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章里对某人讥以贬义,平生在我大概是第一次吧。可想来想去,竟没有什么词汇可以代替我对戈德曼教授的准确描绘。这些年来,每每想起这个脸色苍白颐指气使的家伙,“无赖”这两个字就会立即跳出我的喉咙。

　　-景仰

　　说起来,初来悉尼时,戈德曼教授在我心目中还是蛮神圣的。当时我不知道我这中文教师在澳大利亚能干什么,就浏览起L大学的博士招生目录来。汉学研究也许是我唯一能发挥自己专长的专业,所以我痛下决心,报了一门中国当代政治研究，拜在当时L大学汉学家南茜教授的名下。南茜38岁,和我相仿,是澳洲出生的华裔,但不会讲中国话。她是商贾之女,剑桥学子,脾气不错——这是我当时的印象。戈德曼教授就是她介绍给我的。在首次博士生资格考试时,她指着我递交的一份长长的参考书单说,怎么没有戈德曼教授的著作?赶快去找,没有他的东西,你的研究将失去很大的说服力。

　　我诚惶诚恐地在图书馆检索戈德曼教授的所有著作,发现竟有15本之多,且都是关于中国政治的。我看看作者介绍,当年的戈德曼35岁,大学终身教授,有一大串在国际学术机构任职的耀眼头衔，真叫我无地自容。也许从这天起,就注定了我在澳洲的命运不那么灿烂，就像那蓝山大雾一样令人沮丧。

　　导师南茜对我还不错。她和戈德曼也是在北京的一次国际汉学会议上相识。当时,戈德曼正和他的马来西亚妻子闹离婚。南茜不俗的气质和东方女人特有的沉静,令戈德曼顿时眼前一亮,当下就开始苦苦追求,并加大了与妻子离婚的力度。

　　和南茜定情后,戈德曼就挤进了她那古旧但却舒适的宅院。南茜将那充满阳光的书房腾给戈德曼,自己则在一个背阴的小屋读书。对我来说,最麻烦的是每次去导师家都要和戈德曼打招呼,而他绝不是个谦和之人。他非常粗暴和盛气凌人,仿佛他才是房子的主人。南茜喜欢组织聚会，但戈德曼来了后，充满欢声笑语的聚会消失了，因为每次聚会时,戈德曼就在旁边一个人独酌樱桃酒,从不加入中国人的谈话,更不像南茜那样积极去讲中国话。他这大名鼎鼎的汉学家竟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讲,他也不屑于讲。人们只好同他讲英语,他又心不在焉,眼睛不是看天就是看地,面无表情,脸色苍白,弄得聚会大煞风景。南茜家的聚会日渐冷落,失去了吸引力,又过了几年，来人就寥寥无几了。

　　-受气

　　在一次聚会上，因我是南茜的学生,他才跟我说两句话,他身穿一件德国人常穿的那种黑西装马甲,双手插兜,问我某个汉字的含义。我解释完后,他点点头,没头没脑地加了一句：“汉语难学很啊。”

　　“应当是很难学。”我说。

　　“无论如何,我这么说,中国人也能听懂。”他大怒。

　　“我是说,假如您去中国工作一段时间,汉语可能会提高得很快。”我不知深浅地说。

　　“你在安排我的命运吗?”他怒目圆睁,浑身颤抖,白皙的脸一下涨红了：“太荒唐了！太荒唐了！你怎么可以教训我，我是教授,当代亚洲研究所所长!”
 
所有在场的中国留学生都被戈德曼教授的盛怒吓得噤若寒蝉。这时南茜跑过来说：“好了,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对吗?”边摸着他的头发边哄他,好像他是个小孩子。

　　戈德曼对我还算客气的,他带的4个博士生,都因不堪他的粗暴虐待而离开了他。对女学生他也不放过，经常把那个来自"南开"的小女子楚玫骂得狗血喷头。他爱坐在桌子上发淫威,口吐白沫地骂人家蠢猪。还爱恶狠狠地摔电话。楚玫后来是抹着眼泪找到大学校长要求撤换导师的。西方学校就这点好,学生可以炒导师的鱿鱼。

　　戈德曼最后是众叛亲离,虽然著作等身,但几年来一个博士也没带出来,面上无光。他开始脸上堆笑了,开始主动和人打招呼了，可还是没人理睬他。他离开“L大”时形单影只,中国学生组织了一个盛大Farewell聚会,庆贺这个暴君的离去。

　　-变脸

　　我拿到博士学位后大约有半年找不到工作。正在懊丧时,发现报纸上登了一条广告:L大学亚洲研究所招收助理研究员,联系人戈德曼教授。明知是虎口我也得往下跳啊。我打去电话,和戈德曼的秘书约好会见时间：周一下午两点半。

　　在那布满爬山虎的古堡中我等到四点半,结果这个戈德曼教授还未出现,我当即愤怒地质问秘书,她耸耸肩，我拂袖而去。回到家已是晚七点,从电话录音里传出一个声音：这里是戈德曼教授办公室,我很抱歉地通知您,因为您缺乏耐性,您已经失去了这次工作机会。谢谢您对研究所的兴趣。再见!

　　“无赖!”我骂了出来。

　　我只剩下50澳元了,连下个月的房租都成了问题，怎么办?一个叫《唐人街》的中文杂志主编认识我,让我写写国际汉学家的故事,稿费预支。于是我就开始写,我写了南茜和其他一些汉学家,其中也包括戈德曼——这个无赖，因为他在汉学界实在太重要了,编辑还为他加了配图照片。

　　过了几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戈德曼办公室发来的感谢信和邀请函,说有一个临时研究员的位置,为期两个月,问我是否愿意屈就?我选择了屈就。

　　三年后,我找到了比L大学更有名的O大学的一份终身教职。有一次,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世界比较文学年会上相遇，他身边出现了一个贴身的年轻中国女士，当时南茜刚去世不久,我早就听说戈德曼后来对南茜无理而野蛮。我没有和戈德曼身边的那个中国女人打招呼,只和他们道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