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5年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就分配进了宝钢自动化部工作，当年我才二十一岁。八九年被单位送去读定向培养硕士生，九二年学完回原单位工作，九三年参加宝钢三期工程电炉连铸项目，九五年辞职到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工作，直到九八年底我决定到加拿大MCGILL大学留学的时侯，已经过了出国的黄金时代。大多数人到了这个年龄，已经生活稳定，家庭事业小成，所以出国是一种风险。本人当时是属于冒险家一类的人物，对现状总是不满，对自己也总是不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认识到国内的大环境不是很适合我这样个性的人发展。所以当初出国的念头很单纯，出国只是为了改写自己。

九七年年底，我和两位中科院的老师自费去了位于硅谷红木城的美国史丹佛国际研究院参观访问，顺便访问了著名的史丹佛大学，回国后我决定要出国。所以九八年年初我就开始准备考TOEFL，九八年夏天，MCGILL大学政治系教授NOUMOFF博士应中国国家专家局邀请到北京上海无锡等地访问，我受朋友委托，在上海无锡两地充当了NOUMOFF教授的导游和翻译，也许是命运的安排，NOUMOFF教授对我的印象很好，特别是在对很多中国的现实问题，如体制、改革、农村问题等有很多共同的看法。所以当我和他讨论出国读书的议题时他就建议我读他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中国的科学技术政策和技术转让的实现。尽管我的背景是计算机，我觉得NOUMOFF教授的建议很有吸引力，我原意是学好后能回到中国为国服务，做一名海归。NOUMOFF教授是加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回到加拿大后，我很快在十月份就收到了MCGILL大学东亚系的录取通知。

九九年一月初，我乘坐加航经东京、多伦多到达了美丽的魁北克名城蒙特利尔，从而开始了我长达四年半的留学生涯。零零年我已基本完成了硕士论文，写了一封信给唯一在北京有些关系的朋友，请她帮忙落实一下我回国工作的事。她也是一位老海归，是MCGILL 大学力学系的博士，我很快接到她的来信，我被告知目前政府正在裁员分流，像我这样在国外读了一两年书的海归硕士回去并不会被什么人看重，因为缺乏海外生活工作经验，所以我的一厢情原回国的热情被这封信淋了一头冷水，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幸运的是我的移民申请被批准了，我可以留在加国了。但我学的专业对找工作派不上用场，只能用国内计算机的学历和经验去找，接到了几个公司的面试，有一家美国小公司在蒙特利尔的分公司愿意招聘我为数据库管理员，可零一年一开始，高科技企业开始不景气了，我还没去上班那公司在蒙特利尔的部门就关闭了。我和大多数新移民一样选择了读法语，全日制读法语可得到每个月五百多加元的生活补助，在此期间，我还去中餐馆洗碗打工。那段生活回忆起来，是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滋味只有相同经历的新移民才能体会。

学法语是一种过渡，十个月后就拿不到政府补助了，所以我开始重新考虑上学读书，一是读我原专业计算机，可电脑产业那么不景气，我也不敢再去申请。二是继续读东亚专业，我咨询了一下，东亚系的博士毕业生只有三分之一能找到工作，又给我当头一棒。经过仔细研究我决定选择图书馆专业，一是职业稳定，二是我所学的计算机和东亚研究都能派上用场。所以我只递了一份MCGILL大学图书馆专业的申请就被录取了，原先准备申请读博士学位，结果面试时那位教授问了我两个问题，“你想在大学教书吗？你是百万富翁吗？”在得到我的否定回答后他建议我读硕士学位。

事实证明他的建议十分正确，经过两年苦读，一毕业我就找到了一份的工作，在一家领先的图书馆软件公司找到了职位，八个月的法语学习帮了大忙，国内的计算机学位和经历也帮了大忙，NOUMOFF博士又给了我很多指导和语言上的帮助，在这里留学的经历和MCGILL大学的图书馆信息研究硕士学位更是起了关键作用。

回想走过的历程，有过很多理想，但碰到的总是曲折，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当理想不能实现时，我选择了中庸之道，也就是变，就是运动，不停在一条道上等死，也就是西人说的POSITIVE地看问题。出国五年，我的冒险精神已大打折扣，和很多出国的人一样，选择了稳定，毕竟人的一生很短暂，经不起太多的折腾，海归对我来说风险系数太大，像我们这种没有什么关系背景的人回去是很难立足成大业的。到头来进退两难，为时就晚了。 要找一条正确的路。现实断了我的海归梦，POSITIVE是继续生活的诀窍。这要归功于加拿大优越的大学教育和平等的社会竞争制度。归功于她的文化，因为她鼓励人要积极进取，积极进取就是我提供给各位的诀窍，也是我自身平衡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