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活着本已不易，但山姆·苏利文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残疾者坐在轮椅上也可以走得很远：工商管理硕士、多个非赢利助残团体的创建人、多种助残设备的发明人、加拿大勋章获得者、连续做了12年市议员后又成功当选温哥华市市长……

46岁的苏利文是个不折不扣的奇人。 当记者在温哥华和这位“轮椅上的市长”面对面时，发现他谈吐之清晰，逻辑之缜密，思想之深邃，非普通健全人所能比拟。

“你们好，欢迎来温哥华。”苏利文用新学的普通话向记者打招呼。去年市长选举时，他以流利的广东话倾倒了占温哥华人口三分之一强的华人选民。

周游世界，去亚洲特别是中国旅游，是喜欢唐诗意境的苏利文年轻时的梦想。而这个梦被19岁时的一次事故打成了碎片。那一年，他在滑雪时突发奇想，要从朋友张开的双腿间滑过去，结果却撞到了朋友的身上，折断了脖子。一个高大英俊、独立自主的青年，从此变成了一个只能摇头、身体其他部位全部失去知觉的病人。

此后的7年，苏利文陷入了选择生还是死的挣扎中。他出院后一开始是靠父母和社会福利生活。两年后，要强的他不忍再拖累两位老人，坚持搬到了一个半政府半非赢利性质的公寓，并一度变得万分绝望。

“我开始想到了死。”苏利文缓缓地说。“但我又不想让父母伤心。所以我开始琢磨合适的自杀方式。”他把受伤前自己打工存的钱都取了出来，买了辆专门为残疾人设计的汽车。“我想开车坠崖，因为死于这样的车祸，爸爸妈妈不至于太伤心。”所幸他的几次“坠崖训练”都没有成功。

最后是知识给了苏利文生的力量。瘫痪后，看书学习成了他打发光阴、忘记痛苦的主要方式。一位犹太作家呼吁他的同胞要勤于劳动的文章里有一句话警醒了苏利文：除非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学会如何工作，否则犹太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也要做一个完整的人，我要工作。”苏利文当时对自己说。“受伤前我有10亿个机会，而现在我还有5亿个，至少我的身体还在。”

1986年，苏利文申请了政府的资助，摇着轮椅进入了西蒙·弗雷泽大学，开始了新的人生选择。“一切从头开始。没有历史，没有记忆，旧的苏利文已经死了。直到现在，我想起他的时候，总感觉他是个外人。”在大学里，苏利文不仅拿到了学位，还首次感受到了“从政”的力量。

当时校园里没有方便残疾人的车道和电动门，苏利文去上课的路上有几个减速坎，他每次把轮椅摇过去都累得精疲力竭。而到了教学楼，也只能等有人推开沉重的大门才可以进去。苏利文于是动员几个残疾同学，联名致信校长，要求清除减速坎，安置电动门。没想到校方很快采取了行动。“动员大家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自己单干要管用得多。”

从此，苏利文把推动社会关注和维护残疾人权益当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他陆续成立了包括专门开发助残设施的“太特拉学会”等公益团体，发明或共同发明了残疾人专用帆船ＭＡＲＴＩＮ16ＳＡＩＬＢＯＡＴ和残疾人远足或野营的用车ＴＲＡＩＬＲＩＤＥＲ等。

“太特拉学会”目前在北美已有30多个分会。在为残疾人权益奔走的过程中，苏利文因为自己出色的组织和号召能力以及渊博的知识而引起了政治人物们的注意，并动员他参选市议员，为社会做更大贡献。1993年，苏利文首次参选市议员成功。

有趣的是，他第一次作为候选人参加一个集会的时候，组织者一开始还试图把这个摇着轮椅的陌生人赶走。在第一次竞选演说中，他也犯了‘大忌’。当选民们问他的“政策纲领”时，他诚实答道：“我不知道。”结果吓得他的选举助手赶紧出来“救场”，说他“不是不知道，而是要广开言路，征求大家的要求”。但苏利文还是连连否认，说：“你们要信任我，就先选我。当选后我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

“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的回答还是对的。我们的选举体制往往迫使你必须拿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计划，而等一旦当选，就发现有些东西太愚蠢了，与现实相差太远。”或许正是因为苏利文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新风”，温哥华市民2005年把连任两届的这位市议员拱上了市长的宝座。

苏利文从政后即开始学习广东话，因为温哥华人口中华人选民超过三分之一。“我发现我不用周游世界了，因为世界在向我靠近。我的很多选民都讲广东话，我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学习这门语言。”苏利文还谈到了他懂中文的优势。“竞选时我一讲广东话，就会得到华人的掌声和鼓励。而讲英文的候选人，他再怎么声嘶力竭，观众的反应也很冷淡。我有点同情他们了。”市长选举中，华人把选票几乎都投给了苏利文，这是他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路同命运抗争过来的苏利文突然发现，处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他又有了新的对手——政敌。“政策制定者必须要向医生那样，对任何病症都要谨慎对付，努力争取找到可以治根的方法。”他说。“但是总有人怂恿你甚至误导你去做一些错事，特别是追求短期效应的事情，这是我最为气愤的。我必须为那些沉默的弱势群体负责任，因为他们往往都是错误决策最大的受害者。”