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个说相声的，从16岁时我选择了相声这个行当，并不是因为它可以让我得到金钱和社会地位，只是因为我从记事时就开始热爱这个每天充满欢乐的行业。

我的父亲是曲艺团的台柱子，据称他可以熟练地摆弄几十种乐器。但他对于我来说永远只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甚至在我五岁时哭着问他我妈在什么地方时，他只是面无表情地说我他妈的也不知道。

从此，我从五岁到出国前都放弃了和他沟通的努力。他也无所谓，每天下班后做饭，然后一头扎进报纸里,对我不闻不问。而我在幼年时惟一的娱乐就是家里的那台唱机(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和别人一起玩，甚至是拍毛片和弹球)，我可以从数百张唱片中寻找着可以令我开心的东西。这样我自然地爱上了相声，我八岁时就可以完整地把几十段相声背下来，我父亲发现我这一天才后也只是说了一句，你小子要不就学相声去吧。

随后很顺理成章地我进了曲校（在别人眼里也算是“子承父业”），经过几年索然无味地学习，最后我又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曲艺团，成了个逗哏演员，我的搭档是我曲校的同学四胖子。每星期一必须去团里报道一次，每月挣500元，每年有80场演出，此时我惟一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能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大腕儿，然后成为一个大款。

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骄傲，我沉醉于自己的想法之中。可说给四胖子听，那家伙除了摇头外就是一句，看不透。

你看不透，我是早就看透了，等着和你哥哥我挣钱吧。咱俩也攒底，倒二的活咱都不干；演一场怎么也得两万，咱俩四六开；有钱就买包子，买棉帽子。

我的师父是位“文”字辈的老人，能够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也就成为周围所有演员眼红的对象。可我并没有觉得什么，我象征性地在登瀛楼摆了十桌酒席，然后磕三个头拜师，看着此时师父眼里闪动着泪光，我觉得无聊得很。

因为当我认识这位老人时，我已经对于程式化的相声这东西不再热爱了，几年里我愈发觉得这是门行将就木的艺术，我经常在背诵大段贯口时闻到它散发出来的腐败气息，我不能一辈子守着它和它一起死去；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总算明白了自己一辈子无法成为什么大腕儿了，这点让我伤心不已。

有一次我问过我的师傅，您看咱们这相声怎么才能发展呀？

老爷子摇头晃脑地告诉我，我老了，想学点传统的可以问我，发展不发展这我就管不了了，得靠你。

他这番话让我感觉到无限的寒意，觉得可依靠的大山坍塌了，不免悲从中来。此时我决定与相声决裂，我应该去干点别的。一个希望带给别人欢乐的人应该本身就是快乐的。
　　
我父亲对于我的出国也表现出来一种无所谓的感觉，只是扔给我个存折，告诉我这钱其实是留给我结婚用的，都带着吧，穷家富路。可在我登机的前夜来到我房里，拿着他的二胡对我说，这个给你，带着有个解闷的；咱俩聊聊天吧。

那晚，我们俩喝了两瓶“直沽高粱”，我也平生第一次知道我妈原来是个唱评剧的，后来和她的琴师跑了。

“我总是觉得她会回来，所以我一直没结婚。”我爸说这句话时泪如雨下。

要说这女人也真够狠呀，我才三岁，她也真能舍得；爸，不是我说你，你也是太傻了。

当我从持续了11个小时的梦里醒来时，发现已到了法国。说实话，这个地方让我无所适从。我原本以为法国应该是个美丽而浪漫的国家，天空蔚蓝，虽然不至于是香车宝马，美女如流，君子礼让，只闻琅琅读书声的圣贤之地了，但人也得都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的吧?可这里阴着天，那颜色比我的心情都灰暗；而且这里有很多荷枪实弹的大兵，一个个都满脸蛮横。如果是在国内，我一定会大骂一句“真他妈的见鬼了！”可我觉得不能给中国人丢脸，算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人都来了，还是死心吧。我整理了一下头发，这时我才发现，整个大厅里好像就我穿得像是个小日本一样正经。

我在巴黎住在一个阁楼里，8平米，和别人共用厨房厕所；但还好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户，有时可以满屋的阳光。房东太太就住在我楼下。巴黎的阳光很不好，有些灰暗疏散，我总觉得像是一个生活在磨砂玻璃罐子里的蝌蚪。但我还是喜欢坐在偶尔才有的阳光里，觉得自己也回到了那个阳光灿烂的青春岁月了。

没人在意在巴黎的这个角落有这么一间小屋，也没有人会留意那小窗里有一个中国人在生活着，可那就是我在巴黎的最初落脚地。

我很满意我的屋子，我没和中介人老章费什么话就签了房屋合同，他对于我的行为表示了赞赏。我给他点上了烟，看着窗外的阳光。他说，行呀，在巴黎找这么个地方就算不错，我当年留学可没这条件。你挺信任我，这就对了，咱是自己人嘛。我看着他，只是不置可否地笑。其实，那份房屋合同对于我来讲毫无意义，我连一个字都不认识，我只是需要记得每个月1号给房东2000法郎就了事了（她只要现金，后来我才明白是为了逃税）。我觉得出了国后的自己已经不再有什么希望或者幻想，只是抱定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想法。

