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饶 毅(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

　　有许多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很重视大学在社会上的“名气”，且常常很在意排名，甚至会为母校排名第几激动不已。有人喜欢一辈子以自己上过的大学来定位自己和他人，而许多家长也以子女所上的大学作为衡量标准之一。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比较普遍，在海外的华裔中也不少见。

  　人的成长固然与其所受教育的场所有关，但教育场所并不能决定其一生。这本是浅显的道理，但在华裔社会里好像不以为然，以至于周光召先生觉得，有些中国学生和家长，为追求读中国或美国的名牌大学追求得太辛苦了，建议我以自己的求学经历为例，写点文字和这样的学生及家长聊聊。

哈佛校园里的哈佛雕像

　　学历和封面

　　首先得说明的是，我不认为自己成功了(并且也不觉得成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任何人将自己作为成功的典范来谈，本身就是愚蠢的表现。不过，由于我读过的多所中美学校，它们的外观差异比较大，要聊这方面，倒不完全是外行。

　　对于有些学校或有些人，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过的学校在教学方面实质上和其他学校并没有大的差别，差别就是学校的名字和外界对学校的一般看法。这样，如果学生没有自己的发展，毕业后总想靠所读学校的名誉过日子，和书有一个封面好像差别不大(教学深广度有较大差别的除外)。

　　我从1978年到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读大学，然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过两年研究生(没有毕业)，1985年到美国就读于旧金山的加州大学(UCSF)，博士后期间在哈佛大学，1994年以后一直任教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简言之，在中国，我没有上过最有名的学校，而在美国，却去的是一流的学校。因为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学校的人，我可以经常验证这样的常识：每个人的能力不能以其曾经就读的学校来判断。

　　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大陆留美人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做出重要而有创造性研究的王晓东，在内地念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在美国是得州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在一般的观念里，他上的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学校，但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四川大学电子系毕业的王有勤到美国读电子学研究生后，不久转学到霍普金斯大学读听觉电生理研究生，博士后在UCSF，以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他领导的实验室成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听觉皮层实验室。他有能力和兴趣从电子转向神经生物，是出于他自己对科学的兴趣和判断，和他在中国大学的训练没有关系。生物化学家傅新元的研究能力，我想既和他的南京师范学院大学教育无关，也和耶鲁大学没有太大关系。

　　我的朋友里自然也有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骆利群，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毕业生。他近年来在斯坦福的研究工作很杰出。因为家庭关系，我听他父母讲过一些他小时候的事，觉得他的专业成就是由他自己的能力决定的。

　　北大、清华当然有好的毕业生，在生命科学里，现在科罗拉多大学的韩珉、耶鲁大学的邓兴旺、普林斯顿大学的施一公分别在发育生物学、植物生物学、结构生物学方面有很出色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北大、清华的大学训练造就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起到了作用。

　　二十多年前，北大生物系对科学有深刻理解的老师就很少(在中国生命科学里研究杰出的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科院)，也难以要求他们对韩珉、邓兴旺这样的学生给予特殊教育。据我所知，北大有些毕业生在离开母校多年，可以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母校时，也觉得学校没有真正给学生极大地不同于中国其他学校的教育。当然这也和专业、时间有关系。对于有些专业的学生，有时候确实只有在北大、清华才能碰到杰出的教授。不过就我所知道的生命科学领域，这样的情况即便不是没有，恐怕也很少。

　　就是在美国，哈佛也不都是好学生。在我直接接触的来自多个学校的学生中，第二笨的学生和最懒散的学生都是我在哈佛见到的学生。当然我直接接触的学生人数有限，不具有统计规律。

　　在中国和华裔社会里，常常有人很关心某人毕业的学校，甚至因为学校而影响到人的关系。在美国，特别是在学术精英群体里，对个人在专长上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其就读过的学校的关注。美国特别好的学校，对中国各个学校的了解，如果没有中国人在旁边提醒，常常搞不清楚。就是听说了，也难有感性认识。这就好比中国学校不知道印度学校好坏一样，没有印度人解释，中国人自己不会有强烈印象。

　　在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录取委员会上，大家都重视学生的具体表现。我们录取的美国学生，有名牌大学的，也有名字都难以记清楚的学校。几年前，我们曾拒绝过一位中国名牌大学的申请者，虽然她所有的分数都很高，却说不出为什么对研究感兴趣。在美国和加拿大学生里，也有这样的情况。当然反过来，美、加学生中也有人在我们学校录取后，却拒绝我们而去名气差很多的学校。但是他是奔某个非常出色的教授和他的研究领域而去的，我们也觉得这样的学生作出了合理的决定。

　　有些华裔家长拼命要求子女进某些特定大学，以便其后能进好的医学院或研究生院，在我看来也是过度操心。这些医学院和研究生院并不是按照一般华裔家长的标准来招生的。华裔家长压学生上某个或某种大学的做法，实际上既不利于学生的自然成长，也不一定有利于达到家长以为的好的目标。我在哈佛碰到过华裔大学生，有些对家长怨声载道，上大学以后有逆反行为，家长自以为是的好心反而成为他们发展的阻碍。

　　大学教育不难超越

　　将人的专业能力和大学的名气脱钩的原因有多个。大学教育比较基础，除了特殊情况，常常不能直接影响学生的关键发展。大学里以教书为主，对科学没有深刻体会的人，其教书的效果不难被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学生靠自学超过，因为能把课程教得很不一般的大学老师很少。在中国少是因为没有很多大学老师具有真正深刻的学术认识，在美国少是因为研究做得好的人很不重视教学。

