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人在大街的拐角处等我，管我叫“龙小姐”。他们都是湖南人，其中一个来自岳阳的可爱男孩，才只有十六岁。我们一路聊着关于国内与伦敦的不同之处，我也顺便复习一下已经好久没说的中文。先去一家律师楼填下所有的申请表格，出门的时候，那位华裔律师用广东味的中文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会帮你们的。

　　岳阳男孩跟着一个人去城西的另外一家福利部，我带着剩下的一男一女坐地铁和公共
汽车到了泰晤士河南边的郊区。在去福利部之前，他们先带我到了暂时住的房子，给我做了一大碗其香无比的白菜香菇面。这还是我在英国第一次吃到香菇。

　　这两个人尤其是那个中国男人给我的印象是———虎落平阳，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在自己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是一个自信、沉稳、有勇气出去闯荡的人。但在这里却使他难堪。那位公事公办的英国女士问的种种问题都太具体、太隐私了，而我作为翻译，虽然只认识他短短几个小时，就得以这种形式一下子了解他可能并不想让人知道的许多事，这使我觉得十分残忍。他的妻子离开了他，三个孩子还在国内，他藏在货车里偷渡到了香港，又从非洲转机来了英国。整个过程被详细地“交待”出来，就像是一次审问。

　　从福利部出来，三个人都有些无精打采，没了早上的愉快心情。我和他们分手后回到唐人街的律师那里去拿钱，加上来回的路费，今天一共挣了70英镑。虽然心里还因为白天的经历而沉浸在伤感的情绪里，但拿到花花的钞票还是兴奋不已，我比所有接触到的人在一天内挣的钱都要多。

　　过了几个月，我接到了一个中国人打来的电话，说他也是偷渡者，经过介绍辗转找到了我的号码。于是我又冲了出去，找到这几个浙江来的年轻人。但他们并不只需要我做翻译，而是从头帮助他们申请福利，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找律师，按照英国法律，律师应向偷渡者提供免费服务，所有费用由政府来出。但他们告诉我，很多律师在挣双份的钱，不但拿政府的工资，而且还向偷渡者收取高额费用。偷渡者根本不会说英语也没有能力去告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