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前别人就吓唬我：你做研究一点儿不懂，又考了口语，一定是要做助教讲课的，我说：教书我也不行啊，我一个小本科生毕业，中文教书都不成，何况是用英文？横竖我做不来。别人让我去死，难不成美国佬白养着你？我暗想：要养我也不能拦着啊。到了美国之后同来的几个校友都接到通知去参加助教培训了，我什么也没有，还挺高兴，系里真要养我呀。

　　后来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我的痴心妄想，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本没有免费的午餐吃，何况是我们这些漂洋过海的廉价劳动力。眼看要开学了，我在系里晃悠的时候被秘书一把拉住，问我："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我给你发的信怎么都退回来了。"我眼前一黑："就是那个blahblah。""原来是加10呀，我都发成加n了，我把邮件打出来给你看吧。"（我不幸姓了一个中国人的大姓，名字又是最俗最容易重名的字儿。我们学校电子邮件帐号的编法是用名的第一个字母加姓，如果有重名姓的就在后面补数字，类似于区分伊丽莎白一世二世三世四世的意思，结果我这个大俗名，排到我这儿，已经是第10号了，难怪小秘要晕头转向）

　　我瞄了一眼信的内容，果然是那个该死的助教培训，看看时间，我已经全错过了，我问小秘怎么办，小秘想了想，狡猾的笑了一下，"没关系，下学期培训的时候你再补上吧。"哈哈，原来美国人也会走后门儿啊，于是我这个毫无经验，英文半灵不灵，且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中国助教就这么无证上岗了。

　　助教老板Larry是个及其和蔼的美国中年大胖老头儿，他教的课是一门我们系本科生必修的统计课，有好多个习题班，一共有四个助教帮他：Linda是教育学院的，当了二十多年中学老师又回学校念Ph.D，Larry和她私下里平辈论交，聊聊家常琐事，Linda独立带3个班；Arthem是个俄国帅哥，话不多，喜欢练跆拳道，偶尔在系里的邮件组发信请大家去看跆拳表演，Arthem自己带3个班；剩下的3个班是我和Elena一起带。Elena也是新生，从俄国来，有一头金色长发和美丽的大眼睛，身材匀称结实。我俩都全无教学经验，英语也说不顺溜，第一次Larry召集几个助教开会的时候我和Elena分据桌子一角，战战兢兢一言不发。后来在半年的合作中我和Elena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这是后话。

　　Larry对我俩的紧张视而不见，乐呵呵的用浑厚的嗓音布置任务偶尔还夹个笑话。私底下Elena告诉我Larry是他们方向的大牌人物，他早年从斯坦福毕业，研究做得不错，人缘好又正当盛年，系里有点要重点培养他当头儿的意思。我和Elena的助教资格都有点问题，我没参加培训，Elena的口语考试没过，按理都不能给学生讲课，狡猾的小秘把我们两个困难户分在大牌Larry手下。Larry果然罩的住，他只是笑呵呵的挥挥手说:"没关系，这个问题能搞定。"开完会下来，我和Elena都深感问题严重，在下面开小灶讨论如何把教学任务对付过去。Elena从高年级师兄那儿搞了一大堆旧的教学材料，讲义作业练习题整整一大本文件夹，我俩如获至宝的逐一复印，然后细细研读商量如何妥善加以运用。和Elena的交流开始颇成问题，我俩英文都是半通不通，而且口音相异，有时候我懂的词她不懂，或者她懂的词我不懂，只好手势加纸笔，实在不懂就干脆乱点一气头。说累了聊各自的男朋友，交流才顺畅起来。Elena很不喜欢别人把她的名字按照美国式发音念成"伊蕾娜"，她反复教我按照俄语发音把它读成"伊莱~阿娜",中间要拐出一个婉转的波折，她还问我："为什么你的名字是Julie不是Julia?为什么不加个a?"我也说不出为什么，Julia就成了Elena称呼我的专利。

　　Elena对教书有种天生的热情，她说起学生时总是说"那些孩子们"（其实美国小本科生们多半高大壮硕，相比之下我们两个反而矮小的像小孩儿一样），配上她有点儿笨拙的俄国口音，显得格外温柔。因为她口语考试没有过，所以不能给学生讲课，对热爱教学的她来说，算是挺遗憾的了。不过她非常非常合作，虽然自己不讲课，每次也坐在一边替我打气，有学生问问题她也积极帮我回答，到后来进行顺利的时候，我和Elena这对"铿锵二人组"简直有些无往不利的感觉。当然，这也是后话，万事，还是开头难的。

　　在中国人里，我是一个数学很烂的人，当初选了文科，就是因为"感谢上帝数学书终于可以滚蛋啦"。现在为了生计，只好硬着头皮上阵。没想到上去一试，发现其实不灵也是灵的。美国孩子计算能力比较差，有一次我心算三位数加法下面就有人"wow"，很大惊小怪的样子。算是让我松了口气。不过当过助教之后我才明白中国人数学好并不是天生聪明或勤奋，多半是教育制度使然。我教过的学生里有5个是中国姓氏，看起来像是是移民家庭的孩子，其中4个都以不及格或中途退课告终，只有最后一学期一个新加坡女生得了A。

