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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李彤的分手“仪式”是在临近毕业的那个暑假上演的，这之前我们同在一所大学恋爱了3年。从大二开始李彤就一直吃我的用我的，因为她家在淮北的一个山村，而我那时有个做局长的父亲，经济条件在同班同学中是不错的。
现在想来李彤对我的爱并不是后来有些知情者说的那么势利，一个人的爱只有被爱的一方才能真正体味清楚。可以说我和李彤的爱情同这个时代大多数的学院爱情一样，毕业前是闭着眼睛恋爱的，临近毕业时睁开眼睛，才发现有那么多的不现实。
在毕业歌唱起，大家为找工作人心浮动的最后日子里，李彤把我约到大学附近的一家酒馆，说要同我大醉一场，她说她决定结束这段曾经美好的爱情。她要嫁给一个英籍华人。李彤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没有故作姿态的痛苦，但她的眼泪却不断在流。我也没有像一般男人那样冲弱小的女人发怒的习惯，静静地听她说完之后，淡淡地问：“是为了钱吗？你需要多少钱？”李彤说：“为了出国。”
这是一个现今时代的大学生们有关浪漫与现实最多的一个版本。我无话可说，因为我就算有钱，也不具备用钱帮助李彤圆她的出国梦的实力，我只有责怪自己无力无能。
李彤如愿走了，海的另一边有她向往的东西。我则分在了武汉的一家教育机关，开始为拥有一个和父亲一样的头衔而奋斗。一年之后，我并没有混出个头脸来，相反却因为机关的压抑而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我向父亲提出要离开这个地方，恰好这时在台湾的叔叔回来探亲，他说他可以帮忙把我弄到德国去，一边赚钱一边等着拿绿卡。
1995年4月，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汉堡，住在台湾叔叔的一个亲戚家里，很快我在他们的“指点”下不得不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了异国他乡的打工生活。
德国的就业形势一直不太乐观，我带去的钱很快用完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能过着啃干面包的生活。好在几个月之后我有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家里的汇款也终于姗姗来迟。慢慢地我对汉堡越来越熟悉，半年之后我又跳了槽，一切看来很不错。
但我必须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孤独。除了叔叔的亲戚，我在德国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人晾在这样一个没有感情交流的国度里，不仅仅是孤独，简直有点恐慌。每当下班回到自己租的房子里，我就会想起生我养我的那个国度里的亲人、朋友、同学。这听起来有点像报章上赞扬的那种爱国情感，但对我来说，那种感情无比真实。
1996年底，我从德国经香港飞回家里探亲，中途在广州的同学那里逗留。与德国近乎凄凉的境况相比，并不富裕的同学的热情相待让我胸中平添一股暖流。谈起德国的生活，我一方面为生活的相对富裕而自豪，一方面为情感的荒芜而哀叹，这时我流露出想在中国找个女朋友的想法。同学立马张罗，于是就有了罗薇的出现。
罗薇模样姣好，在广州一家公司做业务经理，有着在谈判桌上周旋的那种精明。我对罗薇的感觉谈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只不过经历了德国的那段荒芜岁月之后我特别渴望感情上的慰籍。不到一个星期，我就与她同居了。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女人的滋味。
春节过后，我重返德国打工。罗薇与我难舍难分，离别前我与罗薇击掌相约，一年至少回来一次与她相聚。
回到德国，我又重新开始了那种努力工作与努力战胜孤独的异域生活。好在工作很顺手，不久我有了自己的小车和手提电脑当然这在欧美国家并不难 ，存折上的数目也在缓慢增加。这期间我认识了与我同时租住在一座楼里的东德青年博斯曼。
一次我向博斯曼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博斯曼说：“波尔,我的德文名，你太古板了，你爱的是你的中国女友，但你可以和别的女人做爱。”
我坚决不同意博斯曼的观点。在忍受了近半年之后，我回到中国与罗薇相会了。罗薇为我在德国能够取得进步而高兴，她表现出与她雷厉风行性格不同的另一面——无比柔情，并主动提出要马上结婚。我措手不及，说容我考虑一阵子再说。罗薇不再坚持，只希望我多留一些日子与她在一起。
等我离开广州回到老家处理一些事情之后返回时，罗薇告诉我她怀孕了，她去医院做过检查。看着医院检查证明，我顿时傻了眼。
在罗薇的催促下，我推迟了返回德国的时间与罗薇火速去领了结婚证。没有请客，没有任何仪式，罗薇继续上她的班，说是不想影响工作。我倒成了一个入住罗薇住处的“新娘子”，整日呆在罗薇租来的房子里。
大约1个月之后，罗薇“有喜”的肚子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一点怀孕的迹象都没有，反倒是每月一次的例假照常来了。我携妻子再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有怀。”我责问罗薇为什么骗我，罗薇恼了：“我怎么知道？上次检查是这样。”
妻子没有怀孕，我重返德国打工。1999年，由于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德国失业率上升，就业形势恶化，我失掉了一直在做的工作，此后一直跳来跳去，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博斯曼这位很会玩的朋友，我明显入不敷出。
这期间我不好意思回国，一边期望经济形势好起来可以东山再起。然而一切很糟糕，以致后来我连一份低薪的工作也难找到了，终于我对在德国生存失去了信心，于2000年9月回到了妻子罗薇身边，身上只带着可怜的不到两万马克。
我决定利用在德国的关系用剩下的钱投资注册一个旅游公司，专门负责中国人赴德国旅游及德国人赴中国旅游的业务。妻子罗薇对我灰头土脸的归来自然不高兴，久之怨言难免挂在嘴边。我心中有愧，对妻子的心情也很理解，所以默默工作，期望能以中国为基地同样做出一番成就来。
但旅游尤其是出国旅游并不是像我这类单人公司所能做起来的，在信誉及保证金方面，我与大公司竞争毫无优势。经过近半年的折腾，我一无所获。
2000年底，同学建议我利用自身优势去做赴德国留学服务工作。吸取上次独立开公司难有起色的教训，我开始了与一些赴国外留学服务公司的谈判，准备与他们合作共同开展赴德留学服务业务。
在不紧不慢的谈判过程中，妻子罗薇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对我数落，我看你也不是开公司的料，倒不如去找份正式工作是正经。我对妻子竟如此不理解、不支持我的事业忍无可忍，和她大吵了一顿。我对妻子说：“这一次，我一定会成功。”
我开始坐飞机往返这几大城市联系合作事宜，花销自然很大。就在这段时间，妻子罗薇向我下死命令：“再不能做出一点什么事来，我们就离婚。”我大声咆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罗薇满脸的不屑：“你以为有哪个女人真看得上你那白痴么？你不在德国，连个屁都不是。”我气愤至极，跟罗薇彻底痛快地大吵了一顿，末了，罗薇无限感慨地说了一句话：“嫁给你真是倒霉透了，只可惜了我当初为了嫁给你的良苦用心。”我明白了，当初的怀孕闹剧，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如今一下子豁然明白了。
2002年4月，罗薇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请求，我的公司梦也最终破灭。万念俱灰之下我同意结束我的婚姻生活，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我扛起简陋的一个行李，离开了罗薇的住处，投奔在广州的同学家里。
现在，我已在广州的一家德资公司里上班，可以略感欣慰的是那也算学有所用。但我想：哪一天，等德国经济形势好转，就业形势乐观了，我就该仍旧回到德国，打我的那份洋工。
在这个崇尚物欲的年代，我只能企望多赚点钱，才有资格去谈论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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