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我来北美已多年了,跟随先生南征北战,搬了四次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最近又从北到南,恰好走了北美的四个角落。每个家都有她的可爱之处,尤其是我的邻居们,各种各样,多姿多彩,我实在忍不住要把他们写下来。
佛罗里达州的学生村
我们的第一个家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学生村里,在Tallahassee市。我先生在大学里读博士学位。我们住的是一栋五个单元的平房。每个单元一房一厅,带简单家具。我们在这个家住了将近四年,邻居们换了不少,有几家特别有印象。
我的第一家紧邻是一个美国姑娘。她每天早出晚归,我与她谈话不多,只是记得她每天一早洗澡,而且经常泡浴,每天一大早就把水龙头开得哗哗直响,吵得我睡不安宁。我又敲墙壁,又递小纸条,却是毫无收效。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变得一大早洗澡了,反正都已被吵醒了。她住了三,四个月就走了。临走前,她对我说,实在对不起,每天早晨都打扰你,希望下个住户不再吵你了。我对她说,现在的问题是,我担心我每天早上会吵醒这个新住户。我们两个都大笑起来。
有一户邻居是台湾人。夫妇两人加一个小女孩。太太长得高大漂亮,持家有条不紊,烹调得一手好菜,而且是个乐观好客的人。她每天变换花样,煮一大桌菜与她的博士生先生享受。可惜她的先生饭量不大,每顿只是几筷子就饱了。这个太太就经常把她煮的菜分一大半给我们享受。她说她总是忍不住要煮很多菜,煮完了才发现煮得太多了。我和我先生可真是有口福。时间长了,我也有点被“宠”坏了,经常一到煮饭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打开门,朝她家望望。我先生笑我,“你又在等人家的菜了。”我至今仍记得她做的五香牛肉干,笋丝鸡肉汤都做得特别好,我到现在怎么弄也弄不到她的水平。这个太太的乐观持家精神使我印象很深,也大增我学烹调的兴趣。
我们的对门邻居是个长得粗粗壮壮的三十多岁的美国男人。他嗓门大,喜欢说话。他跟我们认识几天就把他自己酿的啤酒拿过来给我们尝。我问他学什么专业,他大着嗓门说:“儿童心理学”。我当时心里想:这像个心理学家吗?我以为心理学家都是不出声,瞪着眼注意观察别人的人。这个男人似乎看出我的疑问,马上告诉我他的故事。他过去是个货车司机,去年与老婆闹离婚。法院把他的两个孩子都判给他老婆了,说他不懂照看孩子。但他实在太爱他的孩子们了,忍受不了与孩子们的分开。所以他狠下决心,贷了一笔款,到大学读一个儿童心理学专业。他说他毕业后再找法官辩论,证明他有足够的知识去照顾孩子,然后把照顾小孩的权力从老婆手里抢回来。他的故事使我印象很深。
最有趣的邻居是一对异国婚姻的夫妇。男的是个在越南打过仗的退伍军人,女的是韩国人。他们的特点是吵起来凶得很,双方大叫:“我要杀死你。”有一次,警车也“呜呜呜”地开到他们门前。但是他们好起来,真是恩爱有加。我有一次亲眼看到那个丈夫背着太太回家,太太手里拿着一束花,又唱又叫。太太虽然是韩国人,却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温顺的韩国女人。她告诉我,她与他先生在韩国认识几天就结婚,结婚几天就来美国了。来美国后,先生上班了,她在家寂寞。有一天,她拿着先生上班的地址,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问路,问到先生上班的办公地方。谁知办公大楼都是一色的穿西装打领带的白人,她竟然认不出谁是她的先生。她只好对着一大群人大叫她先生的名字,然后这群人中的一个出来应了她。她先生上了几年班,觉得没意思,拿着他的退伍军人费,又回学校读书。读什么专业,我忘记了。
在这个环境优雅的学生村里,各种不同肤色,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实在有不少乐趣。先生拿了学位,我们就搬走了。