老章他这人不错，就是有点贪财，不过在现在这个年代也好像不算是个缺点。在天津刚认识他时，一见面他就用特别诚恳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都是自己人，你放心，我跟办自己事一样上心。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他那份有些虚伪的真诚给弄晕了，后来发现他和他们大厦楼下看自行车的老头都叫自己人，又觉得上了他的当。出国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永远觉得中介人是个骗子，可我们却也无从选择。

我生活得很简单，除去上课买东西以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屋子里空想；我的小房间里没有电视或者收音机，因为我并不喜欢这里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它们都太过于喧闹。来到法国后，我从来没去过一直梦想的卢浮宫，凯旋门，一切所谓的“小资”情调和浪漫情绪都烟消云散一般遁去，其实所谓巴黎并不存在于任何真实的场景之中，它存在于所有关于风花雪月的理想中。

我发现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吝啬起来，比如找个云淡风清的下午在塞纳河边喝杯咖啡应该挺“小资”，可就是在顶不起眼的小咖啡座那也要15法郎（现在是2.5欧元），那可是一公斤猪肉的价格。这一切证明，我的生活无关风月，只是平淡。我安慰自己说，孔夫子还有绝粮困陈蔡，糊弄着吃人家元宵的时候呢，何况我，君子安贫吧，咱最起码还没落得个“君子坦荡荡”吧。

如果我的生活很稳定，可能我可以体味出这座都市超常的魅力，可我却生活在太多的变化，太多的不确定中，所以在我看来，那些窄窄的小街，那些古旧的房屋都不过代表了破败而毫无历史的美感，即便是现在我和《蒙娜丽莎》面对面可能都不会触动我。

看过一篇小说，叫《天津闲人》，我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就是一个闲人。

我可以克制自己的一切欲望但无法抑制的寂寞还是时常向我袭来，我习惯于自己一个人闭着眼睛拉二胡，我对于这东西无师自通，这或许是来自我父亲的遗传。此时，我开始反复回忆起那些曾经闪现在我脑海里的理想，回忆那一个个我和四胖子酒醉后彼此扶将着，走在宽敞的滨江道上的夜晚，那时我们都吐得不行了，可我们总是满怀豪情；我回忆起自己的每场演出，无论是说多么小的一个段子，我把每个包袱以及当时的所有场景都重新地在脑子里溜一遍；我回忆起了每个和我有过接触的姑娘，回忆和她们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我甚至回忆起了我在师傅家看到的师爷的照片，那个形容憔悴的老人据师父说曾经是南市一带最红的艺人，可后来因为抽大烟给抽死了……就是那一个个无眠之夜，我在黑暗中试图阻挡这一切对于我的围困，因为它们让我变得脆弱。

我曾经试着走出这座城市，我非常喜欢一些外省的小城市的感觉，因为那里有我一直向往的宁静和自然，我喜欢那样明亮的阳光和空旷的街道，比如你可以坐在明亮的街心公园读读书，看看报，听听邻坐的两位老人的谈天，这样的生活才有些法国的气质。在我的意念中，法国生活应该是种悠闲，懒散的情绪，而不应该是巴黎这般的繁忙拥挤。可当我到达一些有朋友的地方后，我却发现他们都变了，过去的友好被彼此的猜忌所替代，往昔的意气被如今的隔阂所阻断。我不忍看到这些，所以我也就决定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而不去见他们，为了避免相见却无语的尴尬。原本以为出国后心情会豁然开朗，可我发现自己被这座城市困住了，我就像一头困守在荒原的野兽，郁闷而焦急地等候着一个关于绿洲的无稽传说。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都那么忧郁吗？那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想法，而思考的最终结果就是让我们自己变得不再快乐；可法国人不太一样，他们单纯，所以即便是理想也都是直来直去的，所以他们比我们容易执着起来，也容易生活得快乐。一个静谧的夜，朋友小侯打过电话来，他阐述了他的观点。

或许真的对，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可这也不妨碍我们继续有我们的希望。我在安慰他，或许也是在安慰我自己。

我隔壁的家伙是和我同一个语言学校的上海小子，我用了三个月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马明，人挺客气，可我怎么看他都不顺眼，我倒不是讨厌南方人，可我就是看不惯那些娘娘腔的男人，所以我们很少说话。他也像是个又聋又哑的人，可以一整天呆在家里没有一丝动静。有一天我好奇地打开他的房门，看见这个家伙噌地从床上坐起来。

“你怎么成天就这么干躺着？”我问他。

“我是不是打搅你了？”他满脸惊慌。

“没事，我以为你小子死在屋里了。”我哼着歌叮叮当当地走在那窄小的木楼梯上，我就爱穿这双坚硬的牛皮皮鞋，有点动静就觉得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

我很少做饭，因为我总是觉得一个人花一个小时去做饭，然后用十分钟对着墙壁把它们吃完显得很傻。而马明更是奇怪，他每天只是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进锅里，然后煮煮就算是晚饭，而且他也从来不吃肉，可能是因为不会做。有一回我说，就你这手艺，恐怕民工都不吃。他也并不争辩什么，只是满脸潮红。看到这种红让我无缘无故地很烦躁。

没过多久这个家伙就经常偷偷摸摸地领了个女孩子来家里住，说来也怪，这个家伙就连做爱的喘息声都很凄婉（我无意偷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