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文化往来层次上看，法国人是西方国家中对中国了解最多的民族。他们既有好奇心、肯学习，又愿去亲自看看。从商业往来层次上看，他们对中国心有余而力不足，虽能认识到与中国商业往来对他们的重要性，但做法往往与其大国地位不相适应。从政治往来层次上看，法国人表现得最矛盾，一方面它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另一方面有跟着舆论跑的广大社会阶层。

唐三彩与法国总统

法国人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也有相当的知识。记得第一次来法国出差，一切都很新鲜，坐在出租车里和司机聊了一路。那司机挺健谈，和我谈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关系为什么恶化呢？他认为是中国向苏联要原子弹制造技术，苏联不给，毛泽东说我们自己干，以后与苏联就疏远了。观点挺新颖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不论对错，他能把20世纪60年代中国那段历史理出线索，作为出租车司机也是难得的。

后来在法国工作，一位电话局的女士为我们解决了不少麻烦，于是请她出去吃饭。闲聊起来，她提及太平天国。我开始以为听错了，因为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短暂的一段，我们这代人对它了解较多，是中学时代革命教育的缘故，太平天国作为农民革命的典型，是政治课的必修内容。远在欧洲的法国人居然知道中国这段历史，让我没想到。她解释说她以前当过小学教师，各国历史都知道点儿。

法国人对中国文化既有了解，又感迷茫。法文中，“中国”一词同时还指中国瓷器，也指难懂的事。法国人有时碰到问题太复杂，便开玩笑地说，这是中国的。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个神秘的国家，搞不懂的地方太多了。

你若参观法国各地的古堡，十有八九会见到摆在室内的中国古代瓷瓶。到法国人家做客，也会在那些有钱人、贵族家庭看到中国瓷器。清代的最多。中国瓷器在他们眼中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他们对中国工艺品也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常有女主人跟我谈起她的瓷瓶，说是祖父留下的，中国哪个朝代的，还有人能说出花纹的特点来。现任总统希拉克对中国工艺品有很高的修养，几年前他还当巴黎市长的时候，接待一位来访的中国部长，法国看中国部长送希拉克一匹唐三彩马。法国人有当着送礼者面打开礼品的习惯，以示敬重。据说希拉克打开唐三彩马，谈起唐三彩的历史及特点等。那位部长赶紧转移话题，因为他意识到希拉克懂得许多有关唐三彩的知识，他对此却了解不多，又没有充分准备，讲不过希拉克。

一次在使馆文化处看电影《秋菊打官司》，当时张艺谋、巩俐都到场与大家见面，法国人来了不少，慕名来看中国大导演和影星。开演了，影片尚未翻译，中文对话，也没有法文字幕，为此文化处特意安排一位会法语的人在影片大段对白时断断续续翻译几句。影片讲的是中国落后农村的日常生活，作为中国人，熟知那块土地，加上导演和女主角出色的表现力，我们很快被故事吸引了。但是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法国人，主要凭视觉和感觉，没有多少听觉上的帮助，却也一个个聚精会神。毕竟不经常与法国朋友同看中国乡土片，我自觉好奇，冷眼望去，他们似乎都进入了剧情，情节真切处，该哭的地方会哭，该笑的地方会笑，反而显得我这个四处张望的中国人看电影不专心。

还有一段让法国无人不晓的中国历史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在我们那代人身上的烙印恐怕一生难以去掉。不过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都存于内心，大家没留什么纪念物品。法国人没有那么深的记忆，但不少细心人却留着那个时代的纪念品。那次我们去一个接触不久的法国人家，进门一看就知道是书香世家。他们没去过中国，但提到“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主人转身进里屋就拿出了一本红宝书，看着这本久违的语录本，我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要知道这曾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圣经，十几年顶礼膜拜，居然在不熟识的法国人家看到，我们自己的却早不知扔哪儿去了。“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还存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家家户户都是收集者，少的几十种，多的成百种，不知什么时候都遗失了。

我还曾有一位法国朋友，20世纪70年代留学中国，年轻时是崇拜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狂热分子。那时在中国拍了不少录像和照片，珍藏至今。“文化大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我们还对亚非拉一些国家输出革命，在非洲和拉美至今有被称为“毛派”主义者，崇尚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但如果不是住在法国，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作为历史知识在欧洲这些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中的普及程度。

法国人眼中的中国

从经济和商业往来上看，法国人眼中的中国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看法可归纳为关系说、面子说和时间说。

