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捐款几乎是天文数字，每年捐的钱，相当于丹麦、挪威等国家一年的生产总值。美国人的捐献像是在进行一场冠军赛，20世纪80年代，商业大亨郎埃圳捐了3000万美元；90年代，有线新闻网总裁特纳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而他总共才有30亿美元资产。在20世纪结束前，美国捐款冠军是微软总裁盖茨，他曾一次捐了20亿美元，更新了美国所有中学图书馆的电脑。

    普通人的善心

　　初看到这些捐款报道时，人们以为美国的亿万美元捐款都是出自一些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他们错了。据统计，美国一年４亿美元的捐款，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

　　在特纳宣布捐出10亿美元之后不久，83岁的遗孀斯考特走进旧金山市区经常为她看病的医生的办公室，递上1000美元的支票捐给这个医生主持的“学生基金”。斯考特是个黑人，她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等不过851美元，这1000美元是她省吃俭用４年攒下的积蓄。

　　1997年11月，新泽西州的居民包叶尔中了“六合彩”，金额1100万美元。这位从没结过婚的72岁老人，平时总是准时到教会，但这次她迟到了。教友以为她中了头奖，不会再来教会，但弥撒开始20分钟后，她蹒跚地走进教堂，解释说她的旧汽车半路抛锚，要送到车行修理。随后她宣布，把“六合彩”的奖金一半捐给教会，一半捐给当地救火志愿队和救急队。

　　《时代》周刊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到中了“六合彩”怎样花这笔钱时，有33%的人回答要把大部分金额捐给慈善事业。

    打破国界的捐赠

　　还有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帕瑞德默小姐每个月给一个环保组织捐5美元，已持续了25年，她说：“捐献是我和世界的联络渠道。”碰上灾难性事件，美国人捐款更是踊跃。几年前，俄克拉何马州联邦大楼被炸，加州硅谷26岁的金融分析师葛洛斯捐出了他一年的薪水，共计53847.8美元，他所在的公司老板也捐出相同数额。全公司几乎人人捐款，金额达到10多万美元。

　　全国各地捐款、捐物和要求献血电话之多，会使当地赈济机构应接不暇。“美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太多，以至于募捐组织者会把钱转捐到其他项目上。像特纳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一样，美国人并不是都把钱捐给自己的国家，而是捐给世界各地需要的人。海地的饥民、索马里的灾民、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难民、还有中国大陆的洪水、中国台湾地震中的灾民……都是美国人捐赠的对象。以1996年为例，那一年美国人平均每户捐出了1017美元，相当于每户捐出了全年收入的2.1%。

    捐献背后的心理和文化

　　纽约一位研究捐献的心理分析学家说，事实上，是否捐款和个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美国人之所以捐款，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不应该由政府管，而应该交给社会。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国的主要名牌大学都是私营的，靠捐款运转。像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名校，每年的预算都达几千万美元，绝大部分来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分来自该校毕业的学生。

　　东方人的观念是，人死了财富要留给儿女、亲属，但美国人却不以为然。1986年居住波士顿的81岁的纽伯格去世时立下遗嘱，把全部560万美元的财产捐给美国政府。这位犹太老人当年为逃避纳粹来到美国，他的妻子已去世，有3个成年子女。虽然对于年度预算高达1.5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来说，500万美元只够政府维持运作两分钟，但对纽伯格来说，已经尽了力。

　　1994年，89岁的著名出版家唐纳·米勒死后留下高达900万美元的财产。根据他的遗嘱，除了留给妻子100万之外，他的财产全部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而对三个成年子女未留分文。

    贡献时间：另一种捐献

　　美国人不仅捐献金钱，更捐献时间。义工早已是美国一个普遍现象。例如，1993年的“国际海岸清洁日”，全美有22万义工在几千里海岸线和河边清扫掉了2400吨垃圾。1993年的冬天，旧金山北部小镇帕塔鲁马的一名12岁的女孩失踪，小镇民众自发地成立了“寻找中心”，参加寻找的义工多达1500多人。要知道，小镇全部居民才4.6万人。

　　1995年7月初，来美国康涅狄格州麦迪逊镇参加“残障人运动会”的尼泊尔运动员马利溺水失踪。当地上千名居民手拉手组成人墙，在海岩岸边水里进行过滤式筛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