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美国一年后忍耐不住中西部小镇上的寂寞生活，也受不了两天一封信和每月300元的电话费，终于让N在三年级上到一半时退了学。我暑假里回国草草的结了婚，行程之慌乱竟然没有办一个象样的婚礼。几个月后将她接到了美国。蜜月的日子里我不想去上课，整日与妻厮守在床上，疯狂地做爱，似乎要把分开的一年多里欠下的旧帐统统补上。

我终于受不了攻读博士的煎熬，终于未能把当年“呆硕傻博”的帽子给自己戴上，终于在拿到几个“Ｃ”之后被系里扫地出门。为了“养家糊口”，为了N继续完成她的学业，我开始到餐馆打工。那段时间我倒真的挺轻松，虽挣不了许多钱却不必去点灯熬夜读“天书”。我学会了笑脸迎客，学会了辨认什么样的客人会给更多的小费，学会了在老板面前忍气吞声，学会了在金钱面前毕恭毕敬。我竟然学会了调鸡尾酒，竟然敢走进我曾厌恶的同性恋酒吧做调酒师。我改变了对同性恋以及对所有人的认识，我享受吧台里没完没了的爵士乐，我欣赏T型台上的Drag Queen们演唱Madonna的“Like A Virgin”。我结交了 乱七八糟的朋友，我理解了这世界里同性异性原本分不大清，我明白了所有社会上的道德准绳都在被人们不断的实践更新着。

当我变成了另外一个我时，我和N的距离越来越远。我深夜回到家时她已睡去，早晨醒来时她已人去屋空。少有的休息日里我无心逛街逛店，少有的与N同处的时刻，我无心听她细述课堂内外的趣闻，我不再关心她的世界，忽视了生日的礼物，忽视了她为什么近来总是提到德国人马克。终于有一天下班后，发现家里空无一人。电话留言机里N的声音：“我晚上不回来了……”。过一会儿，第二条留言：“明天也不回来了……”。

打工的岁月里我失去了一些曾有的自信，疏远的日子中我曾开玩笑地对N说：“你该另外找个人嫁了得了，看来跟我不会有什么出路，趁年轻漂亮还可以……”她问我是不是喜新厌旧，或是看上了哪个男扮女装的妖精。那回答让我心里感觉暖洋洋的，更不再对她的世界多闻多问。

离婚时，N对我说过一句话：“你知道吗？对自己的老婆说婚姻是个大骗局的人，不是傻瓜就是神经病!”

人总是在失去后才感觉失去的珍贵，那一段时间，我打心眼儿里痛恨我那些“先见之明”。失去N的日子里我还真有些恍惚，早晨刷牙时镜子里的人一天比一天陌生，一天比一天让自己厌恶。于是我拼命工作，摔破一个又一个酒瓶，吧台里的P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平生最怕别人可怜我，所以一直闭口不谈。直到那一天DJ播出一支流行曲叫“Love is unconditional”，我咧了咧嘴咕咙 着：“骗人的鬼话，Love is truly conditional！”

Ｐ惊讶地问我何出此语，我说：“爱从来就是有条件的嘛，学历、才华、家庭、金钱，对哪一项的追求都因环境的改变和人生路上的不同时期而不同。爱上一个人的财富与爱上一个人的才华其实是一回事儿，爱的众多条件中的两个例子罢了。相反，做爱倒是无条件的，床上、地下、桌子上、车里、电梯间……”Ｐ哈哈大笑，说想不到我年纪轻轻有如此宏论。

下班后，Ｐ陪我在吧台上喝酒，我忍不住将我几个月的甜酸苦辣一股脑地倒给她听。Ｐ和我喝掉了一瓶Absolute和半瓶Smirnov之后，我虽神志清醒，却无论如何开不了车。Ｐ将我拉回她家，扒光了衣服将我扔进浴盆，象对她3岁的儿子那样给我擦洗了全身，然后在她温柔的手里释放了我积存多日的男性的郁闷。

三天以后我扛着些衣服搬进Ｐ的家，在那个时候，我实在需要个女人。那年我27岁，Ｐ34岁，一个我从没有碰过的女人的年龄。

在我那个坐在大学阶梯教室里同一排、经常借给我笔记的女孩儿死在木樨地的枪弹下之后的三年半，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美国政府的慷慨恩赐。那批一起拿到绿卡的朋友第一件事便是组织回乡娶亲团，我却在开往领事馆的路上去和N办理正式离婚。N因为离婚将失去申请绿卡的机会，尽管我当时做出绅士状劝她离婚可以在拿到绿卡后再办，可N一定坚持先离婚，绿卡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她执拗的幼稚有些可笑，绿卡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比婚姻重要得多。N直到六、七年后，才由工作的公司申请了身份。以后每个生日之夜电话那边传来她“生日快乐”的祝福时，我总是不禁想起23岁的生日礼物，不免对那件珍贵礼物的得而复失酸心。N终究不是一个因绿卡而爱上我或利用我的女人。

女人是一所大学。我从来没毕业过……

和Ｐ在一起的几个月温馨而轻松，Ｐ教会我许多在西方由母亲教给儿子而我的母亲根本不可能教给我的做男人的要领。她说男人的魅力来自于自信，男人的性感源于成功。她鼓励我去申请商学院，说与人打交道更适合我的性格。在床上她给我足够的空间发挥我的男性，即使有我力不从心的时候，她也会用其它的方法让我达到高潮，然后在我筋疲力尽趴在她身上的时候，于我耳边说些“我感觉好极了！”之类的话鼓舞斗志。

Ｐ让我知道了为女人开门，送一束花这类的小事对女人多么重要，教我如何对电梯里的女人说你今天看上去很迷人。那些日子里我少有地意识到了家庭的温暖。我居然同Ｐ那3岁的儿子成了朋友，和他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听他给我讲电视屏幕上动画片里的英雄。在此之前，我从没想到过我可以同小孩子沟通。