法国人对中国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关系说”，他们通常学的第一句中文是“干杯”。法国人一般酒量不错，干杯面不改色，尽管在法国没有这个习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去中国的人还会说一句中文是“没有”，因为当时物资匮乏，服务态度也不好，售货员常说没有。以后去中国的人多了，再会的新词就是“关系”。他们认为关系无处不在，尤其对于第一次去中国的企业，一定要通过中间人介绍才会被中国人看重。关系又分两个层次：一是找有背景、有权有势或关系网多的中国人；再一个是本身拉关系的能力。他们认为中国人往往重视代表企业的人而非企业本身。对华商务人员和中国人混熟了，会得到忠诚的友谊。

再一个是中国的“面子说”。法国不大的企业在中国也讲一点儿排场，请中国人来旅馆谈判，他们一定会选择住不错的旅馆。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很在意名片上印的头衔。法国企业里的干部虽没有我国分得那么细，但他们都有一定的决定权。可因为中国人喜欢知道谈判对手的职位高低，法国人有时得准备虚拟的头衔。例如，一些大银行常给年纪大资历深又没得到提拔的人，加上副总裁之类的头衔，实际他们可能比部门经理还小。为争面子还要请吃饭，喝酒干杯，说一些在法国商界不常说的祝酒词，谈点儿互利合作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同 时还要送礼，即使很小的礼品，也可让中国人记着你。法国人还认识到中国谈判方常有三种势力：一是最终用户工厂；二是中介进出口公司；三是行政管理部门。对每一方出场都要予以尊重。商务条款中要有一定水分，以便与进出口公司谈判时能有价格上的让步，使他们觉得有面子。

“时间说”，他们认为和中国人办事需要时间和耐心。因为从项目批准到买设备、签合同，中间层层批准手续，加上外汇调剂、贷款担保之类，你不能指望中国人很快回应。用写信、传真、寄资料等方式将产品介绍过去，中国人迟迟不予回答，你得从侧面了解他们的看法。他们还认为，与中国人谈判时间拖得太长，中方决策者往往在谈判后期才出现，又都十分谨慎，有时让法国人产生节外生枝的感觉。如第一次推销不成功，还要耐心等待第二次机会。

当然法国人也认识到自己的毛病，他们喜欢独立作战，而不愿与人合作。独立作战往往势单力薄，打不过别国联合起来的对手。中国一个大项目的招标，德国人或日本人会联合起来共同竞标，赢了标内部再做瓜分，这样胜算大。法国公司则一盘散沙，互相没有沟通，行动起来互相掣肘。

仍有偏见

法国人对中国最矛盾之处表现在政治上。200年前拿破仑“中国是一只睡狮”的名言曾经让后世传诵，200年后法国也是西方大国中最早认识法国看中国的重要性的，所以戴高乐率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20多年中法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中法民间也产生一种特殊感情，这是中国对其他西方大国所没有的。中法两国有共同点，都强调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中国人敢与苏联抗衡，法国人敢向美国说不。这使中国这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法国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一直维持一种广泛的合作。巴黎为此成了中国人往来西方的中转站，北京—巴黎航线是中国民航最早开辟的对西方航线，70年代去美国要经巴黎，访问非洲几乎都从巴黎中转。当时不仅政治上默契，经济往来也频繁，法国还是中国与西方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与西方关系大幅改善，发展经济更显重要，到80年代后期，由于商业利益和价值观的分歧，中法两国疏远了。社会上，法国人有时把中国人描绘成头戴斗笠，身着对襟褂子，下穿肥腿裤子。中国已开放近20年了，但他们在政治上对中国的认识落后了一个时代。一旦两国关系不好，媒介就对中国做负面报道，这时对中国的了解成了道听途说式的，其观点也强词夺理，缺乏历史知识。下面的例子可说明问题。

风行几十年的一本儿童读物《丁丁历险记》是20世纪中期比利时人埃尔日写的，它在法国的知名度如同《三毛流浪记》在中国。其中一个故事叫“丁丁在西藏”，根据当时一个中国青年的口述写成的，它像游记故事，将西藏描述成一个独立地区，与中国没什么关系，给人印象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仅仅是个故事，但法国人信以为真，至今仍有些法国人接受不了“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观点。有法国人私下和我们说，他明知道西藏是中国的，问题是大家常不肯这样说，他表面不能和大家唱反调。这种“丁丁在西藏式”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例子还很多。

法国虽已没有德国、美国那样的大国实力，但仍以大国自居，颇有舍我其谁的没落帝国遗风和唐吉诃德式的莽撞。密特朗时代后期，中法关系到了最低潮。在西方世界将中国视为洪水猛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敢与中国交往的法国在全面开放的90年代走到了与中国破裂的边缘，实在令人遗憾。现任政权虽属右翼，却不像上届社会党政府的理想主义外交，对亚洲文化也有较深的知识，中法关系逐渐回到正常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