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曾经有一个暑假在一家政协办的报纸实习，采访了不少“民主人士”，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印象中的那一个夏天，总是在艳阳高照下穿行于一条条弄堂。然后，折入某扇门牌，上一截狭窄的楼梯，敲开一扇紧闭的门，听门后的那个人讲述他的故事，膝头上摊开的《工作笔记》记满了细密的字迹。窗外总是有蝉声，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切开的西瓜。一个人的一生浓缩在一个下午的叙述中，好象是从高处俯瞰下来的地貌，脉络清晰，转折、分岔皆历历在目。

这些不同的故事里，在某一点上，都遭遇过一个共同的十字路口：一面是中国，另一面是他乡。这些被采访者中，有一大半曾是留洋学生。在当年，学成归国是比较自然的选择，并不必要在ＢＢＳ上长篇累牍地讨论。然而，有时在海外也会遇到些机会，放弃了似乎可惜，所以会想一想。到了解放前夕，江山换代之际，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阶级”定位，又免不了一番是去是留的考虑。显然，与我谈话的这些老先生，在当年都选择了中国。

在我们的谈话中，关于他们为什么选择中国，是一个不需要问的问题。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因为爱国。而关于当年的这一个选择，他们今天是如何看待，是否曾经有过后悔的时刻——这一个问题，我是非常地想问，却是不忍出口。其实，我认为我是大抵知道答案的——尤其当他们用自豪而宽慰的语气谈起近年来送出国去的小辈们。因为知道了答案，于是不忍心触动痛处。可见我实在不是做记者的材料——越是触到痛处，越能获得新闻价值，道理上虽然知道，却是下不去手。

被采访者常会拿给我看他们的照相簿，那些保存在黑白照片中的青年时代，那些留在了海外的亲朋好友寄来的近影。在狭窄闷热的客厅里，看照片中的华屋广厦，绿地花园——他们曾经可以拥有的，然而因为一个选择而擦肩而过了的生活方式。

八十年代，人们刚刚从贫穷和政治斗争的折腾中喘过一口气，想想后怕，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人们争先恐后地离开中国。因此我的采访是格外的没有意义。这些以“爱国”为主题的报道在出国热的大趋势之下显得虚伪并且微不足道。

后来，来到美国。第一次以家属身份参加交通大学同学会的春节活动，便注意到一个老先生。老先生已经很老了，颤微微拄一根拐杖。会议主持特意介绍，说他是同学会里年龄最大的会员，大家拍手。老先生从前是一个大公司里的工程师，退休有好些年了。现在一个人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小镇上，特地到芝加哥来参加活动，感受春节的气氛。他在许多年轻的面孔中间，有一点落寞地微笑。

他是我当年的采访不能涉及的另一半故事，十字路口的另一个方向。

从那之后，在回不回中国的问题上，便不敢简单地说“否”。再回想起当年的被采访者，虽然没有华屋广厦，却是有荣誉和尊重，有我这样的记者来采访了人生事迹登到报纸上，可以算是雁过留声。到了春节的时候，也应该会有一些后辈、门生来拜望，听他讲讲老上海的故事，把小小的客厅弄得热气腾腾吧。

原来真是这样——世上的事总是难得两全之策，去留之间的得失又岂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

有人采访杨绛先生，问当年她和钱先生为什么决定回国。她说，真想不到现在这也居然成了一个问题。又说，回来的原因也简单，因为中国的文字和文化是我们吃奶的时候一起吃到肚子里去的。这话说得实在。

曾几何时，回国对中国人来说，成为了一个问题。我想，责任并不应该统统归在个人身上。因为原本，回国和回家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最简单最本能的一种愿望。但凡环境有一点点改善，这种愿望便会苏醒。近来如火如荼的海归讨论便是例子。只是身为中国人，又生在某个时间段，这种“归去”的愿望与另一种“良禽择木而栖”的生存本能产生冲突，使得这决定尤其得难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