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墨尔本不久,我自己的报纸就开张了。因为是免费的学生报纸,刊登的文章断然要有点品位和见地,才能抓住读者们的眼球。好在我虽然本事不大但人缘挺好,纠集了一批各领域的博士、硕士精英们为我摇旗呐喊,几期办下来,竟然赞赏声众。为了避免曲高和寡,显示作者水平的多样性以鼓励读者投稿,我也不时地抖抖花拳秀腿,亮相给那些有心无胆的业余作者们看。我的勇气无疑激励了大部分读者,不仅投稿量开始成倍地增长,我还经常能收到热情洋溢的读者反馈,告知我要坚持写作风格,他们觉得我对待写作的坦诚和泼辣让大家很是受用。正当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考虑成为“海龟”里的山药蛋派的时候,我要撬起地球的扁担裂缝了。
第一个点名批评我的是家里德高望重的外公。外公出身于名家大户,不仅见多识广还学富五车,从19岁就留学日本,会英、法、德三门外语,回国后当了一辈子的医学权威和博士生导师。他除了不会打电脑游戏以外,其他领域的知识确实不见得比我落伍。老头儿只看了我两期报纸就坐不住了,他在连续教育了我爸妈教子无方一周以后,终于逮住了往他家打报平安电话的我。好在往国内打电话费用不算太贵,他抓着我教育了半个多小时,从国际关系讲到处世态度。大多数理论性的东西我都当酒肉穿肠过了,但是他举了个例子给我印象很深,他问我“你怎么能管热情友好的澳大利亚人民叫‘鬼子’呢!”
我深谙家里对于重大事件的处理程序,外公的教育一般是高屋建瓴式的理论指导,虽然絮叨点但是态度可亲,属于是有礼有节的循循善诱。真正杀伤力极强打主攻的,是家族里有名的鹰派人物——我老妈。老妈是师范专业毕业,日报记者出身,当了二十多年的党内杂志主编,后来又摇身一变成了法学专家和律师们的主管。我虽然也是个能言善辩的人物,但遇到这样的对手,还是明哲自保才是上策。
果然事情不出我所料,当我的话题刚转到办报写作,老妈的语气一改五秒种前嘘寒问暖时的慈祥和蔼,向我明确指出以下种种不足。她首先从文法角度入手,告知我文章里有多处主谓宾顺序不对,定状补繁琐冗长,严重影响了文章的流畅性。在题材的选择方面,她告戒我要少写些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多剖析社会和人性层面的问题,争取创作出触及时代灵魂、教育广大读者的深刻作品。我的文章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我的文体风格,她直言不讳地说,我是在利用文字调侃,她觉得我是个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作者,作品很不深沉。老妈的风格一向是语气犀利内容尖刻,虽然她对我的这番评价本身就很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但是她的观点往往都有些代表性,比如她这次提出的关于“深沉”的问题。
我确实曾经是一个深沉的写手,抱着极为严肃的态度进行创作和观察生活,用自己有限的阅历非常努力地探讨和挖掘问题,当时都恨不得找一个哲学博士做老公终身为伴。虽然我当时写的美文很受好评并屡屡获奖,但深沉的我非但体会不到尽致的淋漓,倒是屡有做了无病呻吟小文人的自责。
两年前,我的文风陡然转变,写作时油然而生的快感和流畅清楚地昭示我,奔腾而出的是属于我的文字。然而兴奋的同时我也不由得隐隐地担心,我的文风不再深沉,是由于我变浅薄了还是像我的读者朋友们所言‘找到了另一个途径来阐释生活’?问题的答案不得而知,我心想,也许某天哪位智者会点拨我吧。
报纸办了一段时间后,一个朋友带话给我说,一位资深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想跟我见面,希望能把他学生的中文作业放在我的报纸上发表,临了朋友嘱咐我,见面的时候谦虚点,那教授有点文人特有的气质。既然人家是国际层面上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我确实应当对他必恭必敬的,更何况他还没准能介绍我到哪个中文学校当个老师什么的呢。我马上打印了几份简历,在费心研究了“茴”字的几种写法后,给他发了字里行间溢满敬仰之词的约见信。
学者一见面就侃侃而谈,从马克思文化理论谈到“海瑞罢官”,看得出是饱读诗书,但是观点苛刻刁钻,让我无法苟同。从谈话的语气听得出来,学者是怀着恩泽布衣的架势在施教,没有想跟我探讨问题的意思。更何况我心里还打着溜须拍马混口饭吃的小算盘,并不想因为砸给学者几个顶天立地的学术观点而断了我柴米油盐的后路。
几刻钟后,学者谈性将至,话题终于回到今天见面的主题上。他简短地表达了他的豁达态度,告诉我他虽然给报纸免费提供了这么多精彩文章,我也不用对他感激涕泠千恩万谢,帮助我们学生报纸是应该应分的。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的心理学还没学到家,修完了这个学位以后还应当去补个“大众关系”的硕士文凭,敢情这话还能这么反着说的!