纽约的“外交公园”公寓
我们的第二个家在纽约市的郊区。先生在附近的大学里做博士后。学校所在区是个富人区,但是我先生的博士后工资不高,我们只能在这个区的一个最便宜的公寓租房子。这个公寓里住有各种各样的人,白人、黑人、西班牙语人,篮领白领的人都有。
我们住二楼,正楼上住的是两个年轻男人。一个男人长得英俊魁梧,每天穿戴整齐,似乎有份挺体面的工作。另一个男人长得瘦弱苍白,留长发,戴发夹,似乎每天在家操持家务。他们对我很有礼貌,但看得出他们对我不太热情,但对我先生是又礼貌,又热情,我先生刚来不久就被他们邀请上楼去喝咖啡。我先生喝完咖啡回来疑惑地对我说,那两个男人怎么睡呀,他们楼上只有一张床。说完之后,我和他一齐醒悟过来:他们是一对同性恋。
我跟着紧张起来,开始唠唠叨叨地对我先生说,别跟他们来往,要小心爱滋病。其实他们是很友善、对邻居小心谨慎的人。这对男人平时规规矩矩,但有时在周末爱喝酒,然后发酒疯,又哭又叫,又跑又追。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打电话给公寓的管理员报怨。管理员是个退休老警察,马上赶来跑上三楼,大声拍门制止他们的吵闹。过两天,这对男人跑下来给我们道歉,态度诚恳。我也慢慢消除对他们的戒心。有一天,他们邀请我先生上楼喝咖啡,在好奇心驱动下,我也跟着去。一进门,我惊奇地发现,他们的房间不但收拾得干净整齐,而且充满艺术味,比我那杂乱无章的房间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我们公寓的管理员是个厉害的人,也是个好心人。他曾当过二十多年警察。这个公寓过去问题多多,偷窃抢劫,甚至开枪伤人都发生过。每个管理员做几个月就走了,住客的退房率很高。后来公寓的老板出高价把这个老警察从别的公寓里挖过来。他来了以后,敢管敢赶,公寓里从此相安无事。我说他是好心人是因为他很同情那些讲西班牙语、非法来美国的南美人。
我们的公寓住有不少这样的南美人。按公寓条例,每个公寓只能住一户人家,也就是两个到四个人。但是我们楼下的一房一厅单元里,却住了男男女女十多人。管理员也不管,对他们是一只眼睁,一只眼闭。管理员对我说,这些房客很辛苦,每天一大早起床工作,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做到晚上七,八点,每天每人也只有一点钱。这些人大多数是听话的。
我们的公寓门口象个专售体力劳动的“跳蚤市场”。每天一大早,有各种雇主来挑人,有农场的,有搬家的,有伐木的。一大堆南美人就坐在那里让人挑,挑上了的就跟雇主走。我和我先生每天上班,他开车向南,我开车往北。我每天上班,都看到多则有十几个,少则有两,三个坐在门口,两眼直瞪瞪望着我们各自开车上班。我心里也说不清是同情他们还是怕他们,总之是不太好受。
有一天,我们的一个朋友从纽约市来玩,临走的时候发现他的钱包不见了。这朋友估计,这钱包可能是在从停车场走到我们家的三分钟路上丢的,因为他在这路上掏过裤袋拿地址。我们在停车场找不到,他回家后也找不到,我们大家开始着急紧张起来。这钱包里虽然只有20多块钱,但有一堆证件。有驾驶证、信用卡、学生证、借书证。这个信用卡要是被人乱用可就麻烦了。正当我为朋友不安的时候,第二天,我在我们的信箱里收到一封沉甸甸的信封,打开一看,这不都是我那朋友的一堆证件吗?谢天谢地,那信用卡还在,但是那20多块钱就没有影子了。我一看那信封上歪歪扭扭的英文字体,估计十有八九是我们的南美邻居做的事。我心里也不知道该责怪他们还是感谢他们才好。
其实这些南美人邻居虽然穷,心地却是好的。有时我们从超级市场买菜回来,提着大包小包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过来帮我们提,我的6岁女儿学骑自行车,有两个人还过来帮她扶着练。我呢,每天听着他们一大早起床,一群人蹬蹬蹬地跑出去干活,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我不由不生同情之心。他们也是人啊,跟我们一样,在异国他乡努力地挣扎奋斗。我和我先生并不富裕,靠上班挣那么一点工资,但比起他们,总是要好很多。我有时也学那个台湾太太,炒了一大堆米粉后,就拿一半给他们吃,我女儿生日,一堆小孩在屋里蹦蹦跳跳,我觉得对不起楼下的邻居,于是切下一大块生日蛋糕送给他们吃。他们还我的盘子时,盘子里盛满他们的南美风味的食物,豆泥、肉丸、还有脆饼等等。
