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阿东的那一天是2000年的春节前夕。在去往广州的列车上。

那时候我在上海工作，春节前几天才决定回深圳去过年，然而到深圳的飞机票都订满了。于是决定试一试票务中介。

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辗转介绍的金先生，想买到广州的卧铺票，金先生满口答应，不过说明因为是春运其间，需要额外收取30人民币的手续费，我在电话上说，没有问题。

下午金先生就差了他的马仔来办公室送票。一看，居然还是卧铺的下铺，据说下铺是最好的位子，但是我根据以前坐火车的经验，中铺最好，因为下铺的乘客要忍受中上铺的旅客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我不喜欢；而上铺又太高，我怕爬上去有困难。

年二十九，我出门回家了。

然而那天下雨，出门一个小时都找不到出租车，我看了看表，慌忙拖着行李爬上一辆已经挤得满登登的公交车（在上海生活过的朋友自然应该知道上下班高峰期的公交车是如何的挤法），正如一个仓皇走在回家路上的外地民工，在赶着上班轻装前进的众人的侧目中坐五站路，到东方路转地铁到上海火车站。

在地铁一号线转二号线的人民广场站，我奋力挤过上班的人潮，带着我的一大一小两个箱子，借助警察叔叔从背后援助的推力，终于进入地铁一号线开往火车站方向的列车。

上到地面一看，满广场的人。我几乎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只在人群中机械地奋力向前。因为，离开火车开出的时间只有不到十分钟了。

当我气喘嘘嘘地找到候车室时，里面已经空无一人。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尖利地空旷地叫道：赶车呀！赶车呀！

…列车员用双手拎起我的行李，身手矫健地一下跳上车，行李怦然倒地，他迅速地关上了车门。我还没有回过劲来，火车已经慢慢开动了。。。

于是他带着我，在仿佛没有尽头的卧铺车厢里找我的位置。他一边走，一边说，格小姑娘蛮结棍！。。。差一点点就要误点了！

车行十分钟后，终于找到了八号车厢的那个位置。

可是我的铺位上坐着两个人。一个老先生，带着个五六岁的真正的小姑娘。

寒暄之后，了解到祖孙二人要到广州，他们是中铺的票。我马上建议跟他们换位置，建议也马上被采纳了。皆大欢喜。

我这才放松下来。掏出背包里的水喝了几口，坐在卧铺车厢过道上的小凳子上喘气，对小姑娘微笑。

。。。。。。

当时具体的情景已经忘记了，大概就是跟老先生攀谈起来，原来老先生是一个在上海中科院工作了一辈子的广东人，趁着春节带着小孙女到广州去探亲。后来我们谈到了有关经济的问题，老先生思维非常活跃，而我也多少算是做这门生意的人。

后来，喘息定了，水也喝完，我就爬到中铺去，很快就睡着了。我常常为自己这种在旅途上能很快入睡的本事而自豪，那天估计这么一睡就睡了三四个钟头。

醒来，车上已经在叫卖午饭。

买了一个午餐盒饭，要了一瓶水，在火车有节奏的前行声中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慢慢坐吃。

上铺上爬下来一个人。我们打了个照面，彼此微笑了一下。等他站定，我迅速打量了他一下。他有着典型的广东人的身高和温和的样子。

。。。距离这个照面有三年多了，他终于鼓起勇气，在二OO三年八月十七日向我求婚，却不知道我早已嫁为人妇。。。。

后来的大半天我都在和老先生的谈话中渡过，我们谈经济、天蟾舞台的昆曲、福州路的可笑的‘科技兴国’的大牌子、等等。难得有喜欢昆曲的广东人，而我们居然碰到一起。

他很安静的坐在下铺看书，书名《营销策略》，出版社不详，我暗笑有人居然要看这样的垃圾书，我以为地摊本不产生文学，更谈不上什么管理或者其他更高深的学问。

我们后来也谈了几句，可是内容我已经全然忘却。记得他告诉我他的身份证节前不小心弄丢了，一时来不及补办，所以只好坐火车回家过年。不过他倒是给了我一张名片，是一个中山民营企业的华东地区销售主任。那时候我的工作范围是亚太地区，一个小小的华东地区算什么？况且又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

就这么平平安安地到达广州，我一下车就跳上了去深圳的快车，很顺利地回到家里。

回到上海，又开始繁忙的工作。

为了避开汉思，兑现我与他父亲冯教授的谈话，我向总部申请了到远东地区工作，离开英国，离开欧洲，到离德国很远的地方工作。可是汉思的电话没有一天断过，每天晚上十一点三十分，他的电话就会准时打到我的住处。他是不打手机的，他希望我那时候已经回到家里，他想象中，一个女孩子在床上半醒半睡之间接到情人的电话应该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当她放下电话沉沉睡去的时候他也许会因此出现在她的梦里。于是他的电话跟随着我，到东京、到洛衫矶、到曼谷、到新加坡、到香港、到科隆坡、到悉尼、到上海、到成都、到杭州、到深圳。每天雷打不动的准时电话，大约总要谈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把他一天的工作和小小的快乐悲哀告诉我，冯教授所希望的我们因为距离问题而逐渐疏远最后至于相忘于江湖的结果，没有发生。距离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汉思对我的思念，也进一步削弱了我当初的进退维谷的念头，我们也终于意识到，是到该结婚的时候了。

