几乎是一种应该得到照顾、关心、优惠的代名词。他们就是大学的精灵,是一群被教授们、大学管理人员们精心呵护着的大孩子。大学在各个方面,不动声色地以各种方式体现着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学生是大学之本!
关于意大利的大学如何落实“学生是大学之本”的原则,我会陆续在以后的短篇中详细地描述,在这里,还是让我继续来描述我是如何有滋有味地当一个“伊拉斯谟”的。
第一个待遇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国外来的学生的语言问题,比萨大学语言文学系有一个免费的专门针对“伊拉斯谟”学生的意大利语培训班。凭着SBRANNA女士的一纸证明,我立即成为这个班上的一员。我的同学遍布欧洲!同座是TOSTEN HASS,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学习艺术史的学生。他后来成为我的铁哥们,我甚至与他进行过德国式的击剑决斗(当然是戴头盔的)。其他的有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的学生。第一排的那个肤色如同冰雪(可惜人长得偏胖,否则真可以说是地道的白雪公主!)的小女生,居然就是来自冰岛!我坚决地相信,是她所在的环境给了她那样的肤色。我就混在这群人中间学语言。老外学语言真就如同玩一样的,学习得特别快,大概2个多月以后,他们就到各自的系去听课,学习,考试去了!
第二个待遇就是,以非常优惠的待遇到学生食堂吃饭。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在国内,当我离开父母身边开始大学生活之后,我的一张原本健康无比的胃,在大学里面被发黄的,带沙子的米饭,以及那些非常不可口的菜折磨得伤痕累累,以致一想到要去食堂吃饭,就感觉如同要去服苦役一样。吃饭已经不是一种享受。我拖着几乎已经很严重的消化不良的毛病到达比萨之后,居然是意大利的大学食堂又重新给了我健康的胃口。
凭良心说话,大学无论如何不能克扣学生的伙食,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方面打学生的主意,赚那些个昧良心的钱!因为年轻人的健康,那可真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啊。让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年青一代的。比萨大学的食堂的标准的午餐和晚餐,由头盘(米饭或面食构成)、二道(肉或者鱼)、沙拉、水果(或酸奶)组成,面包(ROSETTA)供应不限量,想吃多少都可以,想带回去吃也可以,饮料(矿泉水,果汁,啤酒)敞开供应。而这样的一顿饭的价格只是3500里拉(1.8欧元,如果不是学生,价格是8.7欧元!)而已,几乎就是免费的!良好的饮食必然导致健康的体魄。结果,我看到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朝气蓬勃,健康乐观!老天,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居然有魄力干这种不赚钱的买卖,而且顺带治疗好了一个来自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生的消化不良的问题。更加让我感受深刻的现象是,由于比萨大学食堂的伙食好,价格低,开门时间长(中午从11点45到下午2点半,晚上从6点45开始,到9点半),卫生条件好(所有的餐具全部经过高温高压的沸水冲刷和强紫外线消毒),所以学生从来不在外面乱吃东西。什么肝炎之类的病毒,在这里根本没有传播的途径。反观中国的情况,哪个大学的里里外外,都密布着一堆卫生条件极为可怕的小馆子,甚至就是伙食摊子,油烟滚滚,污水横流,而我们的大学生们,经常在路边吃饭,或者用塑料袋兜着油炒饭在路上边走边吃!吃这样的社会主义油炒饭的学生的身体能够竞争得过吃资本主义的大食堂的学生吗?
第三个待遇就是,兜里揣着学生证,跟随一群“伊拉斯谟”们到城市的各种文化设施、博物馆里面免费(有时候半价)游玩。比萨大学给我的学生证,名头很大,叫什么欧洲大学系统统一学生证,在所有的欧共体国家都得到承认。我在国内时也知道学生证是个好东西,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假期火车票半票。至于其他方面,在访问一些公共文化设施的时候,是否有优惠,我就不记得了。反正,我在意大利是扎实享受了一把这样的优惠。
我的“伊拉斯谟”身份只享受了一年,后来,我去罗马读书,被安了个什么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只可惜,这个身份在意大利被认为属于工作者的身份了(其突出表现是,在我得到的奖学金中,我每个月要交大概170欧元的税,也要购买失业保险),所以,我失去了学生待遇。失去了就更加能够体会曾经得到的珍贵。
真的,我在意大利接近五年的时光中,现在最让我怀念的居然就是在比萨的那一年。因为在那一年中,我以“伊拉斯谟”的身份而获得了意大利的大学生的身份,由此而得到,不,是享受到,来自大学的照顾。
“伊拉斯谟”,ciao(你好),ciao(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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