等他把“雷锋就在我身边”的报告做完,忽然想起来要照顾一下听众情绪,他问我“你对我们的稿子没什么要求吧?”我知道他的学生都是在海外出生的小香蕉人,写不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但是为了防止他在给学生指点江山的时候把他刚刚跟我宣传过的极端观点放进去借刀杀人,我脸上挂着最谦虚的表情说“哪里有什么要求,只是多谈点他们的个人生活,少涉及点政治为好”。我有这个顾虑其实也有点个人原因,我本人并不是个政治观点明确,政治嗅觉灵敏的精明人物,如果楞往觉悟高的阵营里挤,在自己的报纸上放政治论坛,无异于想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在这件事上,揣着明白装糊涂是聪明,揣着糊涂装明白可就是没进化完了。
我这句话还没等落到脚面上,学者拍案而起,两根食指轮流指着我痛斥。在他抑扬顿挫的愤慨中,我竭力抓住一些只言片语,试图分析出是我什么观点把这个“活雷锋”瞬间气成了本·拉登。他说“你这是限制学术自由”;“没想到一个海外的学生报纸还有这种顾及”;“有没有点民主概念”;“你们跟中国使馆是什么关系”。我怀疑他多少有点幻听幻觉,并且开始合计这伙计学问到底大到什么程度,这基本的沟通能力看样子还不如我呢!
谈话进行到这种地步,已经不仅仅是属于话不投机了,象这种不识抬举无礼取闹的主儿,我真应该按心理咨询费的价跟他收谈话费。在他的歇斯底里中,我写下电话和电子信箱放在桌上,虽然他可能不在正常人之列,可也毕竟是长辈,我若是拂袖而去再把他什么家族隐性病逗犯了,状况也会变得很难看。“这样吧,”看他没完没了的,我先开口了“这是我的联络方式,我的要求您想必也清楚了,如果有合适的大作,请联络我”。他把胳膊奋力一甩,把头扭向另一面,几缕愤怒的头发乘机跳到他额头上“你走吧,我还要上课呢!”看样子他还真把自己气够呛,估计梵高那会儿的烦躁程度也不过如此了,我留恋地看了他耳朵一眼,踩着四/四的拍子走了。
我原以为他会在我出门的一刹那拿起我的联络信息撕得粉碎,然后在纸片的纷纷坠落中喘着粗气试图平复心情。倘若是这样,他其实还真有点极端文人和艺术家的气质。只可惜他连我这点情境化的想象都没满足了,三天之内,我连续收到了几封地址不详带有恶性病毒的邮件。同时,还有人在我与邮件地址相同的MSN上登入,开篇就大谈中国国内民主状况和政治弊端如何如何,极尽贬低挖苦之能事。显然,学者已经并且把我的个人信息广为散发,并动员各界力量试图让我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原来他根本就没想拿自己耳朵开刀,打的是我的主意。
用句褒扬的话来形容,他这些党羽们还真有点澳洲苍蝇的精神。凡是在夏天来过澳大利亚的人都深有感触,澳洲苍蝇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同族更有见地,不但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而且自我意识特强。若有一只在你鼻子前面报完到后,走了二里半地,跟着你的还是那一只,不轮班不歇岗。平时办报念书过日子遇到的烦心事已经够热闹的了,这些家伙还不请自到地来帮我凑九九八十一难。
编辑们和我商量说要不就弄个论坛之类的吧,咱们既没想攻击谁也没想为谁开脱,就站在客观的角度没准也行得通。作点版面调整当然就是举手之劳,可是读者们千叮咛万嘱咐地不让我们的学生报纸办走了样。除了有两个学国际关系的研究生有过类似的建议,其余的学生都希望我们脚踏实地的为大家办报。一个小姑娘在编读见面会上反问我们“如果有两摞报纸放在学生面前,一个报登打折信息,一个登《光明日报》社论,你说我们学生拿哪一个?”
我大手一挥,跟编辑们说“随他去吧”,看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活。
像我预料的一样,事情很快就见了分晓。妖魔鬼怪们紧锣密鼓地打击一阵见我死不开窍,也没有呼天抢地的大搬救兵,显然是没有什么斗争价值,逐渐便也兴致索然。我自己其实并没有气吞五岳的肚量和胆识,听见他们叫阵,也巴不得能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屁滚尿流跪地求饶。无奈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只能在缩在洞里咬牙切齿。
也真是没想到,没遇见什么得道神士,倒是撞见了几个魑魅魍魉。我们东北老话讲‘遇事儿看人’,意思是说观察这个人有几分斤两,要看他在遇大事的时候还有没有平常心。照这么看,我这人可是真没什么城府,即没有单刀直入的勇气,也不具备笑看天下的智慧。看来我老妈批评得还真是一针见血,我确实不适合往“深沉文人”的队伍里站,就是披上羊皮也改变不了大尾巴狼的本质。
剖析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认识到自己即无勇又无谋更是比较痛苦。可是难得我不为自己找借口,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透视分析法运用得这么彻底,我决定再趁热打铁的辨认一下自己是不是个伪知识分子。正痛苦着,我那当著名学者的老爸跟我打听“最近怎么没见有大作出炉啊?”我简短地跟他汇报了对自我的新论断。他看上去并没怎么意外,嘿嘿地干笑了几声“不过东西该写还得写,人要没什么本事,就更得勤快点了。”这话听上去可没什么兴奋点,于是我问他“我写的东西你爱看吗?”“爱看!”这次他答的倒是干净利落。“那你说我写的这些都算什么呢?”我把话引到了正题,“恩——”他一开始犹豫,我血压直往上升,“算是文化散文吧,”没想到他给我安了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帽子,“别的先不说,这散劲儿是够了”,不摸脉我都知道,听完这话我低压过90,高压绝对过130了。“不过你的东西,多少还有点文化意识”,我事后分析着,从字面上理解,我肯定不是伪文人了。老爸又接着跟我探讨了关于创作心态的问题,他有一句话说得我心情释然,他说“创作态度有时候和文章风格并不是一致的”。
在跟我长篇大论地说了半天以后,我高高兴兴地跟他说再见。在我挂上听筒的瞬间,我忽然听见他回头跟我老妈说“这孩子要是会写点诗歌之类的美文就好了……”
看来有些话根本就说不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