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原捷克斯洛伐克前后渡过了17个个春秋。这片美丽的国土，她的善良、智慧的人民对新中国的纯朴友谊，多年来一直铭刻在我心中，象串串珍珠，闪闪发光。1954年8月，我受祖国派遣，同二十多名同学一道乘坐运送留学生的专列离开北京，穿过辽阔的西伯利亚，来到莫斯科。然后又经过黑黝黝的乌克兰土地，到达金色的布拉格，开始了在查理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

在庄严古朴的文学院的课堂中，我同异国同学一起听课，课余饭后，我常同天真活泼的捷克姑娘挽手并肩，在诗情画意的伏尔塔瓦河畔漫步，欣赏古城的迷人风光。在暑假，随学校组织的义务劳动队，到农业合作社采摘啤酒花。寒假中，又同学校体育老师一道，到巨人山区滑雪。虽然我首次远离祖国，身居他乡，但毫不感到陌生。作为一名新中国的青年，时时处处受到关怀和爱护，生活在友谊的温暖之中。

伏尔塔瓦河

刚到布拉格的头两年，我们一群中国女学生住在距市中心不远的阿尔贝尔托夫大学生宿舍。距宿舍不远便是电车车站。我们每天上课都从那里乘车。电车司机对中国学生格外友好。只要他们看到我们追车，即使电车已经启动，也往往停下来，等我们上去后再开。当时布拉格的交通工具尚不太完善，早上还是比较拥挤。不少乘客常常手抓车门边的栏杆，把身子吊在车门外。但是那些素不相识的捷克人，总是把中国学生推到里边，而自己用身体护卫着我们。

当时我和其他中国同学只有十七八岁。在外国人的眼里，我们这些黑头发的东方姑娘和小伙子，比实际年龄要小。不少老太太看见我们，总用怜爱的目光询问我们是否想念远方的亲人，但她们往往不等我们回答，泪水便簌簌而下，或者伸出慈母般的大手把一把糖果塞到我们的书包里。

在这里学习的中国学生，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捷克和斯洛伐克同学的家。每当节假日，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同他们一道回家团聚。我的“家”在捷克地区北部的利别雷茨市郊农村。我的好友玛丽娅·柯佩茨卡就出生在那里。玛丽娅原是个工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了培养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把她送到布拉格捷克技术大学深造。她攻读数学专业，为人质朴热诚，对中国尤为友好。她不会中文，但凭着对中国的爱，硬是学会了用中文唱《东方红》。

她比我稍大，总是象姐姐一样关心我。每次看到我，都先看看我穿的衣服，发现扣子掉了，就给我缝好。每当她从家里带回吃的东西，总是先给我送来。记得1956年的圣诞节，我同玛丽娅一道回家过节。她的爸爸妈妈和妹妹高兴极了。老妈妈不辞辛苦，为我们烹制了各种菜肴。在平安夜(即12月24日)，全家围坐在一起，按照传统习惯吃鲤鱼。老妈妈从五颜六色的圣诞树下，拿出一包包精装的礼品，分给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姑娘。第一个就给我。她说：“在一年一度的佳节，三个女儿都回来了，有什么比这更幸福呢?!”她亲吻我，祝我百事如意。接着全家唱歌、谈天，直到深夜。我虽远离祖国和亲人，然而在捷克朋友的家里享受着“天伦之乐”。

1963年底，我挥泪告别了学习和工作长达九年之久的国土，返回祖国。星转斗移，1979年初我又重返布拉格分社工作。在风和日暖的一天，我又与阔别16年之久的玛丽娅相逢。她虽然已由姑娘变成了孩子的妈妈和捷克技术大学的一名教师，但我们学生时代的友谊并未随岁月的流逝而淡漠，相反更深了。她激动不已地对我说：16年来虽然音信不通，两国关系出现风风雨雨，但她及她的全家密切注视着中国的发展，时刻念及我的命运，特别是在文化革命的岁月。当时中捷关系尚未完全解冻，但身为捷共党员的玛丽娅却毫无顾及，她说，“没有什么能阻挡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她经常打电话约我到她家里吃饭、散步。我们在一起又重温那些熟悉的歌曲，沉浸在学生时代的幸福之中。她的家又成为我的“家”。

