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剑桥和北大清华，大有一比。

牛津比剑桥老，北大比清华老。牛津长于文科，剑桥工于理科。北大文科虽然比清华好得多，但是清华会搬出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是是是”，北大的学生争辩到，“他们都是大家，可那是90年前的事了，你看看现在，一个季羡林，全清华的文科也不是对手啊”，清华学生遂无言。可是还有清华的学生撰文调侃，“羡林先生，庙之重器也，。。。。。。重器若逝，庙将倾焉。”一半是调侃，一半是嫉妒。牛津一直自豪于和皇家的关系，以及多少个首相受教于牛津－包括现任的首相布莱尔和克林顿，剑桥则强调和下议院更密切，是人民的大学。北大和清华比较，似乎更热衷于政治，北大的学生喜欢慷而慨之，有满腹的经纶和方略，可笑的是政治局似乎没有北大的同学，清华的倒是有。北大还喜欢说自己是朝廷赦建，清华是美国援建，似乎隐隐想告诉大家，自己是正房，清华是偏房。。。。。。

不过和牛津剑桥的竞争比较起来，北大清华的竞争算不了什么。牛津和剑桥在所有的方面都竞赛，当然首要的是谁是英国或者世界最好的大学。据说，在英国如果你告诉一个牛津的毕业生你刚刚考上了剑桥，他会恭维你：祝贺你，你上了英国次好的大学。反之亦然，剑桥的学生也会这样恭维你。北大和清华则每年公布各自录取的状元，然后各自声称录取了全国55％的状元，还好，不是100％，各自给对方留了面子。牛津和剑桥的竞赛，是英国绅士之间的“费厄泼赖”，不伤和气，但是面子总是要挣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划船比赛，已经进行了149年，明年春天是150届。牛津剑桥的划船赛是英国三大赛事之一，另外两个是足总杯和温布尔顿网球赛，每年的春天，这是牛津剑桥之间的头等大事，在泰晤士河上，两岸是如潮的观众，头顶是直升飞机在盘旋，BBC直播，可不能随便输。每年过后，输的一方正式挑战另一方，好让游戏不中断，今年剑桥以半英尺输掉－实际上如果以船尾算，剑桥赢了－所以明年剑桥挑战牛津。据说北大清华也比赛划船，开始很热闹，还曾经邀请过牛津、剑桥、哈佛、耶鲁一起比，现在好像中断了，我们的比赛没有长性。我告诉一个剑桥的舵手，一个瘦瘦的女孩－当舵手胖了可不行，光喊号子不划桨，队员不高兴，划不动－明年可能到中国比赛划船，她眼珠子差点掉下来，“中国，那是一个神奇的国家啊，我还没有去过呢！”不知道现在比赛还有没有。刚开学，我去踢足球－当年我是一条好汉，现在廉颇老矣，尚能跑动，以锻炼身体为主－收到球队的一封邮件，列举了踢球的种种事务，最后是：“即便我们踢得不好，至少我们可以品尝打败牛津的乐趣”，我不禁大笑，原来我还在犹豫，现在铁心加入了，不过今年是否还有打败牛津的乐趣，我不敢说，看者那些笨拙的队友，觉得悬。我们的上一年级师兄主客场全胜，为此他们到酒吧好好庆祝了一番。

和北大清华不同的是，牛津剑桥有学院制度。

英国人发明了很多莫名其妙、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制度，让人啼笑皆非。我星期天一早去小卖部买东西，顺手拿了一瓶啤酒，去结帐，刚要付款，售货员一把从我手里抢过啤酒，彷佛害怕我跑了，然后说，我不能卖给你啤酒，星期天早上10点钟前不能出售啤酒，现在差10分钟到10点。我不禁大笑，问为什么，旁边的几个小伙子也笑了起来，她嘟嘟囔囔地解释，我也没有听明白。你想想在中国肯定行不通，如果我10点钟前去买啤酒，售货员会告诉我，国家规定不能10点钟前卖啤酒，但是她仍然会卖给我，然后让我把啤酒放到包里面，不要让人看见就行，如果工商或者公安检查查出来，就说是醋。。。。。。

电视税是另外一个可笑的制度。在英国看电视缴税，120镑一年，我收到过一封信，告诉我如果我有电视，请赶紧缴税，否则我“可能被恪以1000镑的罚款，以及一个丢人的名声，还可能被法庭传唤”，并且建议我，因为我是一个学生，可以只买3个季度的税，“因为学生一般有个长暑假，可以节省30镑”。这种制度在国内更行不通，因为法律规定，只有收看CCTV的节目才需要缴税，其他的频道不用，执行起来的成本太高，你想想，执法大队的队员们，首先要知道谁没有缴税，然后敲门进入，然后再查看是否在看CCTV的电视，如果有遥控器，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早换台了。即使我被逮个正着，我也会争辩，刚才是一只猫踩了一下遥控器，不是我换的，“猫呢”，“猫上房顶了，不知道是谁家的。。。。。。”。但是这个规定竟然在英国执行了，真是不得了。