我们在这个公寓住了一年半就搬家了。邻走前,我上三楼跟那两个男人道别,他们诚恳地祝我们一切好运,那个脸色苍白的男人还给了我一个很友好的,孩子般的笑脸。当我跟管理员道别时,他看着我那六个月身孕的肚子,马上说,“你不用清理你的公寓了,我会把你们的押金全部退还给你们。”我看着他,半信半疑了一会。我们上次离开佛罗里达州的家的时候,我和我先生使劲把那房子清理了三,四天,才把我们的押金全部拿回来,这次有这么好的事,不用打扫就可以拿回全部押金。我心里十分感谢这个好心的管理员。
我们在一个寒冷的清晨离开这个公寓,在公寓门口,又是一堆南美人站在那里等着雇主。我朝他们招招手,他们也朝我招招手。
维多利亚市的“海棠村”
我们的第三个家在加拿大西部的维多利亚市。那是一个环境优美,退休老人多,带有英国传统风味的小城市。我先生在那里的一个大学里工作。我们在一个公寓里住了一年后,就在一个叫“海棠村”的地方买了一栋小小的townhouse,也就是那种和邻居连着墙壁的城市屋。我们的村里共有十八户人家,有自己的村委员会,自己的规矩条文,比如说,我们的前院要种些花,我们的房子不可以出租给别人,等等。村里住有一半是退休老人,家家都是友好和善,庭院弄得干净整齐的人。
我们一搬进去的第二天,有个叫朱丽莲(Julian)的十一岁小姑娘来敲我们的门,她一进来就自我介绍,然后就在我们的屋子里探头探脑起来。她一看到我的一岁小儿子就马上和他玩起来。过几天,朱丽莲就成了我家的常客,她不但和我的儿子玩,还抢着帮他换尿布,拿奶瓶,我的儿子也很高兴地跟着她到处转。
朱丽莲爱跑爱跳,还特别爱爬树。她高兴的时候爬,生气的时候爬,伤心的时候也爬。有一天,一个在那住了十年的老人不小心摔断了腿,朱丽莲爬到树上哭了半天。朱丽莲在村里住了四年,村里十八户人她都很熟悉,连哪家的女婿做什么工作,哪家的单身女人的新男朋友叫什么名,喜欢在哪里钓鱼她都知道,活象个小侦探。
有一年暑假的一天,朱丽莲每家发一张画得非常漂亮的请帖,邀请我们周末到村里的一颗大树下吃一顿“夏威夷之夜”的晚餐。请帖说明,来客必须穿“夏威夷风格”的服装,每家带一个热带风味的菜。到吃晚餐的那天,早上醒来以后,我那八岁的女儿就很兴奋,她吃完早餐后就跟朱丽莲一帮孩子们准备party去了。他们到处借桌子,椅子,餐具,每张桌子还铺上漂亮的桌布,摆上小花瓶,插上他们采摘的野花。看得出,每家大人都支持小孩子们这次的活动。
我做了一大锅那个台湾太太教我做的“风梨炒饭”,我想这该是热带风味的菜了吧。至于穿,我们从来没有到过夏威夷,不知道什么是夏威夷服装,只好穿上套干净T-恤和短裤去了。晚餐上,很多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裙子和衬衣,不少女的带花环或花项链,男的花衬衣加草帽,很有气氛。那些小孩子们,也就是那些“小伺应生”们也打扮起来,个个腰里穿着野草编织的围裙,头上扎野花。有几对老人,老先生挽着老太太的手,缓缓走进来,还煞有其事地对小伺应生们脱帽子鞠躬,活象到五星级饭店吃饭似的。小孩子们忙着招呼我们,拉椅子倒水,写菜单上菜,象模象样的。尤其是朱丽莲,忙东忙西,完全象个小经理的样子。我最感动的是,朱丽莲特别叮嘱我们当妈妈的,不要帮忙,不要动手,今晚就让孩子们服侍我们。
