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朋友不经意讲起一场车祸，死者是位中国女孩。听说那女孩的母亲已到多伦多来处理后事，发现女儿这三年来一直在作三陪女，欲哭无泪。

　　好多个夜晚，在酒屋的吧台边，常常碰到做“夜店”的留学生们。想起那位年迈的母亲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上飞机舷梯的背影，我开始了对他们的采访。

　　秋子：仅仅因为寂寞

　　和秋子相约在下午，那天她穿一件DKNY的短袖，一条浅蓝的洗水裤，配上一双休闲运动鞋，披肩发，嘴里咬着杯ICE CAPPUCINO从阳光里走来，很清纯。如果不是耳闻目睹，我绝不相信她做夜店。

　　也许因为彼此都来自广州，自然好说话些。记得当我拐弯抹角向她表达采访的意思时。

　　秋子睨了我一眼。我告诉你是因为寂寞，你一定不相信。

　　秋子冷漠的眼光看着远方，说：被人包过，也拍过好多次拖(谈恋爱)，一次比一次伤。

　　我们本来是不该出来读书的，和那些拿博士硕士的留学生不同，我们在国内就不喜欢学习，父母以为把我们推出来，就可将我们脱胎换骨，其实，人出来了，没有束缚，心更散了。

　　秋子说她最后一次和男友分手后，碰到了一个做夜店看场的朋友，也就开始出来做“夜店”了。

　　说到前途，秋子说，“以后”对我们是这样一条路：或者继续将学业完成，然后按规矩申请移民；或者就是找个人嫁了。秋子从未打算回去，不知道怎么面对父母。

　　做“夜店”并不是为了钱

　　那天秋子和我讲了很多，她改变了我对她或者是她们这个群体的一些看法。

　　比如，国内一些女孩子尤其是大学生做“三陪”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赚钱改变自己的命运，所谓“贫穷说”就是源于这个道理。但对于游荡在海外的小留学生“三陪”来说，他们的目的就不是这样单一。

　　首先他们还不至于“贫”至走投无路，很多小留学生的家里一直以为自己的孩子正在读书，基本的生活费和学费还是保证的；小留学生出来“做”，其中当然有想多赚些钱以满足各项消费需求，像良好的居住条件，穿着以及买好的汽车电话等等，但因缺乏家庭温暖而导致情感寂寞和“无习可学”“无工可做”“前途茫茫”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次，他们中的一部份当然也有靠出卖身体收取一定的报酬，这就是我们说的卖淫，但，据秋子说，这样的人只是占一个很少的一个比例，在夜店，比如酒吧、卡拉OK、桑拿、沐足等场所里工作的小留学生，大部分出于两个原因而工作。

　　其一是需要一份工作，以维持或满足消费欲求，而对于以留学生身份来加的她们来说，要取得工作签证相对较难，特别是未完成学业者，夜店灵活的工作模式为她们提供了一种可能。

　　其二是人在他乡，进退两难，情感上的孤独将她们抛离到社会的另个角落，比如像秋子，她其实很清晰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在四个多小时的交谈中，我从没有将她和“卖淫”两个字联系起来，她也不是要靠“卖”靠“淫”才能生存。

　　正如她说的，几百元房租加上吃喝汽车保险，不用陪人上床也能搞掂，只是，当身边的男人都不敢对情感负责，当社会拒绝你按照常人常态生存，当父母用冷漠的眼光对待你放弃出国的时候，你还会计较什么呢？即时的欢愉，赤条条的钱欲交换虽然不高尚，但总比欺骗要真实。

　　对于父母让她出国的选择，秋子很宽解地说，关父母什么事呢？当初在国内自己就无心向学，大学是考不上的，父母为改变我这种状态才想出出国这个主意，他们都是为我好，而且，他们不是富翁不是贪官，我出国的钱都是他们用血汗挣来、用一生的声誉借来，我自己不努力，我怪谁？我知道假如我现在回去，父母一定不会拒绝我，但我很难面对自己，就别说是面对他们了，所以不关他们事的。

　　阿丽：生活很现实 青春有价格

　　我是通过一位开餐馆的朋友的太太珍认识阿丽的。

　　那天当我正谨慎地在内心选择着词句准备开始我的采访时，阿丽快人快语：我承认，我是靠“做”赚钱。开始没有任何犹豫，主要是书读不下去了，然后就将家里给我的学费用到买衣服喝酒和赌上去，人就是这样的，在境遇不好时意志坚强者毕竟少数。

　　我问她，书读不下去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不找个人固定下来，比如像你们同来的珍。

　　阿丽听我这么说，马上很坚决地摇头。

　　珍不想回国，所以就嫁给了那个大她差不多有20岁的广东老板。说是老板，其实就一快餐店，阿珍的苦处你是不知道的，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到晚上10点多才打烊，回到家累得都直不起腰，还要伺候老公收拾家务。以前我和珍一起出去，别人都夸她的肤色好，现在一比较，像大我6、7岁似的。

　　阿丽说，前提是我不想天长地久地磨下去，既然我已经放弃了感情，那么我就不要计较什么了，能多赚点就多赚点，等有了足够的钱我就离开这里，或者回国，或者到别的城市去，那时候做什么都没有顾虑了。

　　辉：做40岁女人的男朋友

　　我约阿辉见面的那天，他开一辆深蓝色的宝马，穿着很新潮，头发染了少许棕黄，湿湿的，在阳光下朝气勃勃。

　　女朋友呢？因为事先我在电话里和他说明了采访的目的，所以也不需要特别的顾忌。

　　回台湾看孩子去了，过几个月才过来呢。

　　辉的女朋友40多岁了，在台湾是有老公的。辉说，IVY，对，IVY是辉的女朋友，IVY有一子一女，儿子21岁，女儿18岁。

　　辉说，我知道，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个很没有骨气的男人。IVY比我大十多年，我今年23岁，和她的儿子比起来，我也就比他大2岁，这段感情从开始就不健全。

　　阿辉说，年初我们办理了结婚登记，IVY已帮我办了移民申请。选择这段感情我没犹豫。我和很多留学生不同，我是从小城镇出来的，父母为我出来耗尽了一生的积蓄，他们还指望我读完书，把妹妹和他们都接出来，这是他们的愿望，但他们不知道，他们那些钱根本不够我读College，我没理由这么回去的。既然IVY能帮我办理移民供我完成学业，加上她人也不坏，我在爱情和事业中选择了这个平衡点，也算合算吧。别人要说什么说好了，我真的不在乎。

　　“或许我过得不是最好，但我不能比别人差”----当辉和我道别，我看着他高大的身影走向那架深蓝色的宝马时，我轻轻地感叹了声，那句“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话在我内心迅速转换成“可怜天下孩儿心”。

　　这些小留学生们本来还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过程，但过早走出家门，走出社会，生活的沉重已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比较对错。他们会找到很多的理由去支持他们将传统的道德和伦理值归零，然后重新建立起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坐标轴，并在上面找到他们的落脚点，这是谁之过？

　　“也许开始错结果还是错，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舒婷20年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