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理工大学位于新加坡市西南，距离市中心25公里。虽然它是亚太十大理工大学之一，在全球高校中的排名也在前50位之列，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但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并不多。不过，对许多中国市长级官员来说，这是一个熟悉的地方，因为他们许多人的简历上就写着“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记者刚到新加坡不久，就听说南洋理工大学有一个闻名遐迩的“中国市长班”。那么，中国有多少市长曾在这里学习过？市长们在这里学什么？他们在学习生活上是否有“特殊待遇”？为了探究“中国市长班”的“庐山真面目”，日前，记者走进了南洋理工大学。

　　“中国市长班”为何落户新加坡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教育参赞王永利介绍，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急需一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具有科学管理理念的中高层领导人才，先后向美英等发达国家派出学员“取经”。

　　后来，中国政府为何又选择了新加坡？新加坡媒体和教育专家认为，新加坡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筛选西方的市场观念，成功地将西方理念融合于东方价值观的社会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加坡的管理经验更适合中国。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说：“新加坡在制度上不同于欧美国家，在政治生态上更接近中国。”

　　另外，新加坡大学的多数老师是华裔，可以用汉语教学，他们在授课上也能注重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可以与中国官员进行“零距离”沟通，增强中国官员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这也是中国决定让官员来新加坡学习的因素之一。

　　为了让中国学员学到“真东西”，新加坡政府甚至派退休部长、世界银行经济师等“重量级”人物当教师。

　　多少中国市长来此学习

　　早在1992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为中国政府培训过领导干部。从1997年开始，中国市长协会与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合作，组织中国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专门开设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

　　2001年，中新两国政府签署《关于中国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交流的协议》。根据协议，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由于学员大多数是市长或与市长同级别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因此当地人开始把这个班称作“中国市长班”。2005年初，南大又推出了面向中国官员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

　　记者从南洋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项目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项目办公室了解到，根据中新两国的协议，“中国市长班”的学生来源分为三类：中组部选送的学员，每年约10人，新方承担他们100%的学费和90%的生活费，其余10%生活费由学员自理；教育部选送的学员，每年约8人，所有费用均由新方承担；国内各省市选送的学员，费用均由自己负担。

　　那么，南洋理工大学的这个“中国市长班”到底有多少市长曾在此学习呢？校方称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曾表示，自1998年该校开办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课程以来，共有300多位学员已经顺利地完成课程，被授予南洋理工大学的硕士学位。另据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教育处统计，今年的学生人数共103人，其中公共管理硕士班人数55人，管理经济学硕士班48人。学员来自河北、吉林、四川、重庆、辽宁、山东、江苏等省市。近年来，一些中西部省份增派学员的趋势日益明显。

　　学员不愿提“市长班”

　　在采访“中国市长班”学员时，记者发现，多数学员不愿意提“中国市长班”这样的称呼。有些学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非常低调，要求记者别透露他们的姓名，还有些学员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的确，据记者了解，国内有一些人对他们的出国学习生活不了解，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出国“公费旅游”。其实，他们的压力相当大。一位毕业归国的学员曾颇有感触地对记者说：“远渡重洋学习，并非别人想像的那样去游山玩水。每天的生活都非常紧张!上午和下午都安排有现场考察及专题讲座，最多时一天要跑4个地点学习。”

　　虽然名称是“市长班”，但这批特殊的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并没有受到特别的照顾。吃的方面，学员一直在学校食堂统一就餐。住的方面，前两年，学员们都是两个人一间房间。新加坡气候炎热，但房间里却没有空调。学员们晚上经常睡不着觉。这两年来，随着学校条件的改善，中国学员的住宿条件也得到改善，但仍是三四个人合住一个套房，房间里前不久才装了空调。

　　教授替中国学员“叫苦”

　　对这些中国学员来说，吃和住不适应都不重要，压力最大的是学习。南洋理工大学给中国学员安排的是多种管理学科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课程，包括5门必修科目和19门选修科目。这些内容是该校全日制两年的课程，但中国学员被要求在一年内修完至少12门课程。除了日常理论学习和考试外，中国学员还参加各项考察和访问活动，对象通常是新加坡的企业和政府部门。活动结束后，中国学员还要对此进行讨论。在学业结束以前，学员还必须完成一篇硕士学位毕业论文。校方建议学员尽量对新加坡和中国在经济管理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应用所学的经济理论对某一个经济政策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并且根据分析结果做出政策建议。

　　如此紧张的安排压得学员们真有点“喘不过气”。他们终日奔波于教室、图书馆、宿舍之间，每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都在15个小时以上。一位校方人员表示，除了参加校方组织的活动外，今年来的很多学员至今从未离开过校园。一位授课教授对本报记者说：“这些学生太辛苦了，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有一些中国学员是文科背景，年龄又稍大，在学习微观经济学等理科课程时很吃力。但学校要求他们和其他学生一样，每门课程都必须通过考试，没有丝毫“通融”。学员考试不及格，必须补考或延迟毕业。据介绍，几年里，中国学员里也有个别人实在顶不住了，只好提前回国。

　　中国学员重视“活经验”

　　尽管压力很大，但中国学员们都非常珍惜此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们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特别关注新加坡政府管理城市的“活经验”。学员们表示，理论知识他们以前也了解一些，但在这里能够接触到许多“活经验”，思考问题的着眼点也不同了。

　　不久前，学校组织中国学员参观新加坡反贪局。新加坡反贪局首席调查官介绍说，新加坡反贪局长直接向总理负责，别人不得对案件插手。一位中国学员立即当场发问：“万一总理腐败，怎么办？”首席调查官称：“向总统直接反映。”新加坡这种迅速果断的工作方式和体制保障独立这两点对中国学员启发很大，中国学员大胆的提问也给新加坡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看到了一本“市长班”的专著，名为《南洋感录》，收录了2003―2004届学员的27篇文章。记者仔细阅读后，发现其中多数文章提出中新两国差异性的独立见解。一篇考察新加坡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文章介绍，新加坡城市规划的运作过程非常复杂，要经过上至总理、下到老百姓等数道关才能审定通过。但规划一旦公布，原则上五年修订一次，不得随意变更。这一过程看似复杂，却是规划工作有效实施的保证。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城市规划无章可循，到处可见挖挖填填的“拉链”工程，不仅严重影响了市容形象，也影响了工作效率。

　　对于开设“中国市长班”，新加坡方面态度很积极，并希望形成“双赢”局面，借以促进双方政府、官员和民众等各层面的交流。新加坡当地媒体更直接指出，设立“中国市长班”，为新加坡企业赶搭中国经济“顺风车”、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交流的平台，创造了合作的契机。中国学员毕业后，也通过学习时建立的联系为所在地招商引资，加强中国和新加坡的合作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