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祖国各地商场里的狐朋狗友，总是拉着我去光顾各种新鲜的服务场所。按摩、桑拿、洗头、洗脚，祖国的服务行业高速发展，让人感受到如今伺候身体的每一个部件都已经有了“专业人士”。每次他们被小姐们拉进里间，我总是在外面与陪我的小姐天南地北的聊家常。我没有兴趣在那种风月场所里寻欢，一是因为对日渐泛滥的爱滋病心怀恐惧，同时也认为这种生意般的肉体交易没有激情，也没有成就感。这并非是因为我对风尘女子有什么鄙夷之心，相反我认为人们都在这世上为自己的日子而挣扎，向往有钱向往富裕的生活本身无可厚非。我本来就对道学家们有着满腔仇恨，讨厌那些对别人生活方式指手划脚的人。在这个混乱的世界求生存各有各的手段，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标准，我相信每个人的人生抉择都有其合理性，对一切扔给道学先生们大耳光的行为都视为痛快淋漓。

我拿手的是从萍水相逢的女人身上找到某个不易被人发现的优点，然后一股脑的歌颂下去。在对方飘飘然的时候，将两杯Bloody Marry或是Ging & Tonic灌进她的嘴里， 在吞云吐雾的香烟里倾听她们细叙“人生几何”，接下去的故事往往会顺我的意志发展下去。

深圳的J身为过气的时装模特，职业生涯的短暂不能为自己已习惯了的生活水准提供足够的自立基础。在包给香港半大老头两年后，香港人因为生意不顺撤出了深圳。如今她在“二奶村”领导着一个“寡妇连”，整日在麻将的哗啦声和卡拉OK的歌声中昏昏沉沉，她也清楚自己的后半辈子尚不知归宿如何，每每用白酒和洋酒的混合物让自己逃避现实。J在床上最疯狂，将我的后背抓出几条长长的血痕，几天后在小梅沙游泳时被哥们儿发现，问我是不是遭了虐待，从此留给他们一个笑柄。

我对G的赞美词是她抽烟的姿势最性感。在餐桌上我看到她将一根加长的 Moore放进涂满口红的娇唇，夹着烟支的两个纤纤玉指在烟杆上前后移动，迷离的杏眼中一付看穿世态炎凉的冷艳。我掏出打火机走上去为她将烟点上，她微笑地点了下头，问：“从美国回来的？”我不免惊讶，问她从哪里可以看出。“很简单，在这里都是女人为男人点烟。”

G总是在做完爱后才露出一股女人的温柔，将一支烟叼在嘴里，点燃，放进我的嘴里，再点一支给自己。当年她不堪每月400元的工资和与工资不相称的工作负荷，放弃了受人尊敬的儿科大夫职业，下海成了经销医疗器材的商人。商海里的成功似乎并未给她带来多少周围人们的认可，反而是各种流言蜚语让她无处藏身，似乎她的早起晚归的艰辛都不被人相信，人们更愿意接受的是为了卖出一台CT她睡过多少多少个人。

G半真半假地和我提起多次，回美国给她找一个70岁以上的洋人，最好结婚后活不了几年，然后……我一边劝她别这么绝望，“你年纪还轻，还有机会嫁个好人。”她一骨碌从床上翻起：“放你妈的P，你***算不算好人？”

那一刻我愕然呆住，似乎一大块就要愈合的伤疤被人突然揭起，那脓和着血流出来的感觉疼痛中夹着丝丝的快感。

“我是个什么人？”这问题我时常对自己提起又不可能回答，似乎每个人的界定应该是要等到死后由别人盖棺定论。

我愿意被人认为是个有责任心的人。然而小时候对老师家长负责，长大后为国家和人民负责的重担曾压得我不堪其它重任，人生情感上的得意和失意已经让我如今不敢再对爱做些什么承诺，对每一次似爱非爱的遭遇，都不愿承担对另一个人的责任。更不愿去想是不是应该加入到制造下一代的行列中去。

我愿意被人认为是一个诚实的人。可从小长辈们就谆谆教导在这个世界上学好为人处世，就要会在必要的保护自己的时候欺骗别人。曾经在学生大会上为共产主义奋斗而信誓旦旦，也曾经为那个虚无飘渺而尽表忠诚；为了出国伪造过成绩单和侨属证明，为了生意上的合约排练过言不由衷。如今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嘴里说出来的甜言蜜语是真是假，我竟不能对一个要求不高的S展示我的真正内心。正如我现在在提笔写下些文字时，才发觉自己最大的恐惧竟是会有一天，自己不再对自己诚实。

我究竟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在D23岁生日的晚上将她“骗”到我的房间内，她大大方方地脱去衣裙，在我的口哨声中走进浴室，我在等待了半个小时以后忍不住冲了进去，将她裹上大浴巾从蒸汽中抱出，轻轻放在床上，在她的要求下我没有开灯，在黑暗里用手指和嘴唇去感受她稚嫩的青春。当我的嘴唇触动她挺立的乳头时，我感觉到D打了个冷颤，将腿向上蜷起，我的手在她的脸上抚摸了一阵，等待她镇定下来，在她的嘴唇上做了长长的一吻。我翻身解开身上的睡衣，将她的两腿轻轻分开，黑暗中D的声音中夹着不安的焦虑：“轻一点好吗？我这……可是……第一次……”

我所有的动作在黑暗中停住，呆滞了几秒钟后，我翻身下地，扭亮台灯，在散乱的衣裤中摸索香烟。D让我也给她点上一枝，在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问我：“怎么熊啦？”我眼睛不敢直视她：“可能是被你吓着啦。”她不再说话，一口一口猛吸着，然后将烟雾没头没脑地乱喷。吸完烟后，她起身穿上衣服，我说这么晚啦，就别走了。她劈头盖脸地给我一顿臭骂，骂的话让我不相信是出自一个尚未**的女孩子的口。