　　我的学生里有很多飞行系的过来选课，这些飞行员学生都很特别，有一个叫Jennifer的女生长的苍白瘦弱，笑起来像梦幻一样甜蜜，我记得她在我做的学生个人情况调查里爱好一栏写了"我喜欢飞翔！J"美国年轻人的自由自在有时真让人羡慕。

　　第一学期班上还有一对印度学生，两个人都高大漂亮聪明，不过有点懒，学期后半Elena发现两人互抄作业，Elena对这个问题很严肃，立刻给两人打了零分还反复嘱我在课上不点名警告。那女生立刻来道歉，男生退课走了。自此以后我也沿用了这个严格的原则，一旦作弊，绝无商量余地。

　　其实做助教并不难，除去语言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要做充足的准备工作，前人的经验也往往大有帮助。我们系就有一个"明星学生"，差不多每门统计课的助教都在用他留下的材料。功课做足了，上去讲课的底气也会足很多。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每次讲课我都要逐字逐句的准备过，连在哪里讲什么笑话也要事先想好，因为怕临场紧张什么都说不出。那一个学期每次我上课前一个小时，如果有人从我楼层走过，都会看见一个瘦弱的中国女生在走廊角落里紧张的面壁念念有词。那就是我。回想起来，不是不辛苦的。但是我也视它为我Ph.D生涯中的宝贵经历。如今我可以毫不怯场的面对一整教室的学生用流利的英文款款道来，不是没有收获的。二学期Elena找到一个助研的工作，欢天喜地去做研究了，经过一学期的磨练，Larry也比较放心让我独自带课。做助教做到第二学期感觉最好，材料驾轻就熟，没有了第一学期的生涩紧张，开始享受当老师的成就感。我记得那个学期的学生特别活泼，有时候下课还有人找我聊天，班上有几个特别漂亮的女孩，讲课很养眼。

　　最喜欢问我问题的有两个学生，一个是从物理系转系过来的白人男生，他数学底子不错，考试答题非常有纹路，可不知为什么答的极慢，几次考试都是前面的一大半做完了而且全对，后面几页纸一题没写。我告诉他一些答题技巧，比如先捡分多容易得做，他总有点不以为然，下一次考试照样按部就班蜗牛爬，期末的时候告诉我他申请研究生院成功，恭喜他。另一个喜欢问问题的是个黑人学生，他基础不是很好，问得很多都是简单代数或者计算问题，不过看得出来他很用功，成绩在班上也可以排到中上，而且他对我态度非常恭谨,这一点我很开心，教过的其他几个黑人学生大部分吊儿郎当迟到缺课,这一个非常重视学业，期中考试之后还跑来请我帮他计算有没有希望拿到B，因为他打算申请研究生院，后来他拿了B+。第三个学期Larry跑到荷兰去休年假（美国教授拿到终身教职之后可以享受每工作6年休一年带薪假的待遇），我自己的老板也跳槽去了加拿大，一时间我成了孤家寡人，那一段很是难受，一心想拿个master就走人。Larry临走前几次好心告诉我如果我想转方向学习统计他可以做我的老板，我大概是脑子进水，据了Larry的好意，大概我心里很清楚自己不是做统计那块料吧。

　　第三个学期的助教老板是系里出名苛刻的一个人，他曾经当面说一个问问题的女学生"You are stupid."其他学生对他的抱怨也颇多，那学期我教书教的的加倍小心翼翼，幸而那学期的学生大多用功可爱，令我的日子没那么难过。那学期我们办公室里添了人，本来就不宽敞的房间更加拥挤，于是我就把office hour移到一楼的院子里，拼一张大桌子，我欢迎学生来office hour做作业，这样有问题我可以及时回答，那个时候很快乐，学生做作业我看书，有时候给他们小声讲题，有时候大家闲聊八卦系里老师。几次考试平均成绩都不错，我记得有一个叫Jenni的女生，第一次测验成绩很差，第二次有进步，期末居然考了92分，我改完试卷和bf去Chili's庆祝期末结束，Jenni居然在那儿打工，正好她负责我这张桌子的点菜上菜，我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大家都特别开心。

　　后来我又找到了老板，就打消了毕业的念头，新老板人非常非常好，而且也有钱供我做研究，我终于不用再教书了。那天去系里的时候，一个以前的学生Joyce站在门口和人聊天，看见我大声的打招呼，还给朋友介绍:"这是Julie,她以前是我的老师，一个好老师！"我跟她们打了招呼上楼，在楼梯上居然就不争气的哭了。

　　记忆就是充满偏见，记得刚找到新老板时我发誓努力工作拼命干活就是为了再也不做又累又琐碎又受气的助教，现在回看那三个学期，想起的却是学生一张张可爱的笑脸。

　　那些笑脸令我觉得生活没那么苍白，至少有人还记得我，有人会大声说:"她是我的老师!一个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