如果说男人的魅力来自于自信，那我想女人的魅力在于她让身边的男人感受到自信。我得出的结论是：30多岁是女人的黄金年龄，她们使年轻的男人成熟，使年老的男人年轻。当我把这一理论告诉Ｐ时，她捧着我的脑袋乱七八糟地亲了十来分钟。

那段感情到我离开小镇进入商学院而告一段落。但我仍时常在日后碰到挫折的时候打个电话和Ｐ聊上个把钟头，如果不是两年以后她再次结婚嫁到佛罗里达，我会把包括我和Ｓ的事、其它女人的事，统统讲给她听。我知道从她那里不会听到虚假的道德说教，每一种决定都可能得到她的支持，而使我内心平静。

我和Ｓ相识时，彼此都刚刚经历过一场破裂的婚姻，因而对破裂时带给对方的伤害都心有余悸。我察觉Ｓ有意回避提及过去的事，我也不愿多谈那些伤感的话题。好在我毕业后在华尔街找到工作，至少不再担心与Ｓ的生活会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产生波折。

Ｓ不提婚姻给我减去许多压力，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清楚是否愿意再做一次承诺。我申请搬进她那舒适温馨的公寓的理由竟是：“咱俩都可以省些钱，我好在周末多陪你去听两次‘Phantom of Opera’。”

Ｓ喜欢的电影和歌剧可以做到百听不厌，不象我所有的事情都想去尝试，所有的尝试一遍就足够了。Ｓ喜欢的川菜馆永远是她去法拉盛的首选，我却宁愿一家一家山南海北全尝遍。 家里的摆设经Ｓ的布置有条不紊，我也因多次将碍手的花瓶移到窗台的另一侧而遭到Ｓ的发落。有了女人的家岂是我独身时的狗窝可比，窗明几净，衣橱整洁，虽说日子长了免不了使人生厌，但不足以让我对之产生丝毫抱怨。

所以我之后的频频沾花惹草并非源于我对Ｓ有什么不满。我将自己扔进一次次毫无结果的漩涡，完全是对自己的放纵和无法抗拒变革时代充斥着的各种诱惑。

当年，在北京那栋满是外企职员的高层建筑内的自助餐厅里吃中午饭时，办公室里几位小姐与几位男士总是坐在角落里对穿梭于人群中的俊男美女们品头论足。小姐们让男士们评选哪个公司的小姐最漂亮，相邻的几个先生各自做出自己的选择之后，轮到我的时候我想起Ｐ曾经教导从不要当着女人的面夸奖别的女人，于是将身边的每一位小姐逐个赞颂了一遍：C小姐的杨柳腰，D小姐迷人的小腿，E小姐…F小姐……

其实，我并非口是心非，言不由衷，我宁愿让自己相信这世界每一个女人都有各自的美丽之处。

姑娘们说，当年国内正流行找对象的新标准，第一要美军，第二要皇军，第三是国军，第四是伪军（外企里做事的），第五才是共军。我笑她们没有板眼，如今叱咤风云、腰缠万贯的都是共军。D小姐说，有钱的共军不是年纪太大有家有室，就是“良心大大的坏啦坏啦的。”

我无意与她争辩，尽管心里大不以为然。自觉一旦将人划分类别，建立标准，那标准本身便失去了意义。我们漂泊在外的人已经多次被人按类而分，那种对类别的界定本身不正是偏见的开始吗？

C小姐的杨柳腰的确迷人，以致两周后在“硬石”酒吧跳舞时，我的手一直没能从那里离开过。跳完舞后已经深夜一点，我只好带她回到楼上我的房间。我和衣卷缩在沙发里佯装昏昏欲睡，床上的C柔声柔气地唤我睡到床上去，说让主人睡在沙发上她于心不忍。我声明我这个人立场不坚定，面对“资产阶级的拉拢腐蚀”，会很容易丧失我的“党性”。她说这么大的一张床还要一个人去睡沙发，咱俩准是都有毛病。我刚想解释说有毛病的是我，又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就毅然决然地跳上床去。那以后C成了我这里的常客，她说喜欢这宾馆里做爱前后都可以洗个干净。

与C的关系仅仅相持了两个月，我一直在浑浑噩噩中无法把握那是种什么样的心情。在办公室里我们始终做到不露破绽，有时会因极力掩饰而不免过分正经。我不愿将关系公开，怕引来玩笑和议论，她更对之做出无所谓的表示，反而使我感觉自己的顾虑有些龌龊。

几次深夜在与C做着床上运动的时候，她的BB机传来烦人的呼叫声，她总在我走进浴室时轻声地打电话，我假装不知却总觉得有些怪怪的。后来从别人那里看到C和楼里的另一个“美军”在北戴河的玉照，“美军”的手紧紧地搂着那泳装下被我赞美过的腰肢。

两年后听说C嫁了人马上要去比利时或是瑞士，我心里为她高兴也暗自舒了一口气，为我们的娘子军“走向世界”挑战八国联军而鼓舞欢欣。

我和S的性生活曾经有过辉煌，我们在认识一个月左右就在我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拼了个你死我活。几天以后我搬进与她同住时，还欣慰这下有了正常的“健身运动”。四年前S不知跟谁那里学来了“XX功”，从此后她对性的要求一落千丈。每每在我百般哀求之下，赏我个恩赐。当我三下五下扒光衣服跳上床时，她却从容镇定地款款宽衣，再将一件件衣裤叠整齐，放在床头柜上。几次在我兴奋之火被懵然扑灭后，忍不住玩笑地打趣：“早晚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