学院制度是其中最莫名其妙、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制度，可是在牛津剑桥已经运行了1000年，似乎还要继续下去。大致说来，在牛津剑桥念书，你不仅属于一个系（或者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所等，都是学术单位），还属于一个学院。事实上，作为一个实体的剑桥大学，基本不存在，存在只是学院和系的联合体。“学院，简单的说，就是宿舍”，这是凯思学院的前院长，李约瑟教授说的，简洁，而且略带幽默，可是学院远非这么简单－中国的大学也有宿舍－但是对外人很难讲清楚，所以李约瑟教授的话是回答外人的最好的答案。顺便说一下，李约瑟是化学博士，可是最著名的研究却是中国文明史，他去过一次中国，从此后一直想回答，为什么领先了1000多年后，中国落后了。在英国如果你说是牛津剑桥某学院的院长，其他人会肃然起敬，学院院长在英国地位大概比省委书记在中国的地位高。李约瑟在世时剑桥是世界研究中国的中心之一。

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类比是：学院是武林中的门派，例如少林寺、武当山、峨嵋派等，而系，是剑术、刀术、棍术协会，也就是剑协、刀协和棍协，剑桥大学是中华武术总会。我们知道，在少林寺中，有人练棍、有人练刀、在峨嵋派中，有人练剑、有人练刀；在剑协里面，有峨嵋的，也有武当的。在学院里面，有人学习化学，有人学习文学，有人学习地理，在系里面，有的来自国王学院，有人来自三一学院，有人来自耶稣学院。如果中华武术总会召开剑术大会，练剑的自然最感兴趣，但是练刀的不妨去观摩，有些天才的刀客可以从剑术中领悟刀的妙用。有的门派以剑术见长，有的门派精于刀术。在学院里面，则是各有个的特点和优势。在武术上，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毕竟要领进门，所以学院在本科生教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提供宿舍，本科生需要和导师定期交谈，可以交谈任何的内容，从学术到生活。据徐志摩称，当年他在国王学院，是一个访问者（关于学院内部学生、导师的三六九等和分类，以及对应的黑袍子，只有在学院工作10年才能搞清楚），导师和学生谈文章，谈修辞，谈卷子，一边谈一边吸烟，一边熏陶，于是天才就被点燃了。他说的大抵不错，只是现在的导师可能吸烟的少了。

为什么先贤们创立学院制度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么运行的成本高吗？只有系，岂不简单？但是学院自有学院的妙处。那些先贤们坚信，对于大学的青年们，最好的学习是青年本身之间的交流、辩论和探讨，然后是导师的引导，学院为青年们提供了最好的交流的场所，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起居，一起讨论。在国内任何大学，学生很难在宿舍遇到一流的文学评论家，一流的物理学家，一流的电机工程专家，大家遇到是自己领域内的同学，下课上课都在一起，这显然是极大的浪费，为什么经济系的同学不能和建筑系的同学住在一起呢？“这很难管理”，一位大学辅导员可能这么说。是的，这比住在一起难管理，但是，大学管什么呢？大学生需要那么多管理吗？那么跨学科的交流真的这么重要吗？是的，在此不论证。另外一个学院的优势是，他们是独立的实体，不受校方的干涉，具有经济的独立权，可以支付他们招聘的导师，这保障了学术的独立和自由。一个附带的好处是，你在学院也有一批的校友，这无形中把校友增加了一倍，谁都明白同学在职业生涯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学院的弊端是官僚和守旧，以及低效。前几期的学生周报（一个独立的报纸，不是官方学生会的机关报，不是清华大学的“新清华”之类的无聊的报纸）报道，因为圣约翰学院入不敷出，准备提高学生宿舍的住宿费，学生们不干了，他们说学院的财政危机是因为他们的财务管理有问题，不应该由学生承担，应该提高管理水平，如果上涨住宿费就罢课。罢课不罢课我没有留意，在市中心各种游行多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警察也不把游行当回事，维持秩序就行，最近的游行是反对新建一所实验室，因为该实验室拿猴子做试验，猴子很痛苦，但是有人争辩说，如果猴子不痛苦，我们就没有新药，人就会痛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我也不知道新的实验室建了没有。据学生周报报道，“大概有1000多人参加了游行，游行限制在法律和秩序内，组织者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现场的警察说，大部分人游行是凑热闹，有些人是去买菜而顺便游行，因为他们还随身带着菜篮子。。。。。。”翻了一下本期学生周报，说圣约翰学院准备出售自己的藏品，一批名贵的油画等，以弥补财政亏空。看来如果不改革，不与时俱进，和大英帝国一样，牛津剑桥的学院制度也会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