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精英阶层都是主角。现在有很多的海归精英存在于律师、会计师、管理咨询、公关等行业中，还游离于政府、行业或者协会的体制之外，还没能为政府谏言献策、参政议政，所以我们成立商会、协会也是建立一个渠道，能够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想法。

从容闳开始，中国人的留学道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您认为现在的社会对于“海归”来说是一个最好的发展契机吗？

改革开放以后，掀起了出国留学的大潮，现阶段回国的人数也最多，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因为还有大部分人留在了国外。根据官方的统计，出去了80万人，只回来了20万人，有3/4的人还在外面。按照国际上的比例，“海归”起码要达到50%以上，最理想的是回国人数能达到2/3，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的吸引力已经很大了，所以我们还是任重道远。现在社会上就已经有“海待”的说法，很多人可能就不敢回来了。我觉得需要让国内的整个机制更加通畅，创造更多的生活机会，同时政府在制定政策上能起到引导的作用，减少回国人员的麻烦。比如我最近提出的简化绿卡及留学人员签证的手续，甚至包括考虑双重国籍的问题等等。

我们应该鼓励多培养通才

您本人有在中国及加拿大政府工作的经历，感觉上不大像一个商人，而是一个有政治热忱的人，是这样吗？

也不完全是，我自己的这些工作经历，使我对政府机构、企业、跨国公司的运作都比较熟悉，这几个平台如果搭建得好的话，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帮助各方更好地达成目标，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对我个人来讲，拥有这些经验也很重要，但并不是为了在政治上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不一定是目的，也可以说是抱负，您本人是在中国成长，年少的时候还有过插队的经历，根儿上应该还是很中国的。

对，中国情结肯定是有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熟悉，让我对这片土地很有归属感。同时我又看过世界了，走了几十个国家，了解到同在一个太阳下生存的人们，遵循着不同的生活模式。如果我有能力做联接东西方的桥梁，是很好的一件事，对中国国际化进程也是一种促进。我希望为自己的故土做些事情，希望看到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好。当然这是一个社会工程，参与其中需要一种热忱或是公益心。

我们看到很多商务人士都非常忙，可是您除了料理好自己的生意，参与众多的社会活动，还有时间写书、做教授，这么多角色会不会让您有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

这是一个怎样充分发挥人生效率的问题，我觉得一天从早忙到晚的人不一定效率最高。比如我前30年也是很忙，处理很多生意上的事情，而后面几十年我觉得可以做些自己有兴趣的事了，不光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可能跟我小时候受的教育也有关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骨子里还是受到很大影响。

我写的书出版以后，得到社会上很多反馈。去各个大学讲演，能够给年青人一些借鉴、参考或者鼓舞，这让我觉得很欣慰。在中国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及“海归”事业上，能够有所推动，对我来说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

您提出了一个“通才”的概念，您本人也确实是一个通才，但是社会上有另一种说法是不熟不做，就是做专才更容易成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学的MBA就是在培养通才，学习内容包括管理、财务、金融、国际商务等等。中国以前提倡“又红又专”，已经培养了太多专才，加拿大技术移民就只要中国的软件人才。并不是说专才不好，而是中国现在缺乏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多培养通才。我自己也在身体力行地去做，当然在每个阶段可能要有所侧重，我现在的重点就集中在国际商务上。

您本人是一个新华商，同时又是一个海归，好像现在“海归”和“华商”之间的关联度很高。

是这样，1999年我写了一本《新华商之路》，就提出这个概念。中国的企业现在还在论成分，国有、乡镇、民营、私营、外企等等，把企业家分化成五花八门的，而在国外就是商人这一个概念。

现在有很多从海外归来的人在国内从商，“海归”和“新华商”的关联度很高，中间有一批人是重叠的，兼具两个身份，而且这个群体在逐渐扩大。现在国内也有比较好的国际化的环境，比如北京的CBD，就培养了很多国际化的人才。

您本人接受过东西方两种文明的熏陶与浸染，对于您自己的孩子，您打算根据怎样的定位来培养？

我就是想把他们培养成国际化的人才，他们上小学时就出国了，先后在加拿大、法国读书，今年回到了国内。现在他们的英语、法语、中文都很流利，而且有机会我就会让他们去欧洲参加夏令营等活动，接触不同的种族、文化，可以说是从小就培养一种国际化的理念，用句老话说就是“从娃娃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