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时间到了一九九八年初，想想已在新加坡整两年了。看看镜中的自己，比刚来时老了许多。皮肤已不再光润，青春在钱包丰满起来时正快速地消逝。工作也从原来的新奇、平淡、到最后的厌烦。天天做着同样的工，听听机器的声音就知道哪出了问题。今天的日子与明天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工厂宿舍两点一线地跑。新加坡很繁华，但似乎都与我无关，我的生活间单又平凡。

我们至少都是中国的本科毕业，无论从动手能力、知识的深度广度上都不会比新加坡的工程师来得差，但我们的技术与知识得不到工厂的承认。尽管每天都在付出比我们得到的多得多的东西，可两年过去了，我们仍是机修工。事业上没有前途，生活无色彩，在无聊空蒙中看不到希望。

虽然时时安慰自己：“我们是外国人，不跟本地人比”，他们也完全可以气壮地说（实际上许多人，包括我们的老板和人事部的人也就是这样说的）：“就是这样的待遇，不满意可以回去啊！ ”，但是每次想到干同样的话，他们的加班薪水是１．５到２倍，也就是每天S＄１５０S至＄２５０，而我们的加班薪水是固定的S＄５０，月底他们拿到的钱是我们的一倍，心中总愤愤不平。

刚来时我们不敢也无暇去跟其他人比，个个都在为站稳脚跟而奋斗。现两年过去了，脚跟早已站稳，自然要开始横向比，争取平等。这也许是人类的本性吧，否则为什么为自由为平等的呼声历经千年还不绝呢。但是争取平等也需要条件与实力的，我们这些离乡背井远离祖国的人如同是远嫁的女儿，娘家不强，谁会把我们的话当做一回事呢。所以尽管微言甚多，但是职位与待遇没有一点变化。

颇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是，我们中有一人，他的一学弟，也是中国时的一同事，在他来新加坡后不久去了日本上学，上了半年语言学校后这学弟从日本申请来我们这不是日资的公司做了（Failure Analysis） 失效分析工程师，一年后升为高级工程师，而我们一起来的这不幸的同伴，仍还只是一个整天要拿着板手跑来跑去的技工，且今后看不到升职的希望。常听到他自叹：“我来新加坡真来错了，他的工我去做才真合适，我在国内有八年的失效分析经验，我出国时他还在我手下学呢，他的能力我还不知道，就是去了趟日本……”。好象他说的都是真的，我就看到过有一次他的学弟在向他请教一个专业问题。

看来哈日族也不一定是年轻人，有些人更是根深蒂固。

有次在维修一台本地产的机器，那线路就象蜘蛛网一样的错综，机械结构也是莫名其妙的复杂，我忍不住对一新加坡工程师说：“我们有时不能不佩服美国机器的质量。你看，同样作用的机器，美国的就非常地简单，既好维修又不易出问题；本地设计的机器既笨重又复杂，常出问题又不易维修”。这位工程师马上反驳说：“这就是我们新加坡设计的特点，复杂些，水平也在这里，我们就是这样的”。好象此君还很自豪，我哑然。

如果我是老板，就凭他这句话，我马上开除他。他更本就不配做一个工程师，连最起码应尊循的设计规则都不懂，更谈什么维护改良机器？但是他还是做他的工程师，我还是做我的技工。

另一次，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我随手画了一个机构的剖面图，准确而清晰，引得一个工程师攒攒惊奇，我不知道对他的惊奇我应感到高兴呢还应感到悲哀，他也许是真不知道我在国内设计了八年的机器，这么一剖面图更本就不值得一提。

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例子还很多，回头想想，中国其实真的是不差，只要政策好，潜力不可限量。看看新加坡这些人吧，真的不会比我们好到哪里去，许多人比我们更烂，但为什么他们的经济会这么发达，我们这些回头看看觉得自己也不烂的人要这样离乡背井地来打工？唯一一点可解释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政策好，政策好之下就是笨人也会出产值，相对地过上好日子。但是政策是可快速地改变的，试看十几年后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在一些对比与推想中，我们渐渐地拣回了些自信。

说到这点，我们不能不承认李光耀不愧是个有前瞻性的不凡领袖，就是在邓小平来新加坡访问那中国还极其落后的年代，他也曾对邓小平说新加坡只是中国逃亡来的渔民的后代，而中国有那么多的文人学士，发展起来前途不可估量。当然李光耀讲的很大部份只是客气与自谦，但他在中国还那样贫穷落后而新加坡经济正辉煌时，没有象有些新加坡人，比如我的老板一样昏了头脑，真不愧为一个杰出的人。

两年合约到期时，我们十八人之中就有六人没有续签合约，一人移民去了阿澳洲，五人回国了，回国的五人中包括了那位失效分析工程师。

我与其他十二人留了下来，再续签了两年的合约。新合约中我们一切待遇条件不变，只是公司可以给我们申请PR。当时我也看不到在中国有明显的适合我的机会，所以准备再赚两年钱看看。

既然要留下来，就不能让这时间再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新加坡也更不相信眼泪，于其抱怨，还不如接受现实去适应去改变。我不能让我这粒漫漫人海中的沙尘，挣扎都不挣扎一下就让时间与社会这两个巨轮碾下去。我决定去读个本地文凭，尽管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大学生素质是不错的，不会比新加坡的大学生差，但讲它千遍又有何用呢，不承认的还是不承认。于是到本地两所大学找相关的专业，最后决定报读NUS的一个Part Time 硕士课程。

申请、录取、注册一帆风顺，七月中的一个傍晚，在离开大学十二年后，在异国，我再次跨进了大学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