在上海工作的近两年，汉思来过三次上海，我也去过三次德国。到了德国，也没有什么，只是见个面，在机场见面的时候，我只是象所有现在已经被时代淘汰的那一代人所接受的那样，跟他友好地握一握手。后来他问我，难道你见到我的时候不高兴么？为什么只是握握手？您中了盎格鲁-撒克逊习气的毒！他们都是闭紧了嘴绷起了上唇的牡蛎！

然而为了维持专业人士的形象，我对家庭和很少几个朋友之外的人根本不谈及我的个人生活，所以那时候在上海没有几个人知道我已经有了未婚夫，我在办公室里是以一个无懈可击的空白的中性人物出现的，工作之外就是不为人知的空白，而我是几乎从来不出去应酬的，因为没有那个兴趣。对我来说，汉思的电话和手里的书就是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我是个有爱情有事业的女孩子，我很快乐。

然而过完春节回到上海的第三天，阿东就打了电话过来，说，出去吃饭啦。在广东，男女一起到外面饮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而我虽然不喜欢应酬的饭，可是私人的饭局几乎是来者不拒的。就这样，阿东和我开始不时地到外头吃饭，因为都是广东人，而上海绝大部分的所谓广东菜都是变种变调的其他菜系的混合体，所以我们也就乐此不疲地到处去，品尝各种不正宗但是味道实在不坏的广东菜。

阿东做的是东跑西跑的生意，所以他的包里总是有一张上海地图，他是坐公共汽车到处去的，所以他对上海的公共汽车和东南西北非常熟悉，坐了公共汽车到处跑的好处，是我跟着他跑了几次后才体会到的，此前我一直都是在出租汽车里从点到点，一点路都不辨认的。后来，周末到上海周边的游览区观光吃喝，就变成了我在上海主要的业余爱好了。后来爸爸妈妈来上海跟我住，我也照样带他们到处去。妈妈后来跟我说，很想念在上海的那大半年，天气那么好，而且可以跟你在一起，阿东真是个好孩子，忠厚老实，可惜你有了汉思，不然的话嫁给阿东，应该也很滋润的。

然而我跟汉思的婚事毕竟还是要考虑的。在上海呆了近两年之后，我们终于决定，我们最好还是尽早结婚为好，因为这样拖下去似乎也不成事，而汉思从和我家里人见过面之后，大家都对这个教养良好高大英俊的年青人极有好感。妈妈那时候的意见是，我应该马上跟汉思结婚，因为他每天晚上准时打来的电话常常吵醒了她，这样多情的男子，妈妈说，很难得了。而那时候汉思还一直没有告诉我他所代表的财产，我只是隐隐约约的从别人对他的态度猜到一点，还有就是他父亲跟我的谈话。但是他们都没有明说，我明确知道的东西是他的出身据说非常有来历，所以跟金发碧眼的德国女人结婚是理所当然的。他的职业，他告诉我他在斯图加特一家FH里教书，教的是经济类的课程，这也是我们刚开始交往时的主要话题。嫁给一个出身清白而且有来历并和父母有着相同职业的年龄相当的多情专一的德国人，在父母眼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那时我也不小了。以前忙工作忙学习忙办公室政治权力斗争，一直没有谈过恋爱，忽然，一个貌似真命天子的男人从天而降，实在是一件意外的好事。爸爸妈妈虽然看着我东颠西跑地为生活奋斗，从来没有催过我考虑自己的事情，可是现在，既然有这么个般配的不速之客，他们在这方面的焦虑就暴露无遗了。

你还是赶快结婚为好，爸爸说，象他那个条件，在上海街头振臂一呼，恐怕响应的女孩子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而且，虽然你聪明漂亮，可是总有比你更聪明更漂亮的，还是不要眼光太高才好！你叔叔的银行里，不是有一个女博士么？三十好几了，还没有嫁，恐怕也嫁不出去了，你看看，还是要抓紧啊，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

旁观的人仿佛都很汉思篡通好了，都在催。有一天晚上，跟老许一家出去吃饭，酒过三巡，老许老婆说，TMD怎么还不结婚？你不急我们这些看客都不耐烦了！

我还是无动于衷，直到在成都出差的那一天。其实那天也没有什么特别，吃了晚饭跟一个在香港认识的成都女孩子一起到春熙路去逛逛，因为平时住在新锦江，离春熙路比较远，所以只有跟着这个本地朋友我才去那里打头的龙抄手楼上见识了一次各种成都小吃。

到对面玩具摊上跟店主讨价还价买了一条绒布鲤鱼之后，我把那个大得奇怪的鱼抱在怀里，上天桥到街对面打的回酒店。在上桥的时候，天上飘起细细的雨丝，一对年青人拉着手飘飘然跟我擦肩而过。我忽然热泪盈眶，想到这样美丽的地方这样美丽的夜晚，汉思却在万里之外，我们错过了多少良辰美景。我在黑暗中，抱着鱼，看着桥下成都街头到处可见的麻辣烫小摊，其实也就在自行车尾巴上装一个大锅，那些幸福快乐的男男女女就围着这个大锅，买几十串的料，在里面涮着吃了。他们的脸上，有温暖和快乐，有满足和微笑，而我，一个人，抱着一条在异乡买到的玩具鱼，站在黑暗里，准备叫出租车独自回酒店。汉思忽然变成了一个非常遥远非常模糊的一个印象，我是不是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