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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每周4班从香港或新加坡到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飞机上，都有几位从中国来的新移民。本文是一个到南非摆摊12年的中国小商人的自述：
摆摊冠军是个上海人
1992年，南非刚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不久，经济低迷，市场萧条。正在这时，我们这群中国人来了。我在约翰内斯堡（华人通常简称为“约堡”）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个台湾老板当记账员，月薪是1000兰特。不过，在我新认识的一些朋友看来，我的薪水太少了。“打工？”他们不屑地撇撇嘴，“赚那么一丁点花生米的钱，我们出来就是要赚钞票！”
我的这些新朋友全在约堡城里摆地摊。接着，我在约堡市中心看到，热闹大街的拐角、巴士站、火车站、超市门口，都有中国人在摆摊。他们都在卖表，卖的是香港钟表商进口的深圳产的廉价电子表。谁会想到，我的朋友们就靠那几十块表的小摊位，每月可以赚三四千兰特！
当时约堡的摆摊标兵是位耐心、温和的上海女同胞，传说她的人气指数和收入经常高居摆摊排行榜的榜首。当然，这都源自她的摊位固定，价码合理，并有售后保修等服务。日后转入批发生意，开着奔驰车的她，对想接她这个黄金摊位的接班人说：“要摊位可以，不过要付转让费。”
“老游击队员”的英雄史
随着市中心摆摊的中国人的新面孔越来越多，摆摊的品种越来越丰富。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摆摊的前辈便开始琢磨着把摊摆到“外围”去。我的朋友们称远离约堡市中心几十、几百公里的工业区、商业小镇为“外围”。不过，不是每个新移民都有资格到“外围”摆摊的。这些人必须是摆摊的前辈，别看这些人不懂英文，做买卖时，他们自顾自地讲中国话让当地人摸不着头脑。但这些前辈对于100以内英文数字的听觉反应很灵敏，说得也滚瓜烂熟。而且他们已经相当了解当地人喜爱的货品及规格。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实力花个万儿八千买辆二手车拉货了。
我不时地听到同胞讲述摆摊精英在“外围”摆摊的英雄史。有一位上海摊商，他的经营形式是发动当地群众，组成一支摆摊“小分队”，采取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深入偏远的矿区和乡镇，设立据点，开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每天清晨，这位“游击战士”就驾驶一辆面包车，满载他雇的十几个当地员工和货出发；到了一个个工业区的出口处、小镇的巴士站、超市前，他放下一个个员工和一堆堆货。傍晚，他去各个据点把人和货一个个接回，然后，逐个点货，收货款。白天，他放完摊，便去约堡各个批发站看新货和比较哪个批发站的货价便宜。晚上，他点完营业额、盘完库存，便开始分析哪个据点的生意好，和哪种货卖得好，以便做出进货和摆摊点的合理调整。
他独自一人与十几个黑人同吃同住在远离约堡几百公里外，被同胞称为“鸟不生蛋”的边远小镇一套简陋的公寓里，那种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的清苦和孤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忍受的。不过，清苦和孤寂是有回报的。他每月摆摊所得利润，绝不会输给市中心任何一家中型零售店。而且，还不用烦恼店租上涨和税管之类的问题。
白人跳蚤市场赚大钱
就在人人嚷着去外围摆摊时，很少有人将注意力投到做白人生意的跳蚤市场里。租摊位要有绿卡，摆摊要交摊位费，卖货品种有限制，要和啰嗦、挑剔的白人顾客和跳蚤市场的白人场主打交道，摆摊人想想在大街上自己拥有的自由就一百个不愿意了。
后来我才知道，在约堡东区的专做“穷白人”生意的博克斯波跳蚤市场里，几位做牛仔系列服装和运动鞋的同胞，他们的年销售业绩和总利润一点也不比在外围打游击战的低。
一对壮实、喉咙粗，讲话声音“乒乓”响的广东夫妇在牛仔服装销量上拔得头筹。有人统计过，在这个有几百个摊位的场子里所卖出去的每100条牛仔裤中，有55条出自于该夫妇之手。广东夫妇做生意没什么秘诀，他们吃透和摸准了对白人路子的货色和规格，这种货柜一到，就全部包下来。
签证逾期后遣而又返
新移民一到南非，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谋生。很少有移民在脚没放平，下一顿饭还没搞定的情况下先考虑身份问题的。就在这些摆摊人生意一天天地火起来之时，护照上只有3个月、6个月的有效签证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好久。某天突然听闻有认识的人被遣返回中国的事例，这些持过期签证的摆摊人开始挣扎了。
我认识一对中年广东夫妻，他们的签证已过期，说是找了移民律师，资料送上去了，申请费也已交了。在摆摊中，他们被查证警察投进了拘留所。最后，是他俩的老乡通过关系，接连换了两位律师，交了一大笔保释金，人才被放了出来。
有了这次教训后，夫妻俩学乖了，他们找了位取得绿卡的朋友，一起摆摊，遇到危急时可帮忙看摊。两人边摆摊，四只眼睛八方扫视，一有风吹草动，便溜得人影全无。
从1994年起直至今日，中国移民中的“地下工作者”被抓，关监狱，遣返回国，每年、每月、每时、每刻在南非各角落里发生。而就是那些少数被遣返回国的中国人，过一阵子，人们看到他们换本护照或走莱索托“曲径”又回来了！有人说：“人家不甘心，实在忘不了白天放放摊，晚上数数钱，那轻轻松松赚钱的快乐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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