　　在中国大学里，只有极少数老师是真有水平的，如果他们对学生有个人辅导，有可能造成和其他学校的重要差别。不过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本身就很少，有些有名的老师名不副实，有这样的人辅导还不如没有，有些老师名副其实，但是没有时间和兴趣对学生个别辅导。所以，大学期间如果学生自己有能力，再加上努力，是不难超越学校教育的深度和广度的。在二十年前，许多大学老师都不读研究文献，如果学生自己能读，且读出门道来，就很容易在理论方面超过老师。

　　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大学教育不如研究生教育重要。研究生是直接引入研究前沿，个体化教育对人的影响比大学的大班教育要大得多，而且留下的记录在学术界可以有意义。所以研究能力和研究生教育的关联要远大于和大学教育的关联。过分在乎自己的学校是不成熟的表现。学生要先想自己喜欢什么，再决定什么学校适合自己。

　　虽然我不觉得中国学生一定要上哪几所大学，但我还是要说，中国学生在选择研究生教育时，要十分慎重选择研究机构和老师。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于同一个学生来说，去有些学校和老师那里读研究生，几乎等同于学术自杀。以我近十年介入中国科研的经历，和参与中国高校教授评审时的观察，总体而言，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最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需要注意的是，这也是总体而言。有些专业最好的并不在上海，比如结构生物学，最好的就在北京的生物物理研究所。对于有些专业，或者有个别的老师，在高校能给予比科学院更好的研究生教育。

　　我觉得目前更普遍的情况是：许多老师没有使学生的潜力发挥出来，耽误了他们的培养。不久前我对研究生教育写过一篇文章。我要是直接写出哪些学校多数研究生导师应该下岗，不仅可能得罪太多的人，且如果统称某个学校，总会冤枉一些老师(模仿一个笑话：如果要高校的研究生老师排成一队，隔一个要下岗一个的话，一定有漏网的，如果要都下岗，一定有冤枉的)。

　　所以，大学生在报考研究生以前，多问真正懂行且有公心的老师和同学，来帮助自己避开不称职的老师。对于今后要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来说，研究生阶段自然很重要。选择不当，影响很大。不能因为大学普遍鼓励大学生上本校的研究生，就被某些便利所诱惑。

　　最近中国有个机构向大学老师发问卷，评估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教育水平。虽然上海生命科学院总体被评为第一，但其学术声誉却被评为第四，在北大、清华、复旦之后。学生把这一结果转来给我看，我想，这反映的不是上海生科院的教育水平，而是中国多数大学教授的水平：要么是不知道什么是学术声誉，而引用大街上路人的标准；要么是不知道上海生命科学院在国际上发表了多少和什么样的论文；要么是虽然知道了，却不能客观评价。

　　为何放弃哈佛

　　主要意思写完后，好像得解释一下题目。我两次放弃过哈佛大学，但是都不是什么英勇举动。对我的专业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哈佛，而是UCSF。不过到中文环境，常有人提起我去过哈佛做博士后，而不提我是UCSF的研究生。其实我是拒绝哈佛才去UCSF做研究生的。对我来说，特别是二十年前，我喜欢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结合，哈佛能给的研究生训练不如UCSF，所以我选了专业上更好的学校，而没有依照社会流行的想当然的错觉。博士后我去哈佛，是因为我想去特定教授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博士后结束后，我放弃哈佛医学院眼科系的教职而到华盛顿大学。这个决定，不仅在专业发展上对我有利(我更合适在基础研究科系而不一定在临床科系)，还包括这样的原因：对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而言，最合适的环境也不相同。

　　哈佛大学对于助理教授有特殊的压力。在那里升终身教授，理论上的标准特别高：“全美这个领域第一”(哈佛人实际上靠掌握“领域”的大小来变通提升的难易，哈佛终身教授有许多不是某个领域公认第一；要不然，哈佛的终身教授岂不个个都得诺贝尔奖？)。在那里做助理教授，把握不好很容易急功近利地赶快到好杂志上发论文，而不能潜心研究。且因为哈佛升终身教授人数有限，造成年轻教授之间容易“别苗头”，不合作，甚至出现人际关系紧张的情况(我曾经见过两年轻人一开始就在后面互相嫉妒和攻击)。这在一般的美国学校很少见。

　　所以对于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一定选在哈佛做助理教授，且哈佛并不是在所有专业全美第一，虽然华裔对哈佛的特殊喜好是不争的事实。结果是，虽然对于华裔来说，放弃哈佛的不多，但是在我的非华裔同事和朋友中，就有好几个放弃哈佛的。因此在我看来，放弃哈佛既谈不上勇敢，也不新鲜。

　　就我自己的大学教育来说，虽然当时很不愿意，从长远来看，上江西医学院对我不一定不好。我不用特别看重学校的考试分数，也不太在乎学校时兴什么，自己有了许多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要是学校或老师有能力造就一个时兴的东西，年轻时我也不能保证自己有能力抵抗周围的环境，这样也许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像我这样笨的人，如果在其他学校有太大的竞争压力或者乱赶时髦的话，说不定被挫伤热情或者误入歧途。这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像我这样到没有名气的学校(也许这只是重复塞翁失马的精神安慰)。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既然看人不可过分看上过的学校，自然也包括反对专门歧视名校出身的事情。以毕业学校来断定人的能力，或者矫枉过正，专门讨厌好学校的学生，这两个倾向，都是对学校名称盲目崇拜的后遗症。

　　作者附记

　　这是我近年来除专业文章外感到比较难写的一篇文章，不仅因为有命题作文的由头，而且我也知道，无论是出于社会已形成的思维惯性，还是出于对社会现象的不同解读，许多人会有和本文相左的意见。为了给后来的学子及其家长在选择成长道路时提供一个更广的视野和参照，我还是在电脑上敲出了这篇文章，且干脆拟了一个足以耸人听闻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