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人为"下岗"而焦虑不安的时候，德国的许多人却向往失业。对这样的怪事，你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可这完全是真的。

尼若女士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向往失业并已实现这一愿望的德国人。见第一面时，她自我介绍说她叫"钟雯"。她说这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汉语时用的名字。这位已有两个孩子的妈妈，1994年离婚后一直在波恩的一家三星级旅馆工作。但1996年8月却突然提出辞职，理由是不适应那份工作。

"其实，我是在找借口失业。失业了会享受比工资更丰厚的福利。"她看我满脸的疑惑，便进一步解释道："我上班时，每月工资2000马克，比我两个孩子的福利金还少800马克，这工资中还要上缴近70马克的税费，最后剩下的只有我两个孩子的福利金的一半。而我失业之后，虽然没有工资，但每月可领到相当于原工资总额67%的失业补助金。同时，还可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既自由，又可创收。"

她所说的"自己喜欢的事"，其实就是做中国人的导游。她辞去旅馆工作不久，经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的一位校友牵线，在中资企业"飞扬"旅游公司专为来欧洲的中国公务考察团做向导服务。这种雇佣关系虽然是松散式的，但每陪一个团的收入却是不菲。除旅游公司按时支付工资外，考察团还得视团员多少按当地规矩为其支付小费，小费按天支付，每天30～100美元不等。除此之外，如果她所服务的考察团的团员在旅游商场买了东西，她还可得到商场付给的数目不小的一笔回扣。这一系列的进项都不需上税。因为是松散式用工，没有履行用工登记手续，所以她的失业补助金仍然照领不误。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恐怕没有人不认为失业是一种不幸。而钟雯却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在德国，工薪阶层的人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失业是福"。她说，这并不是就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是政府的福利政策和税务政策的"引导"结果。

上班拿工资的人以缴各种名目的税、费为社会做贡献，尤其是东西德统一以后，不仅税赋更高，而且，每月还要从每个人税后工资中扣除2%作为扶持东德地区的专项基金。现在的税费总额几乎占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而不工作的人却可以靠福利过得很滋润，有的人拿着丰厚的各类救济金旅游度假，甚至周游世界；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凭着上大学免费的政策，竟十年八年地在大学里进行"再教育"。钟雯说她中学的一位同班同学至今还在海德堡大学读书，而她在北京上完大学都工作好几年了。钟雯抱怨说："这样的社会分配机制，谁还愿意为生存而上班，谁又有必要为生存而上班呢？"

我开玩笑说："你千方百计地辞职，算不算是钻了政策的空子，也就是说，投机?"钟雯却一本正经地答道："这不是投机的问题，而是政策给了我机会，给了不工作也可以生活得很好的机会。有这个机会不去利用，难道做白痴吗？"

钟雯举例说她有个邻居叫莱米多，结婚十多年都没要孩子，怕养孩子麻烦。但没孩子就不能有相关的福利，靠夫妇二人的工资，总觉得入不敷出。1995年他们向政府有关当局申请，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孩子，由此每月获得福利金1600马克，比一个人的税后工资还多。为了获得更多的福利收入，1996年夫妻二人又导演了一桩离婚案。在法官面前，夫唱妇随，一致强调非离不可。在财产分割方面，莱米多"发扬风格"，主动提出房产全部归女方。法官见二人都是死心塌地要离，财产方面双方又达成了一致，只好照此判决。离婚后，夫妻生活却是依然如旧。而办了离婚手续后的第二个月，莱米多如愿以偿地分得了一套"社会房"（救济房）。他按事先的计划将这套房私下转租出去，每月收房租近3000马克，这笔收入相当于他们夫妻二人的税后工资的总额。

据报载，德国在1995年底的失业人数是400万。德国政府曾在之后的两年中做过许多鼓励就业的工作，如发展第三产业，拓展就业渠道，限制招用外籍人员等等，但最终无济于事，失业人员不仅没有下降，到1997年底，反倒增多了近50万人。

为什么会如此呢？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位社会问题专家指出：降低税赋才是鼓励就业的根本出路。如果一个国家长期用高税收来支撑高福利，那就无异于是限制再就业，鼓励失业。看来，这位专家道出了德国失业大军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在波恩的一家中餐馆，我们碰到一位叫斯里尔的中年男子，他原在波恩大学的一所公寓做管理员，失业已经两年了。但在这两年中他从来没有真心地去找过正式工作。问他为什么不去找，他却反问道："找工作有什么好处？像我这样没有特殊技能的人，找份正式工干，月薪也就2000马克左右，缴完各种税费，所剩的还没我现在所拿的失业补助金多，又何必舍多求少呢？"

从德国回来，我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朋友听。朋友羡慕极了，说："那才是理想社会。"我说你错了，一个高税收支撑的高福利社会迟早是会崩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