在捷克还有中国的一家亲戚---距布拉格大约50公里的维纳日采捷中友好农业合作社。该社1953年被命名为捷中友谊农业合作社。老主席赫尔曼总是张开双臂热情欢迎中国朋友。他曾亲自接待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率领的代表团以及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到该社参观访问。他每年都邀请以曹瑛大使为首的使馆人员以及中国留学生到该社参加各种庆祝活动，用丰盛的菜肴招待大家。每当樱桃、核桃熟了，他就邀请中国学生到他家帮助采摘。名为帮助摘樱桃，实为给我们这群远离祖国和亲人的青年人家庭般的温暖。老主席的夫人，一位慈祥善良的捷克妇女，总是像老妈妈一样，把诱人的烤肉和其他菜肴以及香甜的点心摆在餐桌上，让我们尽情地享用。她没有多少言辞，只是看着大家吃得多，吃得高兴，她的脸上便露出欣慰的笑容。临走时，她总是把烤制的点心、樱桃等水果塞给大家。我们在老主席家里，确实如同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和亲人的怀抱，忘却了身在异国他乡。1959年老主席到中国参加十年大庆，在天安门观礼。回国后他对中国的感情更深了。他一直宣传中国的成就，每讲到他在中国的见闻和受到的招待，总是热泪盈眶。就是在中捷关系出现困难的时期，老主席一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友好情谊依然如故。记得1963年底，当老主席从当地报纸上得知新华社布拉格分社被关闭的消息，他和夫人一大早乘火车赶来为分社同志送行。老主席悲愤异常，他说，他和他全家永远热爱中国，永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坚信任何人都无法破坏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他一家都等待分社同志重返布拉格。老主席沉甸甸的话语深深打动每个分社同志的心。

暑去寒来，中捷两国关系重又步入春天。1986年3月，我作为一名记者又被派到布拉格分社工作。不仅有幸目睹两国关系在经历一段艰难之后重新修好，而且用笔记载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在我为增进两国的友谊和合作所进行的工作中，处处得到捷克和斯洛伐克各部门及普通群众的热情帮助，仿佛又置身于50年代我学习时的那种情景之中。

那是在1986年9月，世界女排锦标赛在捷举行。朗平等中国女排姑娘赢得了"五连冠"。她们顽强的拼搏精神，精湛的球艺使这里酷爱运动的观众为之倾倒。我作为采访世界大赛的记者，到处受到友好的款待，他们把对中国女排姑娘的崇敬友好之情也倾注到中国记者身上。中国女排在比尔森赛区参赛时，记者下榻的旅馆距赛场很远，比赛结束后，在新闻中心发完稿件往往要到深夜，公共汽车和电车全无，但新闻中心负责报务工作的涅麦茨同志，总是等着中国记者，然后用自己的车把我们送回旅馆。一日风雨交加，只我一人，涅麦茨同志照样送我。大赛结束后，这位友人不仅对连日来给予我们的帮助分文不取，反而购买了精装的比尔森啤酒，送给我们留念。我望着这晶莹透明的佳酿，眼睛不禁湿润了。

1988年3月8日，我乘长途汽车去捷北部的塔特拉汽车城科普什夫尼采采访。由于路线不熟，我买到了去俄斯特拉发的车票，准备取道那里再去科普什夫尼采。途中我同坐在一起的一位中年妇女攀谈。当她知道我去汽车城却又绕道俄斯特拉发时，对我说：“同我一道在伊钦市下车吧!我送你去那里”。我随她下车后，她的丈夫正驾车在车站等候。她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不仅驱车20多公里，把我送到汽车城，而且在城内转了一圈，让我观赏全城的风光。当他最后把我送到旅馆时，还献给我一束鲜花，向我祝贺“三·八”妇女节。

我在原捷克斯洛伐克担任记者期间和我以往学习的岁月，在这12万7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我跑遍了大部分地区，饱尝了这个花园之国的秀丽风光。最令我难忘的是这里纯朴热忱的人民和他们金子一般的心。我深深体会到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他们创造了这个国家的历史，推动这个国家的发展。增进同这个国家人民的友谊，报道他们的成就，支持他们追求民族独立和美好生活的意愿和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