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是基本的讲和写；第二件事，是如何读文献；第三件事，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基本的讲和写。

语言的听和写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语言的内容才是主要的问题。美国的普通物理，放任自流的物理教学实验。在美国，要学会如何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讲和写得简单易懂，领略到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表述得简单易懂。不信你便去听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报告，再去听听研究生的资格口试，一定前者易后者难。可能，讲和写的方式便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我们的老祖宗们便喜欢引经据点地把简单的想法复杂化和神秘化。同样是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中国的“阴阳五行说”便要比西方的“原子说”要艰深博大得多。

在美国上课，便要轻松得多。课堂上有问有答，老师如鱼得水，学生妙语连珠，彼此汤姆、彼德地称兄道弟。即使是荒诞不经的问题，老师也要借机引申一番。的确，科学上有什么是坏的问题吗？美国学生一般没有中国学生知道得多，问的问题也天真；但好的学生往往能问出好问题，让老师大大地引申一番兴奋一场。和好的美国学生一起上课，仿佛是在看别人在做有趣的猜谜游戏，自己因为预先知道了答案而只能旁观，心中充满懊恼和羡慕。

美国学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比如学生物的从小便做野外观测，案头常常放有自己幼时亲手采来的标本，有的假期依然重操旧业；学物理的十分熬得住，四十出头一无所有依然热忱不减。而决定中国学生所学专业的其实是高考分数和毕业分配，当然，美国并非到处如此，一般工学院的课堂风格便比较近似于国内。可能，这也正是美国工业界在高科技上拔尖的人物中，工学院科班出身的人并不多。总之，这种培训式的教育严格训练出来的人中，在科技上勤恳有用“成名”的挺多，开辟新路“成家”的不多。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二件事，便是如何读文献。

而林林总总的科学文献中，有对的，有错的，所以读科学文献，要怀疑、要分析、要推理、要就事论事、和要旁敲侧击——要“不信邪”，要以“我”为主。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中，读文献才是重头。发展快一点的学科，如生物，研究生课程常常没有教科书，只有文献，甚至于象听科学报告一样，十几位老师轮流传，每个老师讲他那一方向的科研，留一堆令人头痛的文献。美国教育体制似乎并不在乎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在乎给学生一个分析信息的方法，“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我因转学生物物理而旁听了一年的遗传学，就是这种风格；第二年正式选课时，发现内容已经有了许多更新，文献有一半是新的。有的老师还要故意给学生指定“牛屎”文章请学生分析，让学生上上大当，让我们明白即使是科学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和撒谎的地方。遇到问题，美国学者的第一本能便是想想“图像”——想想已知的事实的前后顺序，而不是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开始一头扎进理论体系，或是象俄国人那样开始解方程式。

在美国，一个好的研究生不光要做好项目，还要会看文章、能拿主意、懂得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并能放眼未来。而一个研究生如果只被动地读导师指定的文献，他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科学上勤勤恳恳的跟屁虫。可惜，读文献的意识在我们中国留学生中并不十分强烈，许多人一说便是个人手头的项目做得有多好，但对其它人在做什么却所知甚少。在西方，“科学”不是从理论体系开始的，而是从事实和信息开始的；人与理论体系的关系是自由平等之下人人玩理论体系、而不是象在中国那样理论体系一直在玩人人。我这里并不是说理论体系在科学上不重要，而是说理论体系不应管得过宽过细，成为独裁人的思想的东西。在西方，“真理”是被当做“科学”来看的。半个多世纪以后，我终于理解了北大老校长胡适忠告要“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苦衷。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三件事，便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

记得在北大参加“草地沙龙”时，那时北大学生对北大不自由的一致定义便是：一、要上政治课；二、晚上要熄灯；三、早晨听大喇叭；四、食堂太定时……在美国几年后，我对自由的理解更加进步了，自由不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或是御风而游、心驰神想等等。自由包涵着义务、责任、尊严、尊重、法治、平等、和社会的公正。自由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状态，自由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公德。首先，自由的第一要素便是平等。

在美国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留学生便要幸运得多，一上来便能挑大梁，两年以内便在最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多。同美国的研究生导师一般只给学生提供钱和给项目上开个头，其它由学生自己去闯去做。学生遇到问题，老师给出点子和打气。学生做不下去了，老师帮忙转向。学生和老师是十分平等的。有几次我和导师有学术上的分岐，两人拍着桌子对吵——我的导师平时是一个非常温文和蔼的人，也是学术上一个方面的权威——如果导师见的确说服不了我，便与我共同分析一下我的方法会不会损坏仪器、浪费过多的经费和耗费过多的时间，然后让我自己去试去体会。果然有一半时间上我最终明白导师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也有一半时间上我能向导师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导师这时便很是高兴，认为我为项目带来了突破。

几年以来，我与导师既有争论的时候，也有共同庆贺的时候，导师真心地希望我能超过他，师生的情感日笃。美国人一般十分尊重有主见的人，更看重能坚持正确己见的人。

当然，导师和学生也可能有利益上的冲突。本系与我同届有一位中国学生，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课题，但他的导师不让他马上毕业，阻挠、并在他的论文答辩上使坏。该同学一状告到学校，结果不仅他顺利毕业、由系主任推荐找到了不错的博士后，而且他三年来的成果属于他个人、而与他的导师不再有关联。所以，自由的第二要素便是法治保障下的社会公正。

我在美国，遇到过许许多多献身科学有所建树和道德高尚的同胞和校友。北大和北大老师留给我的记忆其实是十分美好的，对我的培养也使我终身受益不尽——我写此文，就是缘于“北大精神”的感召，希望整个世界象北大未名湖那般纯洁和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