她说我的是逢场做戏，拿个绿卡做招牌，四处骗妞儿只为了解闷，明儿一溜烟跑到美国，说不定那里还有老婆孩子呢。想偷吃又怕惹身骚，碰上个雏儿是不是怕惹上麻烦没完没了？……D还骂了一些我已经记不得的话，长长的一篇批判稿，比她做的市场调研远为生动。

我一边称是，一边点头如鸡啄碎米，时常将字典里她还没用完的贬意词变本加利地加在审判词中。我本想给她讲我23岁生日的故事，但转念一想觉得于事无补。终于在她骂痛快之后我拍着她睡去，看到她睡梦中余怒未消的模样，眼泪差点儿就夺眶而出。

两个星期后D向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从此我再没见到那双撩我心动的小腿儿，只有时常对墙角她曾坐过的位置凄然心痛。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是对是错，因而觉得我这几年的浪迹生活已经堆积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那一次回到纽约时将S紧紧搂住，似乎只有她给我的日子带来无需做任何解释的轻松。

那一刻我萌动了有一天告诉S发生的一切，可直到今天也没有将意念付诸于行动。我知道我未能告之S我身边的故事的原因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不知谁说过，一个男人需要三个老婆。一个做情人，一个做朋友，一个做佣人。

我和Z的关系起始得很早，是我遭遇的女人中做了朋友时间最长，而又在以后的日子维持关系最深的一个。这以外还有一个唯一，Z是唯一一个身在婚姻之中的女人。

我从小缺乏竞争意识，别人要争的我会拱手相让。离婚时这也曾是我的罪责之一。婚姻破裂后更是特别小心，不去碰有家有室的女人。我其它的女人不是单身就是离异，一切发生得自然，结束时也干干净净。

Z生性争强好胜，做事精明。当年她从一个边城考大学来到北京，是全省第一名。毕业不久与同乡的一个书生结了婚，一起回了省城。几年以后Z受不了省城里的孤陋习气，更受不了不会投机钻营的老公对一切恬淡无求的“胸无大志”，终于离了婚，带着一个一岁半的女儿再闯京城。从此她励精图治，自一个打工职员，晋升至一家广告公司的副总经理。这期间她再嫁了一个大她十余岁的高干子弟，是一个军队企业“年轻有为”的“希望之星”。军人就职位之便一举收购了那家广告公司，立老婆为总经理。如今她不再是土头土脸，而俨然一副商海里腾挪自如，驾着凌志满京城转的“巾帼英雄”。

我和Z的交往从麻将桌上开始，一直到三里屯酒吧里的倾心相诉。我们谈小时候她在文工团里跳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我唱沙家滨里的刁德一；谈她大学里春风得意，追求者无数；谈我在大学里不学无术，拈花惹草；聊她刚工作时的辛苦，聊她第一次结婚时在一个八平方的小屋里招待20多个亲友，聊她第一个丈夫的为人厚道而近乎迂腐，聊第二个丈夫的彻夜不归和总推说生意的需要出入于风月场所，聊丈夫对前夫的女儿既无亲情又无责任感，她不得不经常将女儿送回老家的父母那里去照顾。

我在朋友聚会的饭桌上总能感受到面前的碗里被盛满我爱吃的东西，有Z在场时，总不担心在别人强灌我多杯时一定会有人挺身代醉。我们一起去为希望工程捐了款，一起参加京城里洋人国人组织起来的到长城两边捡拾游人扔弃的垃圾饮料瓶。

在她丈夫因公出差的周末，她架车带我去北戴河，躺在海边浴场的沙滩上唱“红太阳”的歌。那次我们手拉手走在山西运城的大街上，看着周围为各自的生计忙碌的人们而无端感动，无求的生活总是呈现给外人表面的平静，我们也不觉感叹人生不过是在不断的得到失去中为自己的选择寻找可以麻醉自己的理由。在我抱起一个在集市上走散的小女孩，帮她找到他感激泣澪的父母后，Z拉着我的胳膊不顾一切地冲进一家破旧的旅店。

我感觉到她的积蓄多时的渴望和绷持已久的僵硬，在她身体挺直头颈后仰大叫一声的时刻贡献了我早已蕴藏的激情。

我因认识她先生而自觉有些不仁不义的内疚，Z问我是不是把她想象成一个下贱女人会使我心里好受些。于是她拉我去她在亚运村的住处，脱光衣服跪在她和丈夫的床上向我喷谢火辣辣的诱惑，我看着挂满她和先生的结婚相的四壁，和她满眼射出的报复的火焰，紧张得根本摸不着自己的腰带在哪儿。闪念中不觉回到我在中西部小镇的日子，寻思着是否N也在我当年打工的时候做过同样的事情。我终于没有摸到自己的皮带，拾起Z扔在地上的衣服递给她，说在这儿我不能发挥，会给她留下性无能的印象。

Z是唯一知道我和S关系的女人，竟有一次在我房间里做爱途中让我给S挂个电话。我怀疑她是不是有什么虐待或受虐症，虽然自己也不免幻想那样做一定挺刺激，却没让自己伤天害理地过于冲动。

和Z在一起的日子，除了彼此感慨人生有几多相见恨晚，却很少伤感那些悲欢离合。Z不想离开中国，这里有她的事业，有她的亲朋。Z也不想离婚，我们对婚姻有同感，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毕竟不同于偶尔偷腥，你怎能知道离开虎口不会再入狼窝。人说婚姻象围城，外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