和我们连着墙壁的邻居,是一个退休老船长。老船长六十多岁,身体健壮。因为老船长为人厚道,办事认真,他一搬进来不久就被选为下一任村长。不幸的是老船长的太太没多久被诊断得了癌症,住进了医院。老船长跑了几个月医院,太太就去世了。我和我先生很难过,买了一束花去探望他。老船长接过我们的花,心情沉重地说了一番使我难忘的话。他说他过去当船长,长年在外工作,家里三个孩子都是太太带大的,他十分感谢他的太太。前两年他退休了,心想要好好地享受家庭生活,好好地陪太太一起到处去玩,还准备游中国的长城,谁知道太太得了病,这么快就去世了。看到他难过的神情,我眼泪差点流出来。我想起我的一个女朋友,她的先生长年在外工作,她既要上班,又要照看两个孩子,当小孩准备读大学的时候,先生不用在外工作了,但却提出离婚,跟一个比他年轻十几岁的女人走了。生活中象我这个朋友的先生这种男人不少。想到这些,一股对老船长的敬重之意油然而生。
我们在“海棠村”住了四年后,我先生的工作转到温哥华的大学,全家也跟着搬了去。村里规定,住户不可以把房子出租,除非有非常特别的原因。我们只好找村长,也就是老船长商量。老船长很同情我们的处境,特别说服村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批准了我们把房子暂时出租。
我们的房子出租广告一登出,就有三个高高大大的年轻大学生来看房子,他们一看就喜欢,也不讲价,就租下来了。领头的叫迈克,正在念犯罪学专业,毕业后就当警察,他说他们一定会按时交房租。我们想既然是预备警察,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就答应把房子租给他们。
签条约的那天,他们来我家,签好条约后,我就开始罗罗嗦嗦了:草地要淋水,墙上不要打钉,要尊重邻居。也不知道他们听进了多少,只见他们一个跑到电脑机前跟我女儿玩游戏,一个坐在地上跟我小儿子玩起Lego。
我们搬到温哥华才两个星期,一个邻居打电话给我们,说我们的房客老是开party,客人一大堆,车子就停在村里的通道上。过了两个星期,又有两个邻居打电话来,说我们的房客喜欢烧烤,总是弄得村里烟熏熏的,还老是放音乐到深夜,等等。我和我先生一想到我们给村里人带来那么多不便,真是羞愧难当。我们只好又给邻居解释,又跟老船长商量对策,又跟迈克软硬兼施。
正当我们为这些房客感到束手无策时,一场天灾替我们解了围。那年的圣诞节期间,维多利亚市下了一场六十年未遇的大风雪。积雪最高的地方有两米。我忧心仲仲,不知道维多利亚市的房子怎么样了,打了两次电话回去也没人听。过了两天,老船长打电话来了,我以为那三个年轻人又干什么坏事了。但是这次老船长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那三个年轻人这次帮大忙了。”原来这次大风雪中,这三个年轻人爬上屋顶铲积雪,他们不但铲我们的房顶,还把全村其他人的房顶都铲了。那天,维多利亚市有些房顶被积雪压塌了,我们村里却没事。昨天晚上,这三个年轻人喝了几口酒,又在村里的路上铲起雪来,花了整整六个小时,硬是把一条从村里通往外面大路的路给铲出来了。老船长强调说“他们铲了六个小时呀。”这三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过去是村里人的眼中钉,现在成了大救星,大英雄了。
后来我们把房子卖了,交房子之前,我们回去看了一下。只见楼下客厅里放着一套健身器,屋顶上吊下来个大沙包,看来迈克真是准备做警察。走到厨房看看,挺干净的,没有什么油烟,但是墙角堆着一堆pizza饼盒子和速食面盒子。楼上的客厅里放着一个很大的玻璃箱,箱子里有假山,假树,还有两条十寸长的蜥蜴。看到那两条绿色的,不时吐着舌头的蜥蜴,我头皮发麻。这时迈克走过来说,“嗨,这两条东西可爱吗,它们一条叫‘玲’,一条叫‘海’。”什么,“玲”和“海”,这不是我的女儿和儿子的名字吗?这三个真是调皮鬼。
没多久老船长就搬到老人公寓去了,朱丽莲现在正在读十二年级,听说她准备明年上大学读环保专业。迈克大概也完成了学业,腰里别着枪,开着警车在那个城市巡逻了。
我们在温哥华住了三年后,两个月前,我们又搬到美国加州。在旅馆里住了两个月后,在洛杉矶附近的小城买了栋小房子,又有了新的邻居,说